对亚洲民主的几点思考

与其它事物一样,民主体制若要生存与发展,必须要有能够使之生存与发展的土壤为依托。对于民主能够生存的条件,亚洲人与西方人的看法虽不尽相同,但也有相同之处,特别是对文化条件的限定是一致的。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指出,民主的关键在于人们必须能够接受异议,要有文化先决条件,即大多数人是否愿意生活在这个冲突和暴力较少的社会,并同意有一套管制集体生活的条例和一套对自己文化的根深信念和价值观,这是民主政府的基本条件。美国的亨廷顿则     

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普世幻象

在以资本逻辑为轴心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中,"商赋人权"重构了自由、民主与平等的价值原则。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标榜的自由本质,是以商品化为逻辑起点、以财产权为核心的经济自由。资本至上的新财富观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平等的最高意识形态。经济性社会的本质化结构及其金融垄断资本导控下的政治"崩溃"注定制度再塑遥不可及。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现实困境是对其普世幻象的指认。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经济哲学批判证明,它与其依附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必然只是历史的过程。     

大选直击:新加坡没有民主吗?

把新加坡理解成一个没有民主的专制社会绝不只是许多中国人的错。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新加坡之外的世界对新加坡的普遍印象,甚至也是某些新加坡人的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然而就其政治制度的基本设计而言,新加坡算得上是个民主社会。     

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秘诀”

如果一个政党,通过民主选举的手段上台,建立一个强势政府,实行法治,强力肃贪,发展教育,慷慨投资民生和基建,任人唯贤,那么长期执政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在上篇专栏文章讲到,新加坡尽管享有东亚威权国家的名声,但其实是个公民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代议制民主政府。在许多西方国家,传统的代议制民主政府的特色之一就是"政党轮替",     

不易学的“新加坡模式”

从根本上讲,所谓的"新加坡模式",有一点一开始就不易学,或者学不来,即新加坡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专制国家,而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议会民主国家。面积不足700多平方公里,人口仅500万人的小岛国新加坡,在中国多年成为官商学各界甚至是普通老百姓的关注对象,也颇具传奇色彩。究其原因,无非两个核心因素吸引国人:一是它是经济成功的华人国家,二是它的威权发展模式。中国官员学习新加坡的热情之     

"日本特色"的政党政治

有学者认为日本和西方国家一样是政党政治,因为国会中有代表左、中、右各种社会力量的政党。当日本人向别的国家介绍日本的政治体制时,“日本是民主的政党政治”这一条是一定会提到的。然而同样是“民主政治”,它在日本的运作和     

滞后的俄美伙伴关系

寻求战略联合 1991年8月,在紧随共产主义者的政变失败之后的一次莫斯科群众集会上,我发表讲演,正式宣称了一个过去看来只是一种理想的事情: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已是民主俄罗斯的天然朋友和最终盟友,就如同他们曾是苏联极权主义的敌人一样。 事实上,伙伴关系是对俄罗斯和美国来说最好的战略选择。拒绝这种选择将意味着失去使民主、开放的俄罗斯国家的形成和使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缘何能长期执政

新加坡是个非常具有政治特色的国度,它具有一系列的民主体制应该具备的要素,但包括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在内,普遍认为新加坡并不是一个西方式自由民主国家.应该说,是在多党民主体制构架下成功保持一党独大的权威体制的国家.建国之初,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很快成功地把新加坡由一个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第三世界小国转变为一个在世界舞台上颇具竞争力的发达国家.政权基本稳定后,人行党通过一系列自身的调整和改革,并时时对出台的政策进行检讨,使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而赢得了选民的持续支持,在历次选举中始终以压倒多数取得选举胜利,并于2001年大选中取得83个议席中的81个,创下历史新高.人行党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掌控着国家的一举一动,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高度稳定和行政运作上的高效率.     

西方党内民主:假设、模式与启示

学术界对党内民主的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包容性、集中化、公开性和组织的制度化是测量党内民主概念的四个有用指标.本文在探讨西方学术界关于党内民主相关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对西方政党两种党内民主模式进行了评析.文章指出,西方党内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当代中国建设“稳定型民主”的路径选择——发展中国家“民主乱象”引发的思考

"稳定型民主"是对向民主转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民主乱象"作出的回应。影响民主稳定的因素主要来自内部客观条件的不成熟和主观上民主化策略和方式的失当;西方国家推行输出民主战略是影响民主稳定的外部因素。建设中国特色的"稳定型民主"需要在坚持正确的民主发展观、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完善国家现代政治制度、建立和谐的公民社会、培养健康的政治文化等方面作出努力。     

中国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以国家为例

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西方完全不同。其后果意味深长。在西方,至少在二战后这个时期,我们总是认为合法的国家,绝对是一种民主的运作方式,并且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中国模式却颠覆了这个逻辑。在西方看来,中国没有民主,但它的国家有着很大的合法性,我认为比任何西方社会的合法性都大。如果国家的合法性所指的主要或只是民主的运作方...     

