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盗窃罪中新增扒窃行为方式

扒窃行为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行为并列,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构成盗窃罪的行为方式;扒窃的客观要件是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且所盗财物与被害人人身有紧密联系;在司法实践中扒窃构成盗窃罪要受到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必要限制。     

新问题还是老问题：性贿赂的入罪与出罪

贿赂与性的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性贿赂是以性服务为交换而获得利益的行为．性贿赂入罪的呼声一直很高．但立法者总是持谨慎态度。针对性贿赂提法的科学性、性贿赂的社会危害性、性贿赂证据收集的困难性等问题．性贿赂的出罪派和入罪派从刑法精神、立法例比较、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国际发展趋势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下，性贿赂入罪应缓行。性贿赂入罪没有必要独立成罪（独立的罪名、独立的刑种和刑度），可以考虑通过司法解释调整现有贿赂罪刑度适用的情节．以缓解社会对立法者的压力。     

入罪与出罪:罪刑法定司法化的双重考察

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尤其是定罪活动的法治化,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司法独立、法官独立的问题。实质合理性的司法观念在入罪问题上是与罪刑法定原则相矛盾的。在复杂的“找法”活动中,司法水平之高低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地找到法律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只是限制法官对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入罪,但并不限制法官对法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出罪。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法学界虽然对犯罪构成的表述各异，但其共同点就是指犯罪成立的条件，因此，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几乎是等同的概念。但是，随着新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确定，该原则不仅具有“入罪”的一面，其在“出罪”的一面更应引起学界的重视，特别是在我国这样有着重刑传统的国家。在比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犯罪构成体系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出罪功能之欠缺，提出自己的初步看法。     

民间高利贷入罪的合理性及路径探讨

高利贷入罪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立法意义上的合法性,将高利贷行为入罪并不意味着对民间借贷的制度性压制,而是在保障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利与融资自由权利的基础上必要的制约。司法实践将高利贷定性为非法经营罪模糊了高利贷与民间借贷、高利贷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之概念内涵,存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嫌疑,还存在刑事司法打击对象偏差、不适当扩大犯罪圈之疏漏与错误。结合民间借贷与高利贷之别就在于利率高低的不同,以及高利贷与非法金融业务并非同一种属内涵之客观实际,考虑到刑罚预防需要和刑法打击对象的准确性,刑法单独设立高利贷罪更具合理性。界定高利贷罪必须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     

非数额型盗窃罪适用问题研究——以入户盗窃为视角

盗窃犯罪作为典型的侵财类犯罪,在我们刑事司法实践中系高发、多发型犯罪。2011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犯罪进行了重新界定,其中"入户盗窃"作为非数额型盗窃犯罪典型,其客观行为模式以"入户+盗窃"构成,其侵害的法益由单纯财产权益扩张为包括财产权益、生活安宁、人身安全等多种关系,因而其定罪标准不再以"数额较大"为限。这种变化,导致"入户盗窃"具有一定行为犯色彩,而给其着手、既遂的认定带来一定困难。本文将从"入户盗窃"的立法沿革、行为形态的实践认定、存在的缺陷及完善建议等几方面对入户盗窃的适用进行初步研究。     

浅论刑事诉讼法出罪问题

我国《刑法》第3条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分别从“入罪”和“出罪”两方面进行了限制。但是，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早就对某些超越刑法有关“出罪”事由规定的犯罪进行了“非犯罪化”的处理，本文对其合理性进行了探讨。     

电子信息时代侵犯著作权罪的入罪标准研究

以电子信息技术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往往由多个无意思联络的行为人共同实施,单一化的传统入罪标准难以有效规制。基于该类犯罪高度分工化的特征,犯罪主体可以被划分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侵权资源提供者两大类型。网络服务提供者怠于履行其内容审查义务、情节严重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犯罪,内容审查义务的边界是确定其入罪标准的核心,但同时需要注意入罪标准、内容审查义务与信息传播权间的界限。大部分侵权资源提供者的行为仍然适用传统的入罪标准,但其中非法经营额所涵盖的范围需要适当扩张。     

购买伪造身份证行为应纳入我国刑法规范范畴

现行刑法对伪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设置了伪造居民身份证罪。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行为人"购买"伪造的居民身份证的案件,有些涉案行为性质十分恶劣,那么该行为是否应该入罪?笔记从多年的司法实践出发,浅析该行为入罪的必要性。     

律师想要的东西

律师界为同类喊冤的事，近年来时有发生。与之相反的是，公、检、法人士每年入罪的人数远比律师多，却罕有为之喊冤的同道，想必他们是无冤可喊的。如果这一逻辑成立，则律师喊出的种种冤屈，大概不会是空穴来风，至少未必都是空穴来风。     

