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治理与国家能力

当前流行的法治观念与国家治理在价值立场和制度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这根本来源于理念型法治与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实践难题之间的裂痕。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将自身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不同于政治权力的集中与使用,它更多表示的是国家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性。实现优良治理,国家能力建设可谓至关重要。就与国家能力的兼容性而言,那种嵌入国家治理逻辑之中的治理型法治观念更为可取,其不仅可通过规范官僚机构的行为、塑造官僚精英的自我认同、增加制度供给来提升国家的制度化能力,而且能够从铸就公共政治文化和法律判断的正当化角度增强国家的合法化能力。     

风险、治理与法治

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已步入高风险社会,风险来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制度风险突出,全球化更放大了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风险社会的出现使得风险治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被动摇和颠覆,风险难以计算导致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困境,现有的风险预防机制屡屡失灵。因此,有必要构建从个人风险决策到公共治理的复合治理结构,形成吸纳公众参与风险决策的民主机制,同时通过预防性法治的建设为风险治理提供足够的规范资源。     

信任、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有着不同的信任基础,只有与国家治理模式相匹配的信任模式才能促进国家治理的有效实现。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着从特殊主义信任模式向普遍主义信任模式的转型,从单向依附型信任模式向协商合作型信任模式的转型。法治实践可以从提供稳定预期、保障公民自治权利、规范治理方式等方面促进信任模式的转型,但法治发挥作用的前提是重建自身的公信力。     

社会治理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内容及其评估

科学完备的社会治理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和规范评估,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体系的设计既要坚持全面与特色相结合、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科学与简便相结合、实用性与适用性相结合、可计量与可比较相结合等基本原则,又需考虑指标体系所应包括的内容及框架体系和各个单项指标的含义、口径及计算方法.指标体系的内容包括党委领导和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建设、人大加强社会治理法立法和监督、政府主导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司法机关维护社会治理公平正义、社会组织自治和参与合作共治、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等多维指标.社会治理法治建设评估的适时开展,既是社会治理法实施的基本要求,又是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人治、法治、德治：治理社会的三种基本方式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看，治理社会的基本方式大体有三种：一种是人治，一种是法治，一种是德治。而且，治理社会的基本途径必然是由原始社会最低层次的德治，发展到阶级社会中间层次的德治与人治、法治并用，再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最高层次的德治。     

中国的大学治理:法治意义及其实现

法治蕴含丰富的价值内涵,依法治国已成为治国方略被写入宪法。运用法治思维、价值与方法推进我国大学治理,有利于实现大学的目的与理念。我国大学治理中的法治缺失明显,应当从制约行政权力、保障学术权利、形成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出发,建立在法治架构基础上的大学治理的确定性、规范性与合法性。     

建构法治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习近平同志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强调了法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作用,明确要求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这里的法治轨道就是法治体系。本文通过阐述"治理"一词,描绘出国家治理体系的应有之义,进而得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与保障系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科学结论,并以此为契机,提出法治体系的基本框架。     

推进法治社会理论与实践创新

法治社会是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之后提出的一个关涉法治全局的概念;法治社会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甚至还有法治政党等概念相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将其视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整个法治的基础;法治社会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政党的理论和实践相比,法治社会的相关理论和制度尚不成熟.推进法治社会理论与实践创新,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逻辑中,理解法治社会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在社会治理、社会自治、社会法治一脉相承的逻辑中,寻求法治社会的构成体系和基本路径,从而在学术上拓展社会法学、公法学和整个法学理论及学科体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在实践中形成党内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同步发展的局面,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     

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

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其治理以法治为指向,视法治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践行规则之治、法律主治和良法之治,构建国家统治、社会自治与个人自主三者协同的治理格局,以实现社会生活的法秩序构造。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历程中,国家的权威支撑、保障着法律权威,引领并推动着法制变革和法治发展;而国家的强势介入以及由此生成的国家主义立场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拒了法律对权力的约束,弱化了协同共治的法治社会的可行性。国家主义与法治之间的博弈,势必影响着立法、司法的制度设计以及法治实现方法的理解适用。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需要正视并反思这种国家主义立场,反思其对法治立场和效用的侵蚀。     

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理论阐释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了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基本命题。从理论上阐释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应当立足于主体、价值、规范等三个基本维度,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到国家治理多元实践主体,坚持制度之治、人民立场、良法善治的判断标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构建多元融合、契合地方的国家治理规范体系,以法治为依托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选贤举能、良法之治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治理理论视域中的贿选及其规制

国家治理的现代性建构,其核心就是“良法善治”.选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的前提中的前提,要件中的要件.然而,“辽宁贿选案反”映出,贿选不仅冲击了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妨碍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而且在客观上也消解了国家治理的公信力,最终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造成根本性的破坏.为了有效规制贿选,应当推进制度建构,其中包括:选举过程中实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法家的重刑主义惩治贿选,发展和完善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选举制度.     

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个概念在同一时空使用时,法治国家指整个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政府主要指国家行政权行使的法治化;法治社会则主要指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是: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保障,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法治政府建设的可能图景与路径——基于中欧法治建设论坛的思考

欧洲的法治历程,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极具观察价值。2014年的中欧法治建设论坛择取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议题,提示我们在未来处于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中,务必提升法治视野的国际化、法治内涵的丰富化、规范体系的双重化、机制设计的合作协商化和政务过程的透明公开化。这些法治政府建设的可能图景构成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社会治理与法治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一种,社会治理是人在认识自然的规律和人的本性的基础上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并建立和维持秩序的过程。从民主的观点来看,社会治理的最高治权应当归于人民全体。执政者所掌握的只是使用权,因此他们对社会的治理不是一种统治,而是一种管理。好的社会治理称之为善治,而法治就是一种理想的善治。     

法治湖南建设进程中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对策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道路交通安全成我省亟需破解的一大民生问题,也是我省法治建设的重要示范窗口。从法治角度审视,湖南省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主要存在立法不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法律实施监督不力等问题。因此,搞好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顶层设计,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加强执法监督,多措并举,从源头做好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是提高我省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水平的根本之道。     

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内涵与路径探讨

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是当前国家治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包括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当前,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而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的提升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树立领导干部的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树立权利义务观念,坚持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双约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提升领导干部法治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和现代化。     

论法治道路、理论与体系的拓展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命题的提出,在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方面得到了全面深化与拓展.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具体法治道路上的深化与拓展;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对西方法治理论优秀成果的学习与借鉴,更是对西方法治理论的拓展与发展;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命题、新概念,既是对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拓展与超越,更标志着执政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认识,升华到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密切联系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