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规制中的央地政府关系之规范建构

央地政府关系事关政府基础性权力的配置与运行,对风险规制中的央地政府关系予以规范建构,是增进风险规制有效性的重要途径。一体化和弹性化是塑造风险规制中的央地政府组织关系形态的基本要求。一体化可补强风险规制的系统性和权威性,弹性化则能克服传统科层制的封闭性和层级性弊端。在事权配置方面,风险规制权的央地配置在制度上宜采取定限模糊化的规范形式,以更好契合风险的不确定性,提升风险规制行为的动态适应性。实践中,风险规制权的央地配置,应依据能力标准和效能标准来确定具体方案。风险规制中的央地政府关系主要有“命令服从”“央地合作”“地方主导—中央协助”“地方实施—中央监督”几种类型。规制过程中需结合具体的规制目标对央地政府关系类型进行择取和组合,以使央地政府关系类型与风险规制任务相互契合和协调。     

国家权力纵向配置的法治化选择——以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为视角的分析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同构性及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方式的行政化是我国纵向权力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应以法治化为且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间事权划分法治化的成功经验,逐步完善中央地方事权划分的法律体系.     

高考招生与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央地关系视角下的重塑考量

面对城市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异地高考制度只能作为当前高考招生分省配额与教育平等权冲突下的过渡手段.要使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则需要在宪法学语境下重新审视我国的高等教育行政体制,探讨高等院校的价值定位和招生政策取向,并借鉴国外教育行政体制的经验,以期为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招生难题从一个新的角度给出破题路径.     

司法解释场域的“央地矛盾”及其纾解——以“地方释法”为中心的分析

在以统一法制为目标的法律解释体制下,最高司法机关供给的司法解释资源无法满足地方司法机关的释法需求,构成了司法解释场域的“央地矛盾”.为了缓解供需矛盾,地方司法机关开始自发转向“地方释法”,试图以发布地方释法文件的方式实现司法治理效果.中央虽对“地方释法”持禁止态度,但制定的相关规制规范却过于宽松,未能起到应有的限制作用...     

预算法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事权与支出责任分配为中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提出直接催生对分税制的进一步研究,即在合理界定事权的基础上,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的修改则将这一议题进一步推向以现有的事权划分为参照全面审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宏阔视野中。尽管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要受法律的调整和制约,反过来,这种     

环评体制改革的央地逻辑——基于合法性与效率的二元视角

早期环评改革中,以实现法制统一和矫正地方执行偏差为目标的央地逻辑无法解释“放管服”背景下环评改革的效率转向,基于政策实验的渐进式改革路径使得央地互动在传统“集权-分权”路径之外呈现差异化和选择性特征。理论上须寻求综合性框架以解释央地逻辑的转换,规范上须寻求央地关系的稳态结构,纾解改革与法治的内在张力。研究构建了“合法性-效率”二元维度的分析框架,着眼于环评“放管服”改革尤其是环评豁免制度的个案观察,引入政策创新的合法性依赖程度变量,对政策创新工具中的央地互动方式进行类型化。研究发现,合法性与效率维度在环评改革中呈现出制度上的共生叠加,环评改革演化为渐进交互的制度谱系。合法性依赖程度的差异是影响政策实验中央地互动的因素,也是中央对地方的政策试验进行选择性控制的重要工具,地方与中央博弈能力的差异影响到政策创新的认可和复制推广。效率导向的环评改革无论是在政策试验的改革路径抑或是具体的政策工具层面,均面临合法性约束困境,应从政策试验的准入评估、启动授权的制度化、全流程监督、央地权限划分稳态化、重申环评功能定位与价值位阶等方面予以纾解。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海南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视角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新世纪以来我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海南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为视角,分析论述了该省政务服务中心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全面推进行政审批体制机制改革;努力加强行政审批的阳光政务建设,强化权力监督制约,确保廉洁高效审批;努力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实行网上行政审批,全面提升行政审批的效率和群众满意度,初步形成了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海南模式”。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金融事权划分问题——以《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草案)》为切入点