金融违法行为入罪研究

关于金融违法行为的入罪,学者们的基本研究方法和观点是与外国的刑事法律及我国金融非刑事法律的法律责任中的照应性规定相比较,只要我国现行刑法没有规定的金融犯罪,则予以增设。本文在指明其弊端和剖析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实现某些金融违法行为的犯罪化,应以行为具有相当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为依据,并坚持刑法的谦抑原则。据此考量标准,建议增设欺诈客户罪和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罪。     

聚众吸毒行为的入罪化思考

聚众吸毒较容留他人吸毒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且聚众吸毒行为与容留他人吸毒行为是不同的行为,前者具有相当的独立性。鉴于此,聚众吸毒行为是一种独立危害行为,应独立于容留他人吸毒罪加以评价。合理调整刑事政策,兼顾打击容留吸毒行为和聚众吸毒行为,将聚众吸毒行为入罪化。本文提出规范化的设计思路,设置聚众吸毒罪,从法条归属、法定刑设置、行为定型等方面对聚众吸毒罪进行分析。     

新型危害行为入罪标准之确定——以质疑“毒驾入刑”为视角之分析

新型危害行为入罪已成为我国犯罪化立法的重要内容,但其呈现的民粹主义趋势令人反思其科学性与有效性。在结合法益概念与谦抑主义划定犯罪圈的理论指导下,以帕克的刑事制裁界限理论为基础,针对新型危害行为入罪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可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入罪后能够通过公平且不歧视的执行来认定、入罪能够实现刑罚的目的、没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可以代替刑罚这四个条件为入罪标准,以解决"毒驾入刑"等争议性的现实问题。     

“恶意欠薪”法律适用现状分析——以H市G区的实证研究为视角

2011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一条增设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正式将“恶意欠薪”行为纳入刑法调整的范畴.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入罪和相关司法解释的颁布具有深远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它拓宽了劳动者维护权利的途径,提高了对用人单位的威慑力,有利于巩固劳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     

试论非财产性利益的出罪与入罪

虽然我国刑法学界关于非财产性利益是否入罪的问题还存争议,但是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的重大社会危害性已为社会所公认.本文将从我国刑法关于贿赂范围的立法沿革出发,对非财产性利益是否入罪进行分析,以期对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从危险导师案浅析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

期待可能性理论是刑法学界广泛关注也倍受争议的理论问题,特别是能否将期待可能性理论运用于司法实践,更是热点问题,广州大学城"危险导师强奸案"再一次引起了我们的思考。通过考察期待可能性理念的起源和发展及其理论价值,结合此案,本文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应该在中国刑法中得到合理的借鉴并在立法和司法活动中运用和体现。     

犯罪概念形式与实质的理论建构

犯罪概念的形式与实质,是刑法理论犯罪界说的焦点,并且由此涉及到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在刑法规范的框架内,犯罪的形式界定与实质界定并不是冲突的;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犯罪成立条件的形式也贯穿着实质的判断。犯罪实质与形式的划分,既是立法实际的复写,也是理论分析的必要。行为的犯罪评价可以通过肯定判断与否定判断来具体实现。基于犯罪的“形式与实质双面统一”的理念,犯罪概念与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探析

刑法新增设罪名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的犯罪客体为复杂客体，即社会公共安全与安全管理秩序。该罪为纯正的不作为犯，并以“贻误事故抢救，情节严重”为成立条件。犯罪主观方面较为复杂，既可能为故意，也可能为过失。     

论强奸罪的认定——从心理控制角度

强奸罪的认定是刑法学界广泛关注也倍受争议的理论问题,特别是怎样认定是否违背了妇女意志更是一个实践中的难题,广州大学城“危险导师强奸案”再一次引起了我们的思考.通过心理控制理论,结合此案,本文认为被害人是否被心理控制应该从被害人的阅历和人生经历出发来认定,通常人不会被心理控制的情况下被性侵犯不能认定为强奸罪..     

试论“出罪”

"出罪"指司法定罪活动中把有罪归为无罪的情形。"出罪"的前提是有罪,而判断有罪与否是实体定罪问题,其标准是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根据法制原则,严格按标准定罪,就不可能存在实体法上的"出罪",只能在确认或承认有罪的基础上以诉讼措施"出罪"。罪刑法定原则具有限制"入罪"的意义,但并没有"出罪"的功能。"疑罪从无"有实体的与程序的分别,但也不是"出罪"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