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之间——“科玄论战”的当代观照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歧与冲突在西方社会由来已久,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玄论战”中两种文化的冲突现象也尤为明显。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揭示出近代中国在形上智慧与西方自然科学文化的选择中面临的困境,探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消除“两种文化”的分裂状态、打破两者之间壁垒的有效途径。     

"科玄论战"与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的发展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哲学事件,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走向.本文从"科玄论战"的背景、经过及其历史影响等方面给出较为全面的历史诠释,展现了"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科学派、唯物史观派所论争问题及其言说方式对2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派文化哲学、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哲学、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的影响,揭示了由于"科玄论战"中三方话语的散播带来的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困境及其消除的理路,表明对"科玄论战"的历史反思仍将对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产生影响.     

科玄论战双方共同的普遍主义取向

整个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制约着这一时代的哲学思考 ,科玄论战是这一历史进程中哲学思考的一个重要环节。论战本身是对于时代问题在哲学上的展开 ,而论战的问题及其成果则深刻影响着此后的哲学思考。透过论战双方的分歧 ,在哲学思考对人自身存在的关切中 ,科学派和玄学派崭露出共同的普遍主义取向。一定意义上 ,普遍主义取向是对于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必然表现 ,科玄论战双方的此一共同取向也折射在此后的哲学思考中。     

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的形成——兼评中苏论战的消极影响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与领导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十分复杂,既有反修防修的考虑,又有消除社会阴暗面以建设纯洁美好社会的思考,还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辟新道路的打算。发生在“文革”前的中苏论战,为上述动机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三个代表”是唯物史观在当代的创新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把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实践论提哥为“生产力标准”,以此纠正了长期以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将“实践”与“生产力”割裂的这一偏离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根本缺陷,从生产力标准上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新的概括。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立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实践论和生产力标准的高度,揭示了共产党先进性的哲学基础和社会基础,揭示了共产党的本质和执政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自我发展和完善的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内容。由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形态、新阶段。     

“三个代表”思想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理论,还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的理论升华,凸显了唯物史观的生产力论;把意识形态理论作用具体化;把群众史观发展为群众利益观;"三个代表"思想把唯物史观系统化为有机统一体等四个方面,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继承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作了新发展,它根据当代中国的实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是当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社会意识观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根本观点。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唯物史观本质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     

从“哲学之本”到“经济学之末”——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的历史推进

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伟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恰好确证了马克思一生的研究理路:首先,马克思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哲学观点其科学性究竟应该源于何处;其次,如果以这种科学的哲学方法论来指导经济学的研究,何以能够得出剩余价值这一经济学的伟大发现?     

我国数罪并罚“混合原则”本质属性之辨正——兼论并科原则之提倡

我国数罪并罚的混合原则存在以下基础性偏误:在词义上违背了原则基本语义,在形式上背离形式逻辑基本定律,在内容上缺乏正当性基础。这些偏误致使我国数罪并罚制度在理论逻辑上难以自洽、在司法实践中较难实现罪刑均衡目的。上述偏误之所以产生,源于人们对混合原则本质属性认识错误。澄清上述偏误后,我们发现:混合原则的本质属性并非数罪并罚的基本原则,而是数罪并罚的方法(组合)。另外,并科原则因其科学合理性应被确立为数罪并罚的基本原则,用以指引司法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再思考——兼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定位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创新．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从“进化论”的式微转变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接着中国思想史讲的结果,它的生根、发展和中国化的过程有一个基本的进路。从进化论的式微的角度来看,进化论的直线进步理念、物质优先性理念、对“竞争”常态性的说明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引入创造条件,但其理论缺乏操作性成为了其被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取代的最终原因。当马克思主义寻找到理论的契合点得以生根,寻找到进化论的缺陷得以发展,寻找到自身理论的创新点——中国武的“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主义才完成了其中国化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俗”化现象析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解释和应用的趋“俗”现象。它表现为：哲学学科定位的工具化、实效化;哲学诠释路径的世俗化;哲学实现方式的政治化;哲学关怀的物质化、利益化;哲学表达形式的通俗化。“俗”化现象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但也给当今哲学的发展带来沉重的历史负担。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存在并及时进行“去粗取精”的分析批判,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不可少的工作。     

“三个代表”对唯物史观的创新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内容体系和精神品质等方面，创造性地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坚持、发展和创新了唯物史观，又一次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它为中国人民在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和行动纲领。     

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在从1917年新文化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贡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深入研究、学习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与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最初理论思考。     

外部因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影响

外部因素是指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各种跨国、跨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外部因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影响,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在与内部因素相结合的同时,也必须同外部因素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历史时期,外部因素发挥了多重效应,既有积极作用,也有制约性影响.在全球化时代,外部因素将继续影响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趋势和创新形态.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可分割的客观依据.     

论詹姆士·奥康纳的“自然维度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兼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出发点

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生态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詹姆斯·奥康纳作为其代表人物,提出了“自然维度”以及“文化维度”引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念,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自然观,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历史唯物主义。本文主要从“自然维度”视角出发,阐释了它作为奥康纳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的重要地位,以及通过对西方马克恩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立足点的概括,论述了此理论的内涵、内容以及当今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周期性——兼论对思想解放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现象,每一个周期包含四个具体阶段：即理论滞后与矛盾凸显期、思想解放与理论突破期、实践检验与新理论形成期、理论总结与指导实践期。周期之闻具有鲜明的特征：即舍规律性、递进性和一脉相承性。思想解放在周期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及时性、有效性和持续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思想解放的内在要求。     

论对金融、经济犯罪提高适用刑法的“含科量”

对犯罪适用刑法的中心问题 ,是定罪量刑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定罪量刑的科学成分量 ,即“含科量” ,乃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一大关键。犯罪构成理论是关系定罪量刑的理论。犯罪构成理论愈科学 ,就愈利于提高适用刑法的“含科量”。本文从研究金融、经济犯罪的形态特征和规律性出发 ,论证了传统的苏中式犯罪构成理论不利于提高对金融、经济犯罪的定罪量刑的“含科量” ;要提高对金融、经济犯罪适用刑法的“含科量” ,应当适用龙式和前置式的新的犯罪构成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