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诈骗罪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研究

集资诈骗罪属于诈骗罪的一种,与普通诈骗罪之间是种属关系,但该罪之所以独立于普通诈骗罪而被单独评价,在于该罪在犯罪客观方面、主观目的要素的司法认定上具有特殊性。文章分析研究了集资诈骗罪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和该罪在犯罪客观方面、主观目的要素认定方面的一些做法,科学界分了该罪与相近犯罪即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异同,以利于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集资诈骗罪中“社会公众”标准探析

将集资诈骗罪的犯罪对象限定于"不特定多数人"的观点,混淆了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对象范围,无法区分集资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无法体现刑法将集资诈骗罪类型化的规范保护目的,也不是限制死刑适用的可行之道。集资诈骗罪的对象范围("社会公众")应为"不特定多数人"或"特定多数人"。司法实践中,应通过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判断犯罪对象是否为"不特定多数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认定犯罪对象的范围。     

金融诈骗犯罪主观目的研究

刑法理论关于八个金融诈骗犯罪,仅明文规定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中的恶意透支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根据司法实践及对相关的立法规定的分析,得出金融诈骗犯罪主观上均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且该"非法占有目的"应属于主观的超过要素。进而就涉及到司法推定的问题,从剖析现有的立法关于司法推定的规定,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措施。最后就目前的立法模式提出更有利于解决此类犯罪主观目的认定的立法建议。     

“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的刑法规制检视与调适

"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既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构成,又侵犯了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保护的法益。但在司法实践中将其直接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而将其直接认定为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又超出了社会公众的可预测范围。应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统一认定为同时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择一重罪论处;将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认定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想象竞合,择一重罪论处。     

论金融诈骗犯罪中的犯罪目的

金融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金融风险也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在八种金融诈骗犯罪中,法律仅对集资诈骗与贷款诈骗罪的犯罪目的作了明确规定。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该是所有金融诈骗犯罪都应具有的犯罪目的。金融诈骗犯罪属于直接目的犯,而"非法占有"的目的不属于主观超过要素。结合理论与司法实践,对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应当予以统一规定。     

论诈骗罪定罪和量刑过程中数额的认定——以对“诱价成本扣减”的借鉴和批判为视角

诈骗罪是交易型的财产性犯罪,为便于本文的分析区分了诈骗罪定罪层面的＂诈骗数额＂与量刑层面的＂诈骗罪的犯罪数额＂。关于诈骗罪数额认定理论上的三种学说只是对其定罪层面的诈骗数额的认定,未有学者对其量刑层面数额的认定做深入讨论。本文认为量刑层面的诈骗罪犯罪数额应与定罪层面的诈骗数额采用同一认定标准,即实质意义上的个别财产损害说。在此基础上,对学者提出的诱价成本扣减问题借鉴的基础上予以批判,回归实质意义上的个别财产损害说的理论,以诈骗罪所保护的法益——交易目的的实现为标准,正确认定诈骗罪的数额。     

信用卡诈骗罪疑难问题探析

信用卡诈骗罪是当前经济领域中利用信用卡作为犯罪工具的一种特殊诈骗犯罪。司法实践中对于信用卡诈骗认定的一些疑难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1.信用卡诈骗罪主体要件的界定;2 .信用卡诈骗罪客观要件辨析;3 .信用卡诈骗罪主观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司法认定。     

集资诈骗罪认定的难点及对策

集资诈骗犯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与发展之间矛盾的产物,作为头号的金融犯罪形式,在金融诈骗罪的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各地集资诈骗案件频繁发生,手段翻新,严重破坏了社会和金融秩序。为此,我们结合吴英集资诈骗案等实践和体会,对该罪司法实践中的罪与非罪、非法占有目的、社会公众、诈骗数额、职业介绍人的处理等方面的难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意见。     

论金融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

金融诈骗罪是近年来金融领域中的高频多发犯罪,研究金融诈骗罪的概念与构成特征对于司法实践正确认定该罪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首先对金融诈骗罪的概念作了较为科学合理的界定,并对金融诈骗罪与金融欺诈犯罪概念的异同作了剖析;尔后,对金融诈骗罪的主体、主观、客观、客体特征中的若干重点、共性问题作了探讨,尤其是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与认定问题作了详细的剖析.     

