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正当防卫 防卫过当 还是事后防卫

2004年5月17日晚11时左右，商贩刘某卖了一天的奶食品后骑着三轮车回家。当他行驶至某市西货场立交桥下时，被两名中年男子巴某和金某抓住车把手拦下了车。巴某说要借刘某的手机打电话，刘某说没有，巴某便强行对刘某进行了搜身，并从刘某的裤兜里搜出手机一部，随后巴某又翻看刘某车上的奶食品，问金某“咱们是弄手机，还是弄东西”。     

事后受贿行为的认定

我国刑法第 385条规定了受贿罪 ,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他人财物 ,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由于本罪内部构造特殊 ,往往表现出繁杂的非典型形式 ,造成认定上的困难 ,其中尤以事后受贿最具代表性 ,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以求教于学界同仁。一、事后受贿的概念在刑法中 ,关于“事后”的提法并不多 ,汇总起来大致有犯罪故意类型中的事后故意 ;状态犯中的事后不可罚的行为 ;分则中的事后抢劫行为等。从这些有关“事后”的概念中可以 ,所谓事后 ,是指主要的犯罪事实发生于后的情形 ,它指代的是时间概念 ,在刑法…     

“反杀”男的防卫限度

<正>面对多人上门围殴,男子挥刀乱舞,造成一人受伤。从案发到最终定案将近6年,此案历经法院三次审理,终于尘埃落定。祸起上门围殴家住辽宁某地的殷凯,是物流店的小老板。2016年5月,殷凯获知当地某工程招投标,遂以朋友赵辉经营的建筑公司名义参加竞标。邻镇包工头顾平对该工程志在必得,他已经说服另外3家工程队陪标。打探到殷凯的消息,顾平委托与殷凯住同镇的吴康斌斡旋,让殷凯把报价打高点,走个过场。殷凯口头上表示同意。     

论特殊防卫的界定——对“邓玉娇案”定性的法理评析

"]邓玉娇案"的受关注程度可以看出我们普通民众对于司法权监督的力度。从案发到最终宣判,这一个多月,引发了不少的争论,邓玉娇的行为是否构成特殊防卫则是争论的焦点。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公民对特殊防卫权认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试图以此案为视角,论述特殊防卫权的内容。     

事后抢劫罪中“暴力”程度的认定

一、基本案情左某是河南信阳人。2011年某日,其和同乡徐某骑车来到舵落口大市场准备盗窃财物。看到一家门店里只有一个女老板在,徐某便假装购买商品跟老板章某某谈价钱,左某则溜进章某某的办公室拎走一个手提包(包内财物价值近两万元)。左某刚出了门,就被章某某发觉。章某某边追边喊,来市场买东西的市民项某闻     

一起“事后受财”案的风波——陈晓受贿一案的曲折经历

2000年1月10日下午,历时4年的陈晓“事后受财”案终于有了最后的结果,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依法判处被告人陈晓有期徒刑10年。     

两夫相争引发京城“无限防卫第一案”

加拿大籍华人王立青，在遭到妻子何莉的前夫吴大鹏的人身侵害时，他从吴大鹏手中夺过尖刀刺死了吴大鹏。杀人的王立青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防卫过当为由判处有期徒刑5年之后，他却不服判决，聘请京城著名刑事辩护律师钱列阳，以无限防卫为由向北京市法高级院提起上诉。这起存有争议的案件，引得京城法律界人士众说纷纭。但人们普遍认为，该案的最终判决结果，将对我国法律进程有着极其典型的意义。     

浅谈我国刑法中无限防卫权规定的不足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就是我国刑法第23条第3款中关于无限防卫权的规定。这一规定在我国当代刑事立法史上被称为重大“突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正当防卫立法的传统格局，对保护国家、公共利益和公民的人身、财产利益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但无限防卫权的规定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后邓玉娇时代防卫权的司法控制——研讨：从“邓玉娇案”看防卫过当的司法控制

【案情回顾】 ◆关键词：推坐 按倒 5月10日晚．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项目招商协调办3名男性干部陪客人在当地一娱乐场所消费时，向一名叫邓玉娇的女服务员索要异性洗浴服务遭拒，双方争执中，一名叫邓贵大的干部拿出一叠钞票向邓玉娇头、肩部掮击．并两次将欲起身离开的她推坐在沙发上，导致邓玉娇用水果刀将邓贵大刺死．另有一名叫黄德智的干部被刺伤。案发后，邓玉娇打电话向警方报案。当晚，邓玉娇被羁押在野三关派出所。     

