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刑、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差异

针对长期以来 ,我国刑、民事诉讼中均坚持“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同一的证明标准。本文通过介绍辛普森案刑、民事诉讼不同的判决 ,指出刑事诉讼应坚持“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应坚持“优势证据证明”的证明标准。并分析了刑、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差异的原因及坚持刑、民事诉讼不同的证明标准对司法实践和未来证据立法的启示意义。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没有明确规定,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有“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两种证明标准之争,随着法学理论研究不断深入,人们从民事诉讼证明的相对性、“客观真实”标准的局限性、“法律真实”标准的可行性,重新认识,逐渐接受“法律真实”标准。     

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而只是体现在一些相关立法规定、立法指导思想和原则上。在司法实践中坚持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出现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重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势在必行,而完善了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是我们的理想选择。     

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革新

诉讼证明标准 ,是法官判断案件事实的衡量尺度 ,对审判方式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明确辨析“证明任务”与“证明标准”的概念入手 ,借鉴两大法系国家的相关规定 ,提出了对我国诉讼证明任务及证明标准的革新———在“法律真实”这一诉讼证明任务统领下的多元证明标准的适用。在此基础上 ,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了具体论述     

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建构

我国民事诉讼中关于“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显得过于粗疏,应进一步建立相对确定的证明标准。在设计证明标准规则体系时,应考虑下列因素:案件的性质;案件的重要性;案件发生的概率和案件证明的难易程度。由于案件的性质不同及处理产生的社会影响不同,我国民事诉讼不应一律实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对于一般民事案件,适用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而对于性质严重的重大和发生概率低的案件一般应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文章在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对两大法系关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比较,得出我国现行的法律真实不能成为一种证明标准,我国应采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来重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论我国民事诉讼之证明标准

在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对两大法系关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比较,找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不足,从而得出在我国应当确立盖然性优势证明标准的结论,并进而对如何在立法上确定该标准提出建议。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不同证据制度的证明标准是不相同的,我国三大诉讼法采用的是一元制证明标准,并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确定为客观真实.本文通过对证明标准的概念、世界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比较、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及弊端、"法律真实"取代"客观真实"的必然性的阐述,论证了我国民事诉讼应采用"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中证明负担减轻的全景式解读

民事诉讼中确立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准则是以罗森贝克的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基础的“规范说”，但一般准则在个案中可能带来实质的非正义，因为在民事诉讼中存在证据偏在与武器不对等的问题，这在现代型诉讼中尤为突出．为此，必须在一般标准之外设置减轻证明负担的具体技术，以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公平。这些证明负担减轻技术具体包括，证明责任之转换、推定、证明妨碍、证明标准降低等。我国未来民事诉讼法修改也应该注重设置证明负担减轻技术，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     

诉讼目的对证明标准建构的影响——三大诉讼比较研究的视角

诉讼目的主导着证明标准的构建,证明标准体现着诉讼目的的要求.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在诉讼目的方面的共性是发现真实、促进诉讼,更能体现其特质的是三大诉讼特有的诉讼目的,具体表现为刑事诉讼的“保障人权”、民事诉讼的“解决纠纷”和行政诉讼的“监督权力”,这些特有目的与三大诉讼处理案件性质的差异息息相关,对三大诉讼证明标准的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行政优势证据的认定与证明标准

“压线行驶”“违法鸣笛”“违章掉头”等瞬时交通违法行为屡见不鲜.受制于违章行为的瞬时性,监控数量和技术的滞后性,行政主体只有执法人员的个人陈述,形成双方“一对一”证据的尴尬局面.法院率先以行政优势证据出发,调整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利益,拿捏比例原则,权衡行政主体的利益和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建立一套单独的行政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行政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的程度应该大于民事诉讼中“优势证明规则”百分之五十一的要求,小于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规则”,以此达到法官所要求的“量度”和“质度”的证明要求.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证明标准之再探讨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该程序较好地回应了社会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的现实需要,但在证明标准等方面的缺失可能会导致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混乱.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性质上应属于民事诉讼程序,主要法治国家的立法或相关国际公约也称之为“民事没收”.制度的生命在于实施,为摆脱“程序失灵”的命运,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适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研究——以法律要件说为切入点

相对于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倒置是一项公认的基本原则.但具体的规则设置并不等同于原则性规定,必须要考虑不同的行政行为性质及所处的不同阶段.法律要件分类说是民事诉讼中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的通说,基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的共通性,在行政诉讼中确定证明责任分配时,也可将其基本原理引入行政法律关系中,为完善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理论提供一条新思路.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我国的民事诉讼

20 0 2年 4月 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判断标准得以正式确立。但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不够明确 ,内容也不全面 ,需要作进一步完善 :明确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 ;进一步明确和细化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机制 ;明确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 ,即“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善意的例外”。     

也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衡量证据事实的最下限的标准,我国民事证据立法应确立以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为中心,呈差序结构的证明标准体系。此种证明标准的实质内涵就在于它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即存在于法官的内心和主观判断之中;但它在内容上则是客观的,即是主观对客观的能动反映、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     

刑事证明标准之探微

目前,刑事诉讼应达到何种证明程度大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即“客观真实”论和“法律真实”论。在转型这一特定时期,刑事诉讼法修改已提上日程,为此我们应在借鉴两大法系刑事证据制度中的证明标准的基础上正确看待“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构建适合我国司法文化和司法实践的相对合理的具有层次性的刑事证明标准、     

行政程序视角下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诉讼相比具有其特殊性,行政程序举证责任的分配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存在着冲突。本文在分析上述问题的基础上,从证明对象上入手, 将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分为“先前事实”和“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事实”,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重构。     

刑事证明标准之探微

目前,刑事诉讼应达到何种证明程度大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即“客观真实”论和“法律真实”论。在转型这一特定时期,特别是刑事诉讼法修救已提上日程,我们应在借鉴两大法系刑事证据制度中的证明标准的基础上正确看待“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构建适合我国司法文化和回法实践的相对合理的具有层次性的刑事证明标准。     

论证明标准确定的根据——兼论附带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具有主观性、盖然性与相对模糊性和法律拟制性，证明标准设定的根据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考察，在宏观上，证明标准确定的根据有：人的认识能力、生产力水平、认识对象和社会的公正观，在微观上，其确定的根据有：证明主体的认识能力、举证的难易程度、证据量和证据信息量、证明对象的性质、诉讼模式及其它证据制度，据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执统一的标准，即刑事诉讼标准。     

关于诉讼证明标准的若干思考

证明标准是诉讼证明的最基本问题 ,也是当前我国证据法学领域研讨十分热烈的问题。这场学术论战的中心在于诉讼证明活动中应当坚持“客观真实”标准 ,还是应当坚持“法律真实”标准 ;其中最具争议的焦点是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比较而言 ,“法律真实”证明标准在理论上更具严密性 ,在实践中更具优越性 ,在体系上更具包容性。融合“客观真实”说合理内核后的“法律真实”标准 ,应当成为整个诉讼证明活动的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