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形式的发展——兼评2006年《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7条修正案文

仲裁协议是整个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基石，一项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具备合法的形式要件。在1985年《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修改之前，仲裁协议的形式要件大致经历了“严格的书面形式”、“扩大的书面形式”和“可证明的书面形式”三个阶段。2006年7月6日通过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7条修正案文，进一步放宽甚至取消了对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限制，有利于推动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     

第17届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ICCA）大会将在北京召开

2004年5月16～18日，第17届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英文缩写ICCA)国际仲裁大会将在北京召开，本届会议题为“国际商事仲裁的新视野和展望”。会议主要讨论的议题是：有关中国的仲裁和调解；外国     

第三届北京市信息化法制建设论坛在京召开

2005年10月31日-11月4目，“中国专利代理机构高级经理培训班”在北京新大都饭店举行。该培训班是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欧洲专利局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主办的。是中国一欧盟小项目便捷基金项目的内容之一。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贺化、欧盟小项目管理办公室欧方主任克劳斯·安赫、欧洲专利局代表佩德罗·敖桑那、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会长高卢麟、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秘书长袁德等出席开幕式。     

贸仲委成立《仲裁法》研究专家组

1994年8月3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是我国第一部仲裁立法，被誉为“中国仲裁史上的里程碑”。10年来，《仲裁法》所确立的协议仲裁、独立仲裁、一裁终局等原则得到了有效的贯彻执行，现代商事仲裁理念得以推广，中国的仲裁制度也得到快速的发展。然而，     

中国商事仲裁应从行政化走向民间化

商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商事仲裁,在中国可称之为“朝阳产业”,一种比诉讼还要灵活的争端解决方式,本文将从商事仲裁的概念入手,讲述其特征,重点在与国外商事仲裁对比之后,找出我国商事仲裁的缺陷,从缺陷入手,找到解决途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商事仲裁制度。     

我国涉外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新论——基于“需要干预论”的视角

国内法院应否干预我国涉外商事仲裁的实体内容，理论界存在争议。根据国际上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的立法和实践模式及发展趋势，以及对“全面监督论”和“程序监督论”两种学说的评价，本文认为中国仲裁立法不应局限于“全面监督论”与“程序监督论”两种观点，应引入“需要干预论”，即关于法院应否监督我国涉外商事仲裁的实体内容，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和国家的需要。     

论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

论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宋航笪恺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必须采取书面形式，这为大多数国家所确认，成为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一项统一性要求。１９５８年《纽约公约》第２条第２款把“书面协议”一词定义为“当事人所签署的或者来往书信、电报中所包含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     

我国商事仲裁制度的阙如——以临时仲裁在上海自贸区的试构建为视角

商事仲裁制度是一种争议解决机制,为当事人在法院外解决纠纷提供了一种选择。一般来讲,商事仲裁可以分为临时仲裁(Ad hoc Arbitration)和机构仲裁(Institutional Arbitration)两种。临时仲裁作为世界普遍流行的商事仲裁制度,至今在我国难觅身影。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临时仲裁的引入迎来新契机,有助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乃至我国商事仲裁制度的完善。     

中国贸促会代表团赴英参加第十六届ICCA仲裁大会情况

2002年5月12日至15日，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第十六届大会在英国伦敦召开。大会的主题是：“国际商事仲裁：当前重要的问题”。中国贸促会下属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组成了以刘文杰副主任为团长的16人仲裁代表团与会。     

商事调解的制度逻辑及其构建——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为视角

<正>跨国诉讼、仲裁和调解被认为是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三驾马车”。在跨国诉讼、仲裁中，已有《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和《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作为相应的国际法依据，为解决国际商事争端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国际商事调解机制却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以来未形成针对商事调解的国际立法。为解决国际商事调解立法的缺位，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历时四年研究拟订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2018年12月经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     

印度仲裁院的培训设施

印度的仲裁院是1965年在印度政府和一些重要商业组织的联合赞助下设立的全国性的商事仲裁机构。其成员包括印度政府、各商会、各公司、各商号以及对仲裁问题具有经验或兴趣的人。它除了以调解或仲裁方式为解决商事争议提供方便外,也从事关于仲裁问题的研究,并就商事仲裁的法律问题和程序问题组织培训,以推进仲裁工作。     