金融领域贪污受贿的特点及其防治对策

近年来的反腐高压态势持续,成果显著,但从理论来看,仍然存在根基性的法律问题。2016年最高院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对贪污、受贿等罪名的数额标准进行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不论是从适用方面还是从法理方面都难以服众。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大发展的今天,其适用方面更加凸显不足。明确的数额范围标准显然不足以应对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频繁的修改法律又破坏了刑法的稳定性。同时,对于违法孳息的认定也莫衷一是,因此有必要借机重新考量司法标准和立法方向问题。从司法运用上来看,对于没有达到既定数额标准的贪污贿赂犯罪,可以视具体情况认定为盗窃、诈骗罪等,而对于数额的认定问题及其标准的确定,应当审时度势,提出新的思路。从立法进路中分析,贪污罪的行为模式与侵财类犯罪本质无异,可以融合为一章并设置相平等的法定刑,而贿赂犯罪则与渎职罪挂钩,理应位于渎职罪的章节之中。     

犯罪源头-未成年人犯罪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逐年增多,危害日益严重,且呈现出新的动向与特点.而未成年人犯罪是犯罪的源头,要遏制犯罪,必须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从源头抓起,预防、治理青少年犯罪中的未成年人犯罪.     

论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

共同犯罪的成立特征与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共同犯罪的成立特征是共同犯罪区别于单独犯罪的特殊性,而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与单独犯罪的犯罪构成则是相同的。而且,共同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成立犯罪所具备的犯罪构成也是相同的。     

论职务犯罪与相关犯罪的区别

职务是构成职务犯罪的前提和基础,对其内涵的理解是界定职务犯罪概念的关键。职务犯罪的复杂性使其极易与许多相关的犯罪混淆。本文从职务犯罪概念的界定入手,分别探讨了职务犯罪与经济犯罪、白领犯罪、法人犯罪的联系和区别,目的是为了对职务犯罪准确定性,准确量刑。     

犯罪进化论

犯罪的本质从古到今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始终是一种破坏社会秩序的反社会行为.或者说,犯罪在物质形态上的变化远大于观念形态上的变化,尤其在动机上仍保持着浓厚的原始色彩.现代犯罪只不过是原始犯罪的延伸,是文化变异的结果,在文明外衣掩盖下的仍是人的生物冲动向文明的挑战.文明社会犯罪无异于古老社会的变种.     

犯罪控制论之犯罪空间

犯罪空间的存在同人类的生存空间有着密切关系。无论是犯罪的内容和形式还是犯罪的实施都和人类的生存空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对减少和控制犯罪的研究应从对犯罪空间的研究着手。要尽量压缩犯罪空间。而压缩犯罪空间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改善人类的生存空间。     

牵连犯的中止形态研究

牵连犯的中止形态,是指行为人在实施具有牵连关系的犯罪中,在实施目的行为、结果行为中自动放弃相应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相应犯罪结果发生的情形。牵连犯的中止形态处理应当结合本国的相关刑事立法规定来具体分析。就我国而言,对此问题应分以下四种情形来具体分析:实行从一重处罚的牵连犯的中止形态;实行数罪并罚的牵连犯的中止形态;实行从一重从重处罚的牵连犯的中止形态;实行独立法定刑的牵连犯的中止形态。     

论单位共同犯罪与共同单位犯罪

单位共同犯罪是指包括单位在内的两个以上主体的共同故意犯罪 ,它是客观上存在、理论上成立的共同犯罪形态之一。“共同单位犯罪”称谓有其不科学不规范之处 ,应将单位之间的共同犯罪称为“纯粹的单位共同犯罪”并纳入到单位共同犯罪的基本形态之中。     

犯罪未遂、既遂的新视野--以盗窃罪为例的思考

刑法学中的犯罪未遂和行为未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犯罪未遂在立法定量模式下,具有与定性模式下不同的特征,以盗窃罪为例,即具有行为未遂和行为既遂,但数额达不到较大者两种情形,数额的性质是盗窃罪既遂的条件.因此,对于数额巨大和特别巨大的行为既遂,应予处罚以及加重罪未遂处罚的原则.     

涉贷款犯罪的刑法规制——贷款诈骗罪、骗取贷款罪、高利转贷罪之比较研究

在研究涉贷款犯罪的刑法规判问题时,通过对贷款诈骗罪、骗取贷款罪与高利转贷罪这三种罪名演变历史的研究以及对立法意图的探寻,才能进一步弄清楚这种罪罪名各自的特点及相互间的关系。     

“套路贷”犯罪模式解构与罪数问题探讨——基于两高两部“2019·04·09”《意见》

"套路贷"犯罪过程的实施往往包含多种环节,触犯多个罪名。典型"套路贷"犯罪一般具有恶意签约、制造违约、垒高债息和不法索债四个环节,根据恶意签约环节和不法索债环节的行为是否触犯同一罪名为标准,可将"套路贷"犯罪分为触犯同一罪名和不触犯同一罪名两种犯罪模式。两环节行为触犯同一罪名时,属于同种数罪且不应该并罚,两环节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罪名时,应认定为牵连犯,择一重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