事先有备不能阻却防卫行为的正当性——徐海旺、潘良明等人寻衅滋事案

正当防卫并不排斥事先做好防范、准备的情形,而传统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只包含积极的构成要件,并将成立正当防卫与符合犯罪构成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不利于分析、判断具体犯罪的成立与否。借鉴德日刑法学递进式“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理论,结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应该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排除犯罪性的行为（违法阻却事由）和《刑法》第13条“但书”情节并列作为消极要件纳入我国的犯罪构成要件。     

论特殊防卫的界定——对"邓玉娇案"定性的法理评析

“邓玉娇案”的受关注程度可以看出我们普通民众对于司法权监督的力度。从案发到最终宣判，这一个多月，引发了不少的争论。邓玉娇的行为是否构成特殊防卫则是争论的焦点。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公民对特殊防卫权认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试图以此案为视角，论述特殊防卫权的内容。     

析特别防卫权意义上的“行凶”

“行凶”作为我国刑法规定的特别防卫权的首要适用对象,是指具有伤害、杀人故意所采取的损害后果无法确定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攻击行为,它不仅包含直接故意的杀人、伤害等犯罪行为,还应包括间接故意杀人、伤害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严重违法行为以及实施杀人、抢劫等其他犯罪所采用的暴力手段。     

“权利与权力”框架下的防卫权

从防卫人与不法侵害人角度出发,正当防卫的实质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晚近发生的案件往往是权力与权利未实现有机结合、有所失衡引致。在警察防卫权中,国家权力和警察自身权利以及国家权力与他人合法权利都需要觅得平衡。应理性对待正当防卫,不应放大其社会功效。     

“事后受财”立法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事后受财行为属于官吏赃罪的范畴,唐律最早明确了事后受财行为的性质、处罚,宋元明清的法律继承了唐律的立法思想,对事后受财的惩戒严密而完备。本文对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事后受财法律进行了考察,在挖掘本土法律资源的基础上,对事后受财的立法特点进行了总结。     

尊重与保障：刑法如何介入行政法领域——从打击“地沟油”犯罪切入

《刑法》作为后盾法，应当尊重行政法律、法规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特别是国务院的规范性文件，否则将会在犯罪行为形式上指鹿为马，不适当地扩张法网。刑法与行政法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因此“生而平等”，地位没有或者说不应有高下之分。制裁滥用刑法的行为，恰恰能够为充分发挥行政法的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     

“黑市长”的“黑色档案”——吉林省“打黑”第一案纪实录

2002年4月，吉林省通化梅河口市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人称梅河口市“第六大班子”)首犯田波(人称梅河口市“黑市长”)，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偷税罪、强迫交易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322万元，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46万元。     

关于“97刑法”与“79”刑法”若干问题的比较

<正>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本文称“79刑法”,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本文称“97刑法”。“79刑法”与“97刑法”前后相隔十八年,“79刑法”实际执行为十七年。本文拟就两者的若干问题作一比较研究。 立法背景比较 “79刑法”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三十个年头的产物。三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已是而立之年,     

传统文化“误用”的政策分析——从耐克广告争议案切入

在全球化经济中日益重要的文化产业在现阶段中国崛起的战略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既给文化产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又是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文化的误用现象已日见增加。典型反映了误用现象的耐克广告争议表明,误用的发生,牵涉传统文化产业化、文化安全、人格物理论、文化自由和文化多样性等重要理论问题。因此,文化法律政策要对此作出及时、有力的反应,必须首先在中国崛起的语境中全面理解这些问题。     

论警察防卫行为正当性的判断 ——以“庆安火车站警察枪击事件”为例的分析

对警察防卫行为正当性判断必须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规范依据是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的规定,行政法中的相关限制警械、武器使用的规定是防卫相当性的类型化、具体化规定。对于防卫限度的认定应该考虑具体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以行为时一般的理智第三人的立场进行判断。据此,“庆安火车站警察枪击事件”应属于正当防卫。解释论的角度只是权宜之计,还应该从立法论的角度系统解决警察防卫问题。     

ICSID仲裁庭扩大管辖权的途径及其应对——从“谢业深案”切入

随着国际投资争端的日趋激烈，ICSID管辖权条款成为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的重要条款。ICSID仲裁庭的诸多实践显示，ICSID仲裁庭经常歪曲或扩大解释BITs中的ICSID管辖权条款以扩大其仲裁管辖权。这种扩大管辖权的现象已经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中国应当吸收发达国家签订BITs的有益经验，同时吸取阿根廷近年来频频被推上ICSID被告席的教训，在对外签署BITs时尽量争取对自己有利的ICSID管辖权条款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