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生视角及人民主体性关照

在社会转型时期，民生问题已成为民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是否关注民生、如何关注民生问题、能否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和价值支持，已经成为民众接受和认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尺。因此，民生视角应成为转型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方法和途径。通过回归“生活世界”、注重人文关怀、彰显人民主体性的方式，可以澄清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宣传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的错误认识，可以有力驳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错误论断，化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边缘化危机。     

为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 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与田心铭教授商榷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我们之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是真善美的统一，是被实践所检验过的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反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外来文化论”、“实践否定论”、“非学术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构建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成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已有充分条件进行构建。其根据在于：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共同的学术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中国哲学密切结合产生的学术新说，它在长期发展中已经有了系统性，奠定了成为学科的坚实基础。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要坚持尊重思想客体的原则，总结历史发展的原则，合理逻辑整合的原则，多样化中趋同的原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核心是把“一般实践”和“具体实践”统一起来的新实践论，其展开的主线依次是以中国这个现实世界为对象的实践论的世界观，以中国的改造和中国人民自我改造之统一为实质的“广义认识论”，以引导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的新历史为使命的“历史创造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论点

习近平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了“两山”论、生态生产力论、生态民生论、生态文明论。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论点，“四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其中，“两山”论科学阐释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生态生产力论彰显了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生态民生论强调了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文明论揭示了生态环境对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的重大意义

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定义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理论方面：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论、“源”与“流”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的深化和发展．赋予了‘其更为深刻的内涵．为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民族化发展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内蕴着她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和经历独特的民族发展道路，这也为其自身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宽广深厚的理论资源和发展空间：实践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更为科学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标志着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化和中国化的内在同一的实践自觉，使党的执政实践更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合理性和亲和性，也利于西方世界增进对中国的理解。“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中国化”的终结．而是意味着“中国化”的新的理论和实践的起点，当前需要继续深度“中国化”，最终建构科学、完整、系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同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运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分不开。他首先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接着又科学地对毛泽东进行了评价；继而还解决了如何从本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立足于现在的实际，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等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和改革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规律观上的革命变革及其意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规律观的创立是历史观上的大革命，它在三个方面实现了革命性变革。第一个变革是批判了“历史无规律论”和“先验规律论”，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第二个变革是否定了“外在规律论”，揭示了社会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内在联系；第三个变革是否定了“机械决定论”和“历史预定论”，阐明了社会规律的丰富内涵和辩证性质。既强调了历史必然性，又肯定了人的主体性；既阐明了社会规律的客观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又指出了社会规律表现形式与实现方式的特殊性和相对性。因而它决不是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歪曲的那种“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

“南方谈话”集邓小平以往思想之大成，是对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理论问题作了比较全面论述的综合性著作。它及时和明确地回答了改革开放后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站在了当代中国理论前沿的高地上。它提出的“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发展才是硬道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它成为伟大文献与邓小平的个人特质是分不开的。它今后依然是指导我们消除顾虑、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反对形式主义、整顿文风的重要指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继承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作了新发展,它根据当代中国的实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是当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实存和如何论释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是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提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学习、运用并加以阐发的,吸收中国优良哲学文化并从而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提升中国人民的实践智慧并从而有了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理论是用来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和思维方式的哲学基础的实践论,其阐释体系依照实践论、矛盾论、人本论和历史创造论的逻辑程序展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了巨大的学术进展,中国学术界对于这种进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同党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合作创造的哲学思想体系。     

毛泽东的文化观与政治信仰

毛泽东的文化观与其政治信仰是密不可分的。"大众化"是毛泽东文化观的一个显著特征。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开辟了文化大众化的新时代,文化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文化革命"运动,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从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这是晚年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主导思想。探讨毛泽东文化观与政治信仰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都具有重大启发意义。     

新发展阶段如何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新发展阶段,要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可以从“理论定位”“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三层面进行。在理论定位层面,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看作引领“两个大局”并为解释当今世界贡献中国理论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什么”层面,首先要在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上,进一步从历史维度、治国理政方略维度加以深化;其次要在研究的深入性上,注重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再次要在研究的核心性上,注重对核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最后要在挖掘、提炼和提升上,进一步在几个重要问题上下大功夫。在“如何研究”层面,要“上得去”和“下得来”,真正做到“顶天立地”。必须坚持逻辑规范性研究和精准实证性研究相结合;必须坚持用系统辩证法进行研究。     