涉外仲裁协议的司法审查

仲裁制度是一国法律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仲裁制度的发展离不开法院的支持。仲裁协议构成了仲裁制度的基石，“无协议、无仲裁”是各国普遍接受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建立了法院对仲裁协议的司法审查权，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过去的5年里，本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促进国际商事仲裁的精神，通过司法解释、对案件批复等方式，发展了涉外仲裁协议认定标准，对发展中国的涉外仲裁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创新，打造国际化仲裁服务品牌——贸仲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谱写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篇章，成就举世瞩目。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涉外仲裁事业迎来了绚烂的春天，并迅速得到发展。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简称贸仲）是以仲裁的方式，独立、公正地解决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经济贸易等争议的常设商事仲裁机构，设立於1956年4月．当时名称为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设立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     

印度仲裁院的培训设施

印度的仲裁院是1965年在印度政府和一些重要商业组织的联合赞助下设立的全国性的商事仲裁机构。其成员包括印度政府、各商会、各公司、各商号以及对仲裁问题具有经验或兴趣的人。它除了以调解或仲裁方式为解决商事争议提供方便外,也从事关于仲裁问题的研究,并就商事仲裁的法律问题和程序问题组织培训,以推进仲裁工作。根据印度法律,仲裁员并不需要特殊的资格,挑选仲裁员     

“贸仲”，不断发展的国际仲裁中心

2009年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正如贸仲于健龙副主任兼秘书长在贸仲与纽约州律师协会、中国商会、美国商会共同举办的圣诞酒会致辞中所说的,作为中国设立最早的商事仲裁机构。贸仲为中国商事制度的巨大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贸仲也将继续奋斗,努力成为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国际仲裁中心,为更多来自不同法域的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的仲裁及相关法律服务。     

论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效力是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依据，它关系到或仲裁或诉讼的问题。如何认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效力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定论。本文以一起国际商事案件为例，从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和解释两个方面，探讨如何认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证据制度--以证人不出庭情况下的“证人书面证言”可采性问题为视角

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有着丰富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务操作意义。“证人书面证言”作为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中重要的一环，其在各法域仲裁实践中的适用不尽相同。尤其针对证人不出庭情况下书面证言的可采性问题，各法域的实践结果甚至可能截然相反。这背后体现了各法域在仲裁证据制度“法律文化”、“性质认识”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我国的仲裁证据制度也存在相关问题。虽然发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可以较好的实现个案的公平与效率；但是放眼未来，则需要在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上，做系统性的、规则层面的完善。     

临时仲裁在上海自贸区试构建的可行性

商事仲裁制度是一种争议解决机制,为当事人在法院外解决纠纷提供了一种选择.一般来讲,商事仲裁可以分为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两种.临时仲裁作为世界上普遍流行的争议解决机制,但在中国并没有引入.本文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为契机,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探索中国现阶段引入临时仲裁的可能性.     

论涉外海事仲裁协议与财产保全——兼论对《民事诉讼法》有关条文的修改

1991年4月9日颁布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民诉法””)以《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1958年纽约公约”)为背景,明确规定了我国国际商事(包括海事,下同)仲裁裁决的终局性和执行方式(第259条),人民法院裁定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后的补救措施(第261条)和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在我国的执行方式(第269条)等。     

国际商事仲裁意思自治的保障与限制问题——兼评《仲裁法》的修改

国际商事仲裁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涉外法治建设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推动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对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意义重大。意思自治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础，强化意思自治保障是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的主流声音，但是单纯强调国际商事仲裁意思自治保障具有片面性，意思自治限制对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同样具有独特价值，适当限制是正常且必要的。在国家不断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与《仲裁法》面临重大修改的背景下，展开对国际商事仲裁意思自治的系统思考具有现实价值，表征了对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制度考量、实践观察及学术审思，尤其是《仲裁法》的修改应当坚持系统思维，把握国际商事仲裁意思自治保障与限制的辩证性，实现既突出重点又统筹兼顾的整体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