上海如何将"先行先试"的目标落实到金融创新中,明晰中央和上海金融事权的划分问题是基础。国家政策与上海地方条例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具体的工作只能由地方条例来贯彻,否则只会让中央的监管流于形式。     

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的法律安排——英、美、日、德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正确划分政府间事权财权关系对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基本分工、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行为、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健全财权与财力的法律制度、正确处理好政府间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如英、美、日、德等国都用法律的形式对政府间事权财权关系进行了明确规范。从我国的法律现状来看,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划分公共事权和财权的法律尚未细化。这就需要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有益经验,建立、健全我国有关政府间事权财权关系的法律规范。     

中国行政法治的内和谐——以行政执法为中心

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法治的支撑,丽法治系统本身就应保持和谐.行政法治作为法治的一个子系统,不仅应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外部系统保持和谐,而且在其系统内部亦应保持和谐统一.在行政法治系统中,以行政执法为中心,首先应实现行政执法系统内的和谐.同时应保持行政执法与行政立法、行政司法和行政审判之问的和谐.     

关于给付行政的若干思考——以德日行政法为中心

给付行政是德日行政法学的一个基础概念与分析工具。虽然近年来我国已开始出现对给付行政的研究,但在一些基础问题上(如含义、涉及范围及相关法律问题等)仍缺少较为深刻的领会。在比较分析德日等国在给付行政研究方面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后,分析给付行政研究对于推进我国的行政法学总论与分论研究的意义,并进一步指出我国在进行给付行政研究的时候所需要注意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大数据治理技术与央地关系的优化——基于信息政治学视角的分析

央地关系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对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举足轻重。既有研究着重分析科层体系的相关因素对央地关系优化的影响,却鲜有研究系统考察信息属性的治理工具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治理工具,大数据为国家治理带来全新机遇,相关治理技术在中国场景下应用,对央地关系有何影响?其内在作用逻辑是何?基于信息政治学,研究认为,信息不对称难题的存在使中国央地关系长期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而大数据具有获取更多维度、更广泛群体和内容真实信息的优势,理论上能帮助中央政府充分掌握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局面,从而优化中国的央地关系。大数据治理技术优化央地关系主要通过经济、技术和内容这三条路径。具体作用机制为：一是降低信息获取和运用成本,使缓解信息不对称具有可持续性,推动常态型优化;二是提升信息获取时效性,使克服信息不对称具有技术可行性,推动信息型优化;三是提升信息质量和真实性,使缓解信息不对称在内容上具有实质性,从而有助于从决策内容和质量方面实质地优化央地关系。因此,大数据治理技术发挥作用,有利于央地政府间最终实现良性互动和相互协作的新型关系模式,摆脱以往的循环怪圈。不同于既有文献,论文从...     

论入世条件下政府行政职能的转化——以新一届政府机构撤并为中心展开

20 0 1年 11月 15日 ,中国政府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WTO) ,对于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 ,加快改革开放 ,实现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增长 ,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对于世界经济也产生积极影响。为适应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正式签订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和相关法律文件中关于中国政府的承诺 ,新一届政府机构撤并是政府行政职能转化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一、中国入世议定书关于政府行政职能的具体承诺在中国政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之前 ,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正式签订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 ①和相关法律文件。②中国政府承…     

论我国市区两级政府事权的法律界定——以财政分权模式为视角

我国市区两级政府间的事权,相对靠近基层和群众,其划分直接关系到市区两级政府的职能行使和最广大基层群众利益。虽然近几年我国在这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存在着事权划分不一致、不合理,权责不统一,事权相互监督乏力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形成由我国现阶段行政式财政分权模式的划分依据、主体、内容决定。为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市区政府间事权从行政式分权模式向法治性分权模式转换,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三种途径：一是加快健全有关法律体系;二是加强区级政府的谈判能力,以立法机关为划分主体;三是下放加强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加强市区两级政府间的相互监督。     

