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犯罪现状与对策

自１９４９年至８０年代，中国是治理犯罪富有成效的国家，一向以青少年犯罪率低和改造罪犯成功率高而自豪。但是，进入８０年代以后，由于社会转型的速度加快，社会更加开放，犯罪率出现持续增长的趋势。特别是到了９０年代，犯罪问题变得相当严重，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西方国家犯罪概念评介

<正> 西方国家对犯罪一般概念的解释和规定很多,现选其中有代表意义的加以介绍,并简要地与我国比较,发表一点个人评论。(一)关于原始社会的"犯罪"解释犯罪这种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认为:它是随着阶级斗争和国家出现后才出现的,同时,也是随着阶级斗争和国家的消亡而消亡的。因此,我们主张犯罪这种现象在原     

行刑社会化视野下的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西方国家普遍盛行的、并被联合国预防与控制犯罪组织予以肯定与倡导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矫正罪犯的体制与方法,它既是西方教育刑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刑罚经济原则和经济刑罚原则的具体贯彻,更是刑罚社会化、个别化、人道化要求的具体落实。根据     

略论刑事政策与经济犯罪审判

任何政策都是针对一定的社会问题,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制定的。一个政党或者国家针对犯罪现象制定并实施的有关打击和预防犯罪的指导方针和行动方案,就是刑事政策。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注重刑事政策的制定和运用,在建国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党和国家的一系列刑事政策是惩治各种犯罪的主要依据,在打击犯罪、改造罪犯和预防犯罪方面发挥了强大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法制建设的完善,我国实现了从主要依靠政策治理国家到主要依靠法律治理国家的过渡,依法治国成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方略。与这一进     

罪犯矫正中应注重人际沟通

矫正罪犯不仅是监狱的责任，也是社会共同的责任。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日益复杂的犯罪群体，面对的是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传统的矫正方法和观念正经受着新的考验和挑战。随着信息技术的越来越发达，人际沟通也变得空前便利甚至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无处不在，注重罪犯矫正中的人际沟通也应该成为监狱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与联邦德国的犯罪及其控制

<正> 一、比较犯罪学的理论与方法直到不久前,犯罪学仍然是注重犯罪人。犯罪行为的最初原因是从犯罪人反常的个性中看出的。由此人们认为,可以把罪犯安置在改造场所,通过运用教育和治疗的方法来消灭犯罪行为。今天,这种关于犯罪原因和刑事政策的认识仍然受到支持。虽然如果没有犯罪人就没有犯罪学,也没有刑事政策,但是犯罪人不是犯罪原因及其控制所应考虑的唯一因素。应该考虑的因素还包括受害人和社会环境这两个因素,它们各自都对犯罪的发展发生不同的作用,因此它们必须参加对犯罪的控制。犯罪是在社会完善和个人的学习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也只能在这个过程中被消灭。     

80后犯罪主体犯罪特点及改造

正一、80后罪犯的犯罪特点80后罪犯犯罪类型以暴力型、财产型犯罪为主,且犯罪类型呈多样化。第一,团伙犯罪有上升势头。80后罪犯年纪轻,正处于生理发育期和心理冲动期,认知上比较模糊,其思想和行为易受同辈群体影响,尤其是社会不良人员的诱惑,致使他们参与团伙犯罪。第二,违法犯罪形式多样化。虽然文化水平整体偏低,但80后罪犯是一个高智商群体,获取信息和分析信息能力突出。在模仿能力上有绝对优势,不断创新作案手段和方法。第三,具有文化水平低的特点。不少80后罪犯因     

国外行刑社会化及我国行刑社会化之完善

刑罚执行社会化是在刑罚执行中注重社会因素在行刑中的作用 ,使罪犯易于复归社会。西方国家在行刑社会化上已取得了重大进展。西方国家行刑社会化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根据。我国在行刑社会化上已有了一定的成就 ,但仍需进一步完善     

毒品犯罪罪犯假释监督案件办理实践

检察机关要加强对再犯罪危险性高的罪犯,如毒品犯罪罪犯等假释适用条件的审查把关。要深入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注重实质化审查,准确认定涉毒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和有无再犯罪危险。罪犯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虚假证明材料意图获得假释的,表明主观上未能真诚悔罪,不能认定其确有悔改表现。在办理假释监督案件过程中,发现违纪违法等问题线索的,应依法移送相关机关办理,延伸监督效果。     

日本:肖像画侦查成为破案利器

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针对犯罪的打击手段越来越多,而且破案速度也越来越快.不过,在一些侦破环节中,仍然离不了"人"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于罪犯,他们的外貌特征、年龄大小等会在向受害人实施犯罪时被记住,通过一种最简单的手段,往往可以很快地将他们绳之以法.这种手段就是手工给罪犯或犯罪嫌疑人绘制肖像画.在日本,这种手工绘制罪犯肖像的专门人才被称为"肖像画搜查员".……     

