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视角下的治理理论与中国乡村治理

我国乡村治理理论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它立足于农村社会实际,寻求以历史和现实资源解决问题.乡村治理主要是以农村、农业、农民为中心,但又涉及到现实中国各方面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社会产业结构、利益实现、社会结构、区域协调等问题.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问题应包括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乡村治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推进乡村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等方面.     

治理现代化:治理价值、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三维构建

治理现代化追求善治秩序。达到善治秩序需要治理价值、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三维构建,这样,才能在治理价值应然发展逻辑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实然演进逻辑耦合中推动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对宗教的治理与利用宗教进行社会治理 ——基于需求溢出理论对宗教的治理认知

我国社会对宗教的认知经历了从政治认知到文化认知的转变，还将转变到融合上述两种认知的治理认知。基于需求溢出理论双层公共事务观，涉及宗教的治理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国家对宗教的直接治理，即把宗教作为治理对象的治理；第二层面是国家利用宗教对社会事务的治理，也就是把宗教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即把宗教组织作为治理主体）而对社会事务的治理。其中，前一治理层面强调国家在治理方面的主体性，强调国家以公共利益原则为依归，依法管理宗教组织及其信众，以防范或抑制宗教的消极面；后一治理层面强调宗教（包括宗教组织及信教人员）在治理方面的主体性，强调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权保障下充分利用宗教在心灵治理方面的比较优势，以发挥宗教的积极面。同时，以公共利益原则协调双层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法治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准首先是"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通过将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全方位的制度保障和实践推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具有系统性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程,除了突出法治化的要求之外,还需要采取综合治理的思路,调动一切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产要素和管理要素,全面、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法治中国的建设。     

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

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是马克思、列宁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基本要求,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大创新发展,此举对于应对大数据时代国际竞争与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意义重大。加快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树立科学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念,明晰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基本任务与要求,加快政社分开的法制建设,加快培育社会组织,营造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人文环境。     

治理理论与中国行政改革

二十世纪末逐渐出现的治理理论,被认为是代替传统的政府统治理论和市场模式理论的新理念,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目前,治理理论已成为政府改革的一个全球性话题。在治理理论精神指导下进行中国行政改革,必将使中国的行政改革焕然一新,并成为对世界范围内治道变革的有力呼应。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治理挑战与治理型监管

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日益展现出通用潜力,其超大规模、超多参数量、超级易扩展性和超级应用场景的技术特性对以算法透明度、算法公平性和算法问责为内核的算法治理体系带来全方位挑战。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主流范式中,欧盟形成了基于风险的治理范式,我国构建了基于主体的治理范式,美国采用了基于应用的治理范式。三种治理范式均形成于传统人工智能的“1.0时代”,与展现通用潜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难以充分适配,并在不同维度凸显治理局限。因此,在人工智能技术范式变革之际,应以监管权的开放协同、监管方式的多元融合、监管措施的兼容一致为特征推动监管范式的全面革新,迈向面向人工智能“2.0时代”的“治理型监管”。     

社会治理与法治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一种,社会治理是人在认识自然的规律和人的本性的基础上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并建立和维持秩序的过程。从民主的观点来看,社会治理的最高治权应当归于人民全体。执政者所掌握的只是使用权,因此他们对社会的治理不是一种统治,而是一种管理。好的社会治理称之为善治,而法治就是一种理想的善治。     

基层干部“疲态治理”困境与治理效能提升路径分析

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石。当前,面对基层干部可能存在的“疲态治理”困境,提升治理效能意义重大。在全面考察影响治理效能提升核心要素的基础上破解“疲态治理”困境,即：提高基层干部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帮助其树立现代治理理念;优化编制资源;创新督导方法;创造有利于基层干部成长环境,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基层干部队伍,以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整体性治理理论与西方治理实践研究

整体性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旨在解决由于部门间制度关系设计不合理,而带来的碎片化问题的理论.该理论一经提出,就在世纪范围内广泛传播.以英国为首,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相继开展了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指导的改革运动.本文通过对整体性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理论内涵和西方国家在整体性治理理论应用方面的实践案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考察和分析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生命力和未来展望.     

非营利法人治理对公司治理的借鉴与创新

非营利法人中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风险,为了确保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被经营管理者伤害,有必要借鉴公司法人的治理经验,建立一套完善的治理体系,包括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通过规章制度安排实现内部责任与权力的平衡,以及通过外部市场竞争实现对内部经营管理的约束。其中,外部治理对于非营利法人尤其重要,因此必须在业绩评估、信息公开、人才选聘、打破垄断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数据治理与软法

"数据治理"起源于企业对其生成和获得的数据进行提高其质量、促进其有效利用的治理。之后,"数据治理"指向基于数据应用的公共治理。政府可以利用数据提升治理水平,企业、社会组织等也可以利用数据参与公共治理。制定规则是数据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对数据治理"和"用数据治理"的普遍存在,以及组织之间可能需要的在两个维度...     

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公共利益与社会治理

本文提出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和谐,需要对公共利益进行深入的研究,认为公共利益由公共财富和公共福利两个部分构成;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应该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社会治理要格外重视处理公共利益中的社会公共福利与个人福利的关系;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共同发展,需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策范式转型

实践层面的政策范式常常被理解为一种稳定的和能够识别的政策模式或政策风格,包括政策问题、政策主体、政策价值和政策工具等构成要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涉及到具体政策和基本政策的改变,亦是对我国元政策的一次重塑,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将带来我国公共政策范式的转型。     

卖淫嫖娼现状与治理对策

古今中外,卖淫嫖娼为主流社会所不齿,被视为社会丑恶现象。尽管国家制订完善了相应法律法规,加强了管理,但卖淫嫖娼现象却屡禁不止甚至泛滥。本文试图从执法实践层面,研究探讨治理卖淫嫖娼的具体有效方法。     

整体性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整体性治理是为解决由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困境问题所提出的一种全新公共治理模式,主张通过协调与整合,使多元主体的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实现多区域多部门的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的政策目标的一种治理方式。研究从理论反思与现实依据的两个方面阐述了理论的缘起与价值,并就整体性治理兴起的原因进行分析,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主要内容,强调了治理的整合性,整体性运作的目标实现,和整体性治理机制。整体性治理在我国公共危机治理、财政预算和大部制改革等方面的现实实践,以期给的政府管理提供参考。     

基层公安机关公共安全治理创新的困境与突破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面对当前复杂的公共安全形势,亟需基层公安机关通过创新公共安全治理,提升公共安全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这不仅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尝试,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警力配置、绩效考核、福利待遇等限制性因素,以及警民信任关系、部门协调联动等制约性难题,使基层公安机关陷入公共安全治理的困境。因此,通过不断推进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创新、理念创新、技术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可有效破解治理困境,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转型期的社会管制与自组织治理——美国进步时代的治理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是美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为应对这一时期社会领域出现的失控和无序现象,政府开始加强社会管制,社会自组织治理也开始逐渐兴起,通过多元治理机制的协调互动,最终为国家重构了良好的制度氛围和发展环境。本文认为,发挥社会自组织的治理优势,推进其与治理机制的有效结合,对转型期中国政府的治理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