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制度

随着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全面自动化。这个正在生成的社会现实意味着经典劳动价值论“一切价值均来自人类劳动”的命题必须被重新思考。笔者以为,弱人工智能应被视为介于人与物之间的特殊劳动者。这样才能解释弱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创造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将弱人工智能视为物或工具就是一种未经反思的意识形态,其建构方向是资本原则与弱人工智能结合的永续生产模式。因此,只有强调并确立弱人工智能的劳动者地位,才能有效破除资本原则对社会发展模式的控制,将弱人工智能强大的生产能力服务于人类自由发展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对《红楼梦》意义的构建

新旧红学派之所以忽略《红楼梦》及其主人公贾宝玉的审美意义,是他们缺乏一种能够达到洞察作品人物深层意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中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新文化运动引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构建了《红楼梦》的革命性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揭示出,只有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才能认识《红楼梦》特别是贾宝玉的审美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来源于马克思的对象化理论。人创造或者改变世界,必须见之于一个具体的对象,然后人在这个被改造的对象上留下自己的主体性痕迹,使之成为可以直观自身———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无论是人创造的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都是如此。《红楼梦》之“善写人情”,本质上就是创造了人性的感性化对象化形式。     

关于诉讼证明标准的若干思考

证明标准是诉讼证明的最基本问题 ,也是当前我国证据法学领域研讨十分热烈的问题。这场学术论战的中心在于诉讼证明活动中应当坚持“客观真实”标准 ,还是应当坚持“法律真实”标准 ;其中最具争议的焦点是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比较而言 ,“法律真实”证明标准在理论上更具严密性 ,在实践中更具优越性 ,在体系上更具包容性。融合“客观真实”说合理内核后的“法律真实”标准 ,应当成为整个诉讼证明活动的统帅。     

能动司法：反思与超越

主持人：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一个热点问题处在热炒之中或之后,一个严肃的学者既不应当盲目地追捧,也不应当随意地否定,他最需要做的也许是客观地对待,冷静地反思,并在反思中实现超越。以下四位法学博士正是基于这种学术态度和追求,对于“能动司法”这个当下中国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独到的研讨。     

Irony Practice: Reconstructing Structural Social Work: Enlightenment from Neoclassical Sociology

Structural social work has been expanding its influence while experiencing marginalized crises since 1970s: with the expansion of neo-conservatism, 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liberal-based system at the political level. In recent years, the “critical reflection practice”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of social work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but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legitimacy in its own theor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flect the crisis of the traditional sociology by analyzing the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and to try to reconstruct the critical social science by talking with Iván Szelényi and others to sort out the concept of “irony” as a methodology and the mission of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Under the inspiration of relevance of class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this paper provides insights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work.     

试析斯考契波的“国家自主性”理论

“国家自主性”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概念，它表明国家重新进入政治研究的核心视野中。西达?斯考契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自主性理论是在对非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批判的基础上来进行构建的。其以现实主义、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视角，在宏观层面剖析出国家的强制性特征、国家利益以及国家能力等要素，从而证明国家具有“潜在自主性”。斯考契波打破了传统国家研究的社会中心主义视角，将国家作为自主实体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论反贪侦查人员旁听庭审工作机制的构建——以“庭审中心主义”思维指导“侦查中心主义”实践简

反贪侦查人员旁听庭审工作并非新生事物,然而在实践中却始终处于自发、无序的状态,缺乏在机制构建层面上的关注。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正在由“侦查中心主义”转向“庭审中心主义”,对于反贪侦查人员旁听庭审工作的讨论也由此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反贪侦查人员旁听庭审工作面临诸如理念滞后、信息不畅、工作冲突、效果不佳的实践困境。实现反贪侦查人员旁听庭审工作的价值,应在系统化、规范化的基础上构建一种相对合理的工作机制。     

毛泽东、邓小平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战略——以“两步走”和“三步走”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在中国共产党的文本与话语中,明确地将革命与生产力与工业化关联起来,主要始于抗日战争后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起到了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激励和桥梁作用;邓小平提出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后来明确为"小康社会";对于小康社会的标准及其实现,邓小平经历了从积极到谨慎再到充满信心的言说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