根治“东南亚之癌”

在新加坡,人们虽然对政府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从未听到有人议论政府官员有贪污腐化行为,这是新加坡人最引以为自豪的地方。他们把新加坡政府的廉政.归功于被称为“现代新加坡之父”的前总理李光耀。早在五六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独立之初,政府官员道德沦丧,贪污腐化,被某些西方国家称为“东南亚之癌”。新加坡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理李光耀,立志要在新加坡根治这种不治之症。李光耀多次声明:我是政府总理,我可以造就出多个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但我自己绝不能成为富翁。     

不寻常的民主--自民党单一政党统治与日本式民主

战后日本虽按现代西方民主原则建立了民主主义制度,自民党长期的单一政党统治使其民主在学术界引起一定争议.自民党的长期一党统治,不只是选举、获取投票模式的结果,而且也是其治理和形成政策模式的结果.日本的民主政治具有其独特性,即将民主思想融入本国的文化,从而形成一种看似不寻常,实为寻常的民主模式.     

当代西方社会民主政治思潮概观

当代西方民主理论流派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西方产生的各种资产阶级民主学说,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当代的新发展.深入了解和剖析这些理论流派,对于深刻认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质及发展趋势,是很有必要的.     

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困境

在西方,近代既是一个民主理论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代议制度确立和发展的时期,许多国家都采取了代议制的国家制度形式.西方代议制民主在早期曾经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随着时代变迁,西方代议制民主也逐渐陷入了困境.     

协商民主的技术创新及其困境——基于西方经验的反思

综观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协商民主在操作上出现了大量的技术创新。根据组织协商的主体来划分,协商技术创新主要包括政府新增职能、政府新设机构、委托社会承办、社会组织主办和基层社区主办等类型。虽然各国各地协商技术的创新此起彼伏,但协商民主仍然难以摆脱协商性不足、成效不显著和制度化水平较低等困境,从而限制了技术创新的效用和影响。面对民主治理的严峻挑战,协商民主的技术化倾向很容易陷入为了技术而技术的迷惘,导致其与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不相匹配,出现徒有形式的低效率协商等问题。深入剖析西方协商民主技术创新的困境,为思考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西方选举民主的合法化功能及其限度

人民主权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基本原则,它的积极和消极含义分别衍生出人民主权和人民同意两种民主形态。基于同意的统治是西方民主的主流,熊彼特将其重构为基于选举的统治,它的基本功能即构建大众民主时代的形式合法性。选举民主基于群体心理学塑造选民维护精英统治,最终却导致民众远离选举,民主成为基于人民沉默的统治。民众投身于社会运动,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销蚀了选举民主的合法化功能并冲击着整个民主体制。西方民主的未来取决于其能否弥合右翼民粹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巨大张力。     

新加坡2011年大选与政治发展模式

在2011年大选中反对党的进展以及执政党、反对党和选民所表现出的选举理性,表明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尽管新加坡仍具有威权主义的体制形式,但是其政治发展却表现出优质性民主的特质,这表现在民主化过程稳定而有序,政府管理的水平和效率较高,充分实现了体制所规定的民主权利,尽管其民主仍有待于发展.政治转型较晚而在权威主义体制内把民主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原因是由其民主的主客观条件较为成熟、政治精英与民众共同推动民主化进程以及政治体制制度化水平较高等因素决定的.     

冷战后经济全球化与美国的“合作”霸权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都把优先发展本国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在西方国家看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必然会促使西方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推广,最终实现西方民主政治的全球化。美国强调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民主价值观,强化美国人的特殊优越感,以经济“合作”为手段,成就其全球霸权的目的。     

重构民主合法性:来源、路径与形式——评罗森瓦龙的《民主的合法性》

自从自由代议制民主在西方产生以来,对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质疑与反思就从未停止过。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普通民众对现存民主体制的消极不满情绪日益增加,西方学界内部对自由代议民主制的缺陷与不足也提出了更多批评与思考。无论是对传统民主体制的批评,还是所提出新的制度发展路径,西方学者的关注点都回归到合法性问题上。作为一种政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