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性司法视域中的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合作

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基础,通过劝返和域外追诉等方式,使很多外逃腐败分子回国接受审判,追缴回了很多赃款。然而我国现阶段适用这两种方式进行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时,面临缺乏强力的法律支撑和顺畅的国际合作等难题。我国应当在相关法律,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监察法》中认可“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和模式,充分利用劝返模式的优势,减少域外追诉的负担。此外,在法律制度层面认可恢复性司法,可增进世界其他国家对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的了解,增强我国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话语权。     

大数据国际追逃追赃的法治治理

随着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在以信息爆炸式堆砌和数据挖掘为特征的科技时代下,我国形成了运用大数据预防与治理并重的持续型反腐败新模式,国际追逃追赃效率不断提升。但运用大数据进行国际追逃追赃面临着与传统执法方式不同的特征,源于数据获得受限,数据价值降低,人权及其国别制度差异,国际数据反腐合作缺乏统一标准。新时代我国应结合国情及现状,顺应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创新“数据+法治”治理新模式,整合国内各主管机关与国际社会的资源,实现打击腐败犯罪与国际反腐机制的接轨。     

论《北京反腐败宣言》对中国反腐败境外追赃的影响

鉴于亚太地区成为贪腐人员转移赃款赃物的主要流向地,借助APEC的国际影响和缔约国之间的共识,不断密切APEC缔约国间的反腐败追赃合作,对中国依法追诉腐败犯罪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以往,囿于法律依据单薄、执法途径溃乏、司法合作低效和重追逃轻追赃思维定势等原因,反腐败境外追赃成效不甚理想。2014年11月,《北京反腐败宣言》出台,对缔约国之间境外追赃法律制度的完善和追赃方式的整合有望破解这一难题,成为惩治腐败犯罪的利器。应当说,在对《宣言》的产生背景、涉及追赃举措的变化和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等内容进行梳理后,不难发现:《北京反腐败宣言》对反腐败境外追赃的法治建设将产生深远影响,势必为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关于构建我国反腐败民事诉讼追赃机制若干问题的思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章规定的"资产追回"程序确立了通过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两种方式追回犯罪所得和犯罪资产。在国际司法实践中,一般而言,运用民事诉讼的手段进行追赃较之于刑事诉讼手段更为便捷和有效,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方式。因此,我国应在建立追赃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境外追赃民事诉讼保险基金制度、建立境外追赃论证审查机制、健全和完善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制度和建立配套的境外追赃合理费用扣除机制等方面努力,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事诉讼追赃机制。     

论反腐败国际追赃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完善——以《北京反腐败宣言》出台和“海外追赃第一案”为契机

2014年11月,《北京反腐败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出台,标志着中国以一个全新、积极的姿态开始了国际反腐的行动,其中涉及国际追赃的主要做法1有望成为有效惩治腐败犯罪的利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海外追赃第一案的审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以下称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能否实现立法初衷、成为国际追赃2的法定途径面临考验。然而,在准确把握上述契机的同时,我们需要不断审视和完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包括没收违法得的审理方式、审理程序、执行程序、救济途径等环节,以期为反腐败国际追赃机制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反腐败境外追赃法律机制的实践困境与规范因应

反腐败境外追赃法律机制应具备实效性和长效性,立足于解决境外追赃实践难题,着眼于长效法律机制的建立。但是,从境外追赃执法和司法实践来看,资产跨境转移监测法律的实效性不足,境外承认与执行违法所得没收裁判的实践效果不佳,跨境资产返还中资产分享激励作用不明显。腐败资产跨境转移资追踪难、识别难,我国国内法律制度和域外法治缺乏协调性以及资产流入国法律制度差异等是实践困境产生的重要因素。有必要强化资产跨境转移监测法律的适用力度,拓展境外承认与执行违法所得没收裁决的规范依据,建立健全境外追赃资产分享机制,以提升境外追赃法律机制的实践效果。     

