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文化形态与文学民族话语考释——兼论民国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概念的相辅相成

现代文学中的民族话语探讨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有人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来赋予五四现代性的意义;有人赋予晚清文学“想象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还有人从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立场来肯定党派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的现代性价值.这些思路和研究模式虽然都看重民族主义所展示的现代性意义,但是还都忽略了中华民国这一现代国家之于文学的现代性价值和意义.笔者认为,考察现代文学的民族国家话语应以民国的建立为发端,对于它的阐述也应依托民国的历史文化形态,惟有如此,才可以发现文学的现代性与民国机制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进一步理解民国文学和现代文学这两个概念的相辅相成.     

抗战文学的精神价值

无论时代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未来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怎样写,抗战文学都是值得后人敬重的文学,是中国文学中非常宝贵的精神资源之一. 一、抗战文学最可贵的精神价值是它体现出来的民族良心 人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抗日战争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在这样的时代里,任何一个有爱国心、责任感的作家,要想置身于时代主潮之外,那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民族良心问题.茅盾、巴金、老舍等人的战时文学活动,就是极好的说明. ss     

论当代维吾尔文学的多元传播

新时期以来,新疆社会多重价值观念并存、多种传媒方式共生.维吾尔文学的传播形态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主要形成了民间文学传播、传统文学传播以及新兴文学传播并存局面,三者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影响了新疆维吾尔文学事业繁荣与发展的步伐.     

重论大后方文学发展的阶段性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文学是以陪都重庆为中心,桂林、昆明为重镇的中国抗战文学.大后方文学的成长与发展反映了战时中国文学的主体面貌,对战时中国其它区域的文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限,中同的抗日战争由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救亡图存的战争转为中国人民参与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与这一历史进程相适应,大后方文学呈现出较明显阶段性发展特征.     

中国文学与中华民族精神

中国文学与中华民族精神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文学与民族精神的相互作用中,民族精神可以为文学创作灌注原生的活力,文学创作又可以不断地蓄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命力,因而弘扬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与繁荣发展中国当代文学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风雨60年:从文学抗日到抗日文学

从文学的意义上讲,战后的抗日文学才是真正的抗日文学。前30年的抗日文学虽涌现出一批较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整体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新时期的抗日文学不仅完成了从“文学抗日”到“抗日文学”的历史性转变,也开创了中国抗日文学的新时代。变化得以实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学走出了以民族的最高利益为单一立场的国家化叙事模式,也走出了战后30年以意识形态为主要立场的集体言说方式,开始了立足于民间视野和个人话语基础之上的抗日历史的文学重构与叙述。     

文学的纯粹经验:文学理论研究模式的变革思路

文学经验的研究是文艺理论研究与发展的必经之路.经验有两种内涵:一是对过去事实的确认,是判断与认识的基础;二是个人的、情境的、纯粹的体验,这是文学经验与宗教体验的存在形式.文学经验作为纯粹经验,经过了"判断中止"的现象学还原,具有主客合一、知情意合一、感性与理性合一的特征,其内在结构呈现为主观与客观之间的零距离运动、直观与反省的同一.文学作为纯粹经验这一本质,要求文学研究应密切关注文学自身纯粹经验的呈现,摆脱哲学思辨的束缚,建立起自己的研究领地和理论话语,进而完成对旧的文学研究模式的突破和新模式的创建.     

俄罗斯文学的太阳——酱希金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是俄罗斯民族诗人、文学家、小说家、戏剧家、文艺评论家和传记作者。他是俄罗斯近代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他广纳百川，继承了俄国的感伤主义、古典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等文学思潮，在此基础上，他还创作出了一系列奠定了俄罗斯民族文学基础的经典作品，他也成为了俄国第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大师。普希金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是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人们把他称作是“俄罗斯文学的太阳”。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题的生成与对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得不面对着一系列复杂的矛盾,从晚清到"五四",从抗战到新中国,启蒙、专制、救亡、翻身一直是中国文学的核心话题.路径选择的不同既能够使它们同步实现,也能够使他们相互拆解.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专制、救亡、翻身、民粹主题并存的经验事实是不容质疑的,它们之间互有隐显的结构形式决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与面貌.     

