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鉴定人选任制度的构想

当事人是否享有鉴定人的选任权的问题,已引起法学界的关注。未来证据制度改革中司法鉴定人选任制度将是重点之一。本文对中外的鉴定人选任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尤其是鉴定人选任制度的“仲裁化”,以供参考。     

对“刑事判决趋重、存在重刑化倾向”观点之反驳当前刑事判决严厉程度实证研究

在刑法学界，认为当前我国刑事判决量刑趋重、存在重刑化倾向和重刑主义的观点较为普遍，但是这些观点均未经实证检验。而以《全国司法统计公报》和《中国法律年鉴》公布的有关数据为依据进行的重刑适用率、缓刑适用率、免于刑事处罚适用率、经济犯罪重刑适用率、上诉率实证分析表明上述观点并不成立。上述观点被证伪，将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诸如“严打”等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问题。     

《刑法修正案（九）》的犯罪化立法问题

《刑法修正案（九）》的犯罪化立法中存在刑法介入早期化、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的方向问题，值得研究。无论是否赞同风险刑法理论，都应该肯定刑法介入早期化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但应当将刑法介入早期化控制在造成大规模人身伤亡后果、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犯罪类型之内。不应普遍降低乃至取消入罪标准而对行政违法行为实行大规模犯罪化，但应对那些侵犯公民人身与财产权利、危害公民切身利益的行政违法行为中危害比较严重情形进行犯罪化，对于那些扰乱秩序、危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违法行为，尽管不能完全否定实行犯罪化的必要性，但应当慎之又慎。     

日本诉讼标的理论再认识——一种诉讼法哲学观的转向

在过往的诉讼标的理论研究中,大多数研究成果都使用了“体系性诉讼标的理论”作为研究范式,相关研究通常把“体系性”的研究范式默认为德国、日本等主要大陆法国家理论的通行做法 但是,当代日本法的理论和实务已经放弃了“体系性诉讼标的理论”,并转而将诉讼标的问题拆解成诉的合并、诉的变更、禁止重复系属、既判力的客观范围等四个子问题,在具体的诉讼场景中分别寻求妥当的解决方案 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的哲学观是一种重视具体场景中结果妥当性的形而下哲学观.理解这种诉讼法哲学观,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日本诉讼标的理论,还可为理解当今的整个日本民事诉讼法学提供视角.     

论矿业权的债权化

矿产资源开发程度直接决定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良好的法律是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化的有效保障.我国的法律工作者大都认识到矿业权物权立法的重要性,强调矿业权的物权化.在我国现有的法制环境下,以矿业权物权化为基础,同时应当加强矿业权的债权立法.只有两者在功能和作用上互相弥补,才能达到最佳的法治状态.在分析矿业权物权化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矿业权债权化的几点思考以期实现矿业权立法的科学化.     

宪法司法化模式研究

本文的中心任务是在世界范围内探求各国宪法司法化的模式,从最基本的对宪法司法化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方面入手,指引出宪法司法化问题的产生、发展,以及它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势态。通过归纳和总结我国法学界对宪法司法化的认知和态度,辨析赞成或反对的意见和理由,为加快我国的宪法司法化进程抛砖引玉。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价值与边界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都有其各自独立的价值。在立法的犯罪化趋势不可逆转之际，对某种危害性行为的入罪与设刑、定性与定量必须探寻最为适当的设置模式。目前在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进程中，我国刑法理论学说对于犯罪构成、刑法解释的方法等问题，可谓百花齐放、聚讼纷纭，亟需创建合理的司法技术规则，并以严密的推断及论证过程确立司法规则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论我国现阶段刑罚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刑罚体系的架构必须适应我国具体国情,以保障人们的权利、维护社会的稳定。本文分析了我国刑罚体系的状况,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指明司法改革的方向,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     

论轻刑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本文从分析我国刑法趋于重刑化的现状入手,分析法学界因刑法趋于重刑化现状而开出重刑化和轻刑化两剂截然相反的药方,并分析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最终促进轻刑化理想所起的作用。     

我国现行刑事政策下的非犯罪化

非犯罪化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刑罚改革思潮,对我国的刑事法治改革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我国理性的刑事政策的改革方向。本文从非犯罪化的基本理念入手,论证了非犯罪化思潮与刑罚轻缓化及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并最终指出非犯罪化应当是当下我国司法界的努力方向。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论纲