法治反腐:反腐败机构的整合与重构

在领导体制上,我国众多的反腐败机构分别隶属于党委、政府和司法系统,即纪委、行政监察和检察机关的反贪反渎等,固然这些反腐败机构均起到了极其重要作用.但为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新精神,也为全面推动“依法治国”奠定基础,有必要从职能上整合已有的反腐败机构,并重构“国家反腐败委员会”、“纪委监察机构”和“国家反腐败局”.未来的“国家反腐败委员会”是全国最高反腐败领导与决策机构,并负责对内的反腐败预防与对外联络工作.“纪委监察机构”继续按照党政系统相应设计,并逐步实行垂直领导,只办理违反党纪政纪案件.“国家反腐败局”是除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外的第三大犯罪侦查机构,集原纪委和检察机关的反贪反渎等办案机构于一体,专司反贪反渎侦查职能,独立按照司法程序办案,并实行垂直领导,充分发挥其以事立案和独立办案的职能作用.     

论新时代以来行政法精神的变迁（2012-2022年）

我国行政法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三十余年的发展和新时代以来十余年的发展。前三十余年，形成了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并成为公法核心部类存在、兼顾权力与权利平衡以及追求程序正义的现代行政法治精神。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尤其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法治国家现代化的到来、政治运作机制的转型、法治体系概念的提出，行政法精神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都发生了变迁，为此新时代行政法侧重于以凸显行政法治体系化、行政法治问题应对、私方当事人介入、行政法典化诉求为时代特征。党的二十大召开后意味着行政法应当有更新的格局，既要保持新时代以来行政法精神的稳定性和主客观状态，同时也要契合时代气息，以体现厚实方法论支撑、契合全过程人民民主、趋于给付精神的引领、实体与程序的平衡、问题应对的精准性为主要趋向。     

王岐山: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11月30日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切实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座谈会上,来自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     

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大力推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这次廉政工作会议，是新一届国务院组成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重要会议。主要任务是，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二中全会、中央纪委十七届二次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总结过去五年政府系统反腐倡廉工作，部署2008年的工作。     

街道乡镇政府信任与居民的社区志愿精神——基于南京市若干城乡社区的实证调查

以南京市城乡若干社区的实证调查为研究个案,深入探讨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的信任度对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与居民的社区志愿精神究竟有何种程度的影响。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的信任度与居民的社区志愿精神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对于各级政府而言,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需要特别关注影响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信任的各种居民背景因素,培育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的信任感和亲切感,不断促进居民社区志愿精神的孕育与成长,从而凝聚成社区草根民主成长的动力和纽带。     

腐败测量:基于腐败、反腐败与风险的视角

腐败测量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如何建立科学的腐败测量指标体系是目前腐败问题理论研究的热点,也是反腐败机构十分关注的问题。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结合国际组织和国内外一些政府的实践探索,论证了腐败测量的理论背景,分析了其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提出从腐败状况、反腐败绩效、腐败风险三个维度测量腐败的框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腐败测量指标体系设计的总体思路,构建了具有系统性的指标体系,为腐败测量提供新的理论和实践工具。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凝塑了人民至上的至善精神、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知行合一的求索精神、守正创新的超越精神。从四个重要精神维度解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创新,有助于深入理解蕴含其中的思想精髓与精神实质,准确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里程碑意义。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是在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应对国际国内重大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实现新发展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于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改革创新精神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作出战略部署，对于新世纪新阶段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科研经费制度的法理反思:规范基础与信任关系

探索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制,需要回到科研经费制度中进行法理反思,挖掘科研信任关系的本质,进而以此作为科研管理机制建构的理论基础和指引。科研经费制度的规范基础包括正当性理由、实质性理由、必要性理由和否定性理由,与科研工作的创造性活动本质共同规定了科研契约关系的特性。信任是科研契约关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信任结构与熟悉、安心结构的辨析中,专家系统与法律约束有着重要意义。科研管理机制的建构,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完成科研信任关系的建立与维系。     

反腐败的国际合作:挑战与机遇并存

腐败犯罪不仅削弱政府和社会的诚信价值,更是威胁社会发展与和谐的重要因素。近十多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澳门经济增长势头迅猛,成绩骄人。但在社会迅速转型和发展的同时,贪腐犯罪也有了滋生的空间。对此,包括澳门检察院在内的澳门司法机关以及相关执法机关,一直在积极寻找有效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