翻译文学: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前奏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是在清末民初时期,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过程中,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观念和文学精神的整合重塑至关重要,并在文体格局及艺术表现形式上带来深刻的影响和变革。清末民初翻译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前奏。     

大众文化语境中的短信文学

人类文明的进程伴随着传播方式的进化,而传播方式的演进也影响着文学体裁的演变。文学曾经历了口头传播时代、书写印刷传播时代,与之相应的是诗歌、散文、小说的兴起与繁盛。如今,文学传播已进入电子传播阶段,除广播、电影、电视传播带来的广播剧、电影、电视剧剧作的盛行,网络     

抗战文学概念正在文学史中悄悄延展

很显然,抗战文学是重庆一地文学研究的优势课题,所以这里会有与此相配的研究中心,会有专门的刊物,今天也才会借沙坪坝、北碚这样的抗战纪念地来开这个会."抗战文学"研究史,是与它的研究对象相伴发生的.同时期的评论文字不必说,连综合型的断代文学史在抗战结束不久也即产生了.1947年蓝海(田仲济)的《中国抗战文艺史》出版(2010年9月有台湾的繁体字本面世),八万字虽仅仅描述了一个文学时段的轮廓,却铺下了半世纪以来抗战文学研究的学术基石.后来的"抗战文艺"概念,从这样的一些研究中延续下来,包括1937年前的东北沦亡文学、流亡文学,淞沪战争的文学,"战争及与战争相关的文学"自然一直都在专门家的视野之内.而我们今日所面临的,是中青年一代的学者郁不具备抗战经历,甚至已没有了一切战争的亲历,他们已经主要是依靠历史的资料来辨别历史的真面目.一方面,抗战文学研究的深化有待于资料的进一步挖掘与整理,有待于对它们的认识的加深、加宽：另一方面,最早的"抗战文艺"概念自身在经过长时期的检验之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提醒着我们注意新的研究态势.     

应还原正面战场文学的历史面貌

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筹备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我受命联系抗战文学方面的学者.抗战八年,若上溯到"九一八"事变,在通常所说的现代文学30余年中,抗战文学近乎"半壁江山".然而,在查找信息的过程中,我才发现,关于抗战文学的叙述与评价,较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应有的历史地位仍有不小的距离.目前拥有五千之众的现代文学队伍,抗战文学研究者为数不多;在260余种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抗战文学史著作不足十分之一;大学本科、硕十、博士论文选题中,抗战文学也算不上热门.于是,我想在自己的发言中分析这个问题,也对研究偏少的情况提出批评.但是,在准备发言稿时,我文思滞涩,难以成文,我忽然感到汗颜.     

回族文学——天南地北异彩纷呈

回回民族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灿烂文化的民族。自它在中华沃土扎根之日起,其文学就应运而生了。早在唐代,回回先民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到了元代,则涌现了一大批回回诗人和文学     

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

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生成与变化的文化基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变化如同其生成一样,是多因集合性的、过程性的。依据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特性与规律,无论任何时候,要切实体现或张扬其特有的美学品质,都不能脱离其自身的民族文化生态;而实现民族文化生态优化,则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实现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与保证。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强势影响着世界多方面的格局,其中就包括文化格局。随之而     

试论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品性

海外华文文学在多年的发展中已呈现出与中国文学迥然不同的独特风貌。在表现出鲜明的本土性、文化的多元交融性、视角的广阔性等共性的基础上 ,东、西方华文文学又具有着各自的美学样态和特征。深入考察中华民族文化置身于异域环境中的传承、应变和创新 ,有助于我们在全球互动的文化背景中 ,推进不同民族文化的广泛交融和自我提升。     

论苏区文学的特征

苏区文学是中国革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于它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因而也就具有了它所独有的特征,即功能上的革命化和政治化,内容上的通俗化和形式上的小型化.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的文学艺术方面的改革与建设,使苏区文学成为中国现代革命红色文学的源头.     

浅析果戈理的文学

果戈理作为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大文豪,凭借其最具特色的写作手法和创作特色开创了果戈理时代,他对后世的俄罗斯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他对文学的追求是执着的,他的文学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国民性格的改造与重建--20世纪文学主题综论

国民性格的改造与重建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最重要的思想主题,既包含了对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性扭曲病因的反思追问,又包含了对人性健康发展的祈盼和对理想国民性格的重建,由此衍生出现当代小说揭示批判国民劣根性与发掘颂赞民族性格优良美质的两种思想意向.     

初唐史家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与艺术批评相对应,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对文学创作进行伦理和道德的考察,对文学所描写种种善恶现象和思想旨趣进行历史的阐释,并以特定的价值观为准绳作出现实的评判。初唐史家在江左余习甚浓的时代,从作品、作家、社会风俗、道德旨向等层面对前朝文学进行了伦理学批评,指出了南朝以来文学伦理价值的缺失,在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道德义务的基础上同样也尊重和提倡文学的艺术价值,为此后的文学发展包括涵养波澜壮阔的盛唐之音创设了宏阔的生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