在人以为本的社会系统中,刑法作为社会的调控手段,其政策定位必须与社会政策保持应有的良好的衔接;刑法的触角不宜伸得太长,其出入罪机制及其向度必须以和谐社会的建构为基本标志、判断标准和生存规则。虽然和谐社会的建构最终需要从源头上协调各种冲突,刑法调控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但是,深入研究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对于有效协调刑法与社会的关系,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我国重刑化的表现

本文指出重刑主义与刑法轻缓化的历史潮流相背离。我国刑法的重刑主义倾向比较明显,具体表现在:刑法的人道性未被人们正确认识、刑罚体系滞后、刑罚适用强度偏高和罪犯权利难以得到充分保障等方面。     

论非刑罚化的理论基础及其途径

非刑罚化是现代世界刑法改革的趋势。非刑罚化的出现 ,有着深刻的思想、社会与科学背景 ,它否定了古典学派“罪刑相称”的报应刑原则 ,具有进步意义。当代各国通往非刑罚化的途径多种多样。而我国由于受传统的“刑罚万能”观念的影响 ,不但排拒非刑罚化 ,而且重刑化的趋向明显。立法和执法应转变观念 ,建立包括保安处分在内的非刑罚方法体系 ,以使我国的刑事责任方法合理化、人道化和轻刑化。     

衍生化-气相色谱法在体内药物分析中的应用

本文对应用衍生化-气相色谱技术检测体液中吗啡、可待因和可卡因及其代谢物苯甲酰爱冈宁的研究及其进展进行了综述。为解决吸毒者血液和尿液等体液中有关毒品及其代谢物的微量分析提供了一种先进、可靠和灵敏的检测技术。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赌博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模式分析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刑事政策特别是刑事立法政策确定刑罚干预范围大小、划定犯罪圈过程的一体两面。只不过两者分别体现了不同的刑事政策方向:犯罪化代表扩张刑法干预范围的扩张主义刑事政策方向,非犯罪化代表收缩刑法干预范围的缩减主义刑事政策方向。     

美国与德国对社会保障权的宪法规范模式分析

文章拟对美国宪法与德国宪法对社会保障权的规范模式与保障方式的分析，以对美国与德国社会保障权的宪法化与司法化进行比较。     

中国宪法诉讼的可能性及现实障碍

中国宪法长期处于非诉化的“虚置”状态而被束之高阁的现象已引起了法学界和实务界人士的高度关注。要使宪法由“纸上之法”成为“现实之法”,就须宪法司法化,宪法进入诉讼领域。目前,我国宪法进入诉讼领域的障碍还很多。但伴随法制环境的逐步改善,公民权利意识和宪法观念的增强将催生中国的宪法诉讼,促使宪法司法化,进而对我国的法制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国非刑事化处置的路径选择与模式构建

非刑事化处置是一个广泛的系统,凡是能够实现刑罚目的,不予定罪、不予处罚或不予实际监禁的一切实体或程序措施都可纳入非刑事化的范畴。我国刑法犯罪构成较为严格。立法中存在重犯罪,轻刑罚的倾向,司法理念上重实体、轻程序,刑事诉讼程序的制度尚不完善。因此,我国非刑事化处置的路径和构建重心在刑法中应当是刑罚的设置和具体运用;在刑事诉讼程序上应当强化和细化程序法的制约功能,增强对刑罚的限制功能。     

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

研究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刑法的真实含义是在社会生活事实中不断发现的,司法上的犯罪化,并不必然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应当在遵循刑法第3条后段的前提下,积极地实行司法上的犯罪化;刑法第3条前段不是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而是基于我国刑法分则条文的特点,为了限制司法机关的出罪权、控制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所作的规定;我国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的空间很小,因而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国家的刑事司法策略与做法。     

日本刑法的发展及其启示

日本已从刑事立法的稳定化转向了刑事立法的活性化;近年来的刑事立法,主要表现为犯罪化、处罚的早期化与重罚化以及刑法表述的通俗化、具体化。我国应当在法治视野下重新思考刑法处罚范围,而非单纯控制处罚范围;应当注重提高刑事立法的有效性,而非单纯注重处罚的严厉性;应当在刑事立法体例上采取例示法,而非单其强调通俗化与具体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