基层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分析——以顺德为案例

基层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行政级别低,权限弱,在改革中面临较大阻力。基于多次深入访谈,本研究以顺德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为案例,分析改革模式和路径。研究发现,虽然顺德在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突破的深层障碍,但依凭一系列动力因素,顺德采取迂回策略,以变通方式绕过障碍,持续推进改革。本研究试图通过讨论顺德的改革路径,分析、解释基层政府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机制。     

论我国土地督察制度良善化进路 ——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视角

土地督察制度的运行仅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几个规范性文件和为支撑,与其实际运行过程中承载的重要功能已明显不符,文本规范的督察制度已经与土地督察的实践出现了紧张的关系.如何理顺土地督察体制,使其发挥出应有的制度功能,需要考察我国督察制度的基本样态,以其他的监督机制为镜鉴,探索土地督察制度良善化的进路;由于土地督察制度所承载的衡平中央与地方关系、协调央地发展的制度功能,从中管窥出我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动态.与此同时,其也为衡平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博弈以及调整提供了新思路.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行政实施研究——以裁量权的建构为中心

我国正在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赋予行政机关实施一般条款的权力。一般条款以高度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为其核心构成要件,如果授权执法者在适用过程中进行价值补充,执法者就因此获得一种立法性的裁量权。就我国现行执法体系而言,竞争执法机关行使该项权力存在法治层面的正当性隐忧,控制裁量权滥用的制度保障措施也有欠缺。提升执法人员的专业性,加强行政程序的公众参与,是满足裁量权正当性的基本要求;限定裁量权行使的最佳范围,进行自我控制的功能建构,实现司法审查的良性制约,是防止裁量权滥用的必要保障。以一般条款的实施为契机,我国竞争执法机关将完成从传统执法机关向现代管制机构的演进。     

行政裁判执行制度研究——以对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为视角

行政裁判之执行制度是解决行政争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实现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重要途径,也是法律实现的重要形式。行政案件的特殊性,使得行政诉讼执行难在当事人双方并不具有同等的程度。由于司法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以及法律规定的疏漏,行政裁判执行难尤其是行政机关败诉案件的执行难已成为我国执行难的一大痼疾。这种状况不仅使行政审判举步维艰,而且降低了司法权威。解决行政裁判执行难的关键在于解决对行政机关的执行问题。而要完善行政裁判执行制度,就必须进一步改革司法体制,加大对行政机关拒不履行行政裁判的制裁力度。     

裁量基准的制度定位——以行政自制为视角

面对裁量基准在我国行政执法实践中的发展,亟待从制度层面对裁量基准的性质、功能和边界加以合理的定位。在行政自制的视角下,考察各地所推行的裁量基准实践,裁量基准在性质上应当被看作一种行政自制规范。它对裁量权正当行使的自我控制功能,主要是通过情节的细化和效果的格化技术,来达到对裁量权的限定、建构和制约。然而,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规则化的自制,亦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对此必须在制度设计上充分把握三个方面的平衡,即在羁束与裁量之间的平衡、规则与原则之间的平衡以及自制与他制之间的平衡。有必要倡导一种功能主义的行政自制观,以此推进中国行政法治的新发展。     

行政裁量收缩论的形成与展开——以危险防止型行政为中心

行政裁量收缩论是对行政裁量进行限制、对行政裁量(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合法性进行判断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来自于20世纪初的德国行政法,主要适用于国家赔偿和科以义务诉讼领域,并为日本行政法所继受,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亦有所运用。它既承认行政裁量的价值,又在一定情况下将行政裁量压缩至零,将行政裁量权限义务化、羁束化。这种将行政便宜主义限制合理范围之内的理论也正是其合理性和生命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