论法官的道德自觉与法的确定性

法官道德包括个人道德内在自律和职业道德外在约束,法官的个人道德又包括作为常人的道德层面和高于常人的道德层面。道德自觉的法官既可在司法程序中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又能引领社会的变迁。法官、公众以及法律三者的道德价值取向,在实质内涵上都以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为根本。崇敬权利价值是法官道德信念的极致,是法官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升华。法官是现代法治社会道德共同体的守望者。     

论雇主责任过错推定原则的合理性

雇佣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受雇人因执行一定的职务不法侵害他人权益时，如何规制其雇主的损害赔偿责任是法律上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无论从构成要件的认定，还是从责任承担的安排上，均可推导出雇主责任过错推定原则的合理性。我国未来的侵权责任法宜明确规定雇主责任为过错推定原则。     

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司法救济

现代司法作为西方法治的舶来品对中国固有的司法传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在依法治国的今天,现代司法与中国传统的接触更多地表现在当下的农村社会。设置在乡镇中的人民法庭代表着司法权在基层社会中的渗透,作为一种权利救济途径的司法救济将民众与人民法庭联系到一起,将传统的纠纷解决模式与现代司法联系到一起。在这个传统与现代相互交错的时代,我们应当关注于司法救济如何落实抑或人民法庭如何在基层扎根。     

我国宪法诉讼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从宪法诉讼的基本概念出发，对宪法诉讼制度的目的以及价值进行梳理。宪法诉讼制度作为人类迈向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机制。具有维护现代民主社会的秩序、自由以及法治的价值。但宪法诉讼制度之于中国是否急需建立，需要考察我国国情与民情。在我国当前宪法政治化的观念还未完全深入，宪法以及法律中有关违宪审查的相关规定还很模糊，人大制度尚未完全发挥作用之时，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制度更为可行和急迫。     

我国司法鉴定的法治化研究

司法鉴定的法治建设是鉴定制度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国法治进程的重要环节。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应当在原有的司法鉴定特色和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法治理念,以公正和效率为价值目标,建立科学和完善的司法鉴定制度。我国的司法鉴定立法应当结合我国相关诉讼法律制度修改的契机,在逐步完善现有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建设统一完备的司法鉴定专门法。     

论民法研究范式的绿色转向

在转型中国的时代背景下,民法研究范式应该实现绿色转换,即民法研究应该以建构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以及人内心整体动态和谐的"绿色"市民社会秩序为根本目标,以包容协作为基本理念,以弱势群体的保护、协作精神的贯彻、利益冲突的疏导作为民事制度建构的基本方向,在民法的内外体系上对传统理论进行革新,从而确立一个新的学术共同体和新的研究范式,来回应生态、人态和心态日益紧张的现代市民社会。     

体育犯罪样态演化研究

人类体育犯罪史经历了原始体育犯罪样态、古代体育犯罪样态、近代体育犯罪样态和现代体育犯罪样态。在犯罪学视域下,原始体育犯罪主要有体育暴力犯罪;古代体育犯罪新增了体育赌博犯罪、体育欺诈犯罪、操纵体育比赛犯罪等新类型;近代体育犯罪又增加体育中的歧视犯罪和使用兴奋剂犯罪类型;现代体育犯罪形态则呈现向广度和纵深发展的新趋势。     

关于我国征收环境税的立法思考

环境税作为防治污染和环境破坏,改善环境的经济手段之一,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开征环境税将成为今后我国税收法律改革方向之一。制定并出台环境税独立税种,并与现有其他税种的“绿化”相互呼应,将成为开征环境税的基本“路线图”。     

唐宋时期残疾群体救助特点及成因分析

唐宋两代是我国历史上社会救助比较完善的时期，这一时期残疾人群体的社会救助在政策、典法、制度等都有涉及，关于残疾人群体救助的特点较为鲜明，措施和方式也是比较完备，这与两个时代的经济、政治背景是分不开的。该时期的残疾救助继古开今，为后世的社会救助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救助提供了借鉴，特别是残疾人的救助更是关系到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     

从社群主义拯救罪错少年——恢复性少年司法及其社区参与

少年司法固有的福利模式和刑事模式均无法单一地解决少年犯罪的问题,因而受到学界的批评.同时,以恢复社会关系,促进罪错少年回归社会为目标的恢复性少年司法似乎正在成为少年司法的“第三条道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社会、社群和社区的发展变化对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我国的城市化和市民社会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社会、社群、社区的发展驱动了具有恢复性少年司法因素的少年司法的发展,这体现了社群主义的价值底蕴.我国不少地方的司法机关进行了恢复性少年司法的探索,其各个阶段均具有社区参与的因素.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城市化和市民社会的发展使恢复性少年司法的社区参与具有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