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执法办案中检察官与律师关系的思考

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模式下,检察官与律师作为控辩双方的主体承担不同的法律职能。检察官代表国家追诉犯罪,律师为犯罪行为进行罪轻或无罪辩护,二者在执法办案的过程中因承担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诉讼职能不同很容易形成“对峙攻守”关系。     

论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平衡

本文从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及权利入手 ,通过对控辩平衡原则之确立及其对刑事诉讼实体正义及程序正义之影响的分析 ,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现状 ,借鉴“平等武装”理论 ,评述“均衡对抗”观念 ,对刑事诉讼中控辩平衡这一原则进行分析和论证     

刑事诉讼中检察官思维的转型

思维在法律文化的结构中,处于深层次或隐蔽的地位,其直接影响着诉讼效果。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相比,思维的发展体现滞后的特点。研究转型期检察官的诉讼思维转型,对于破除僵化的传统诉讼观念、保证公诉质量和效果、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刑事诉讼中,检察官面临诉讼本质、诉讼价值、公诉理念、人文精神、证据理念等方面的思维转型。迎接这一挑战,是切实提高司法能力、推动刑事诉讼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和谐统一的必要前提。     

检察官当事人化与客观义务之关系辨正——兼论我国刑事控辩关系的重塑

’96刑诉法修改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整体上以贯彻控辩平等、实现控辩对抗为改革导向。控辩平等包括形式和实质两方面内容:前者旨在将检察官塑造成诉讼一方当事人,革除其过多的诉讼特权;后者则要求检察官秉持客观义务,充分关照被追诉方诉讼资源上的劣势。由此,出现了调和检察官当事人化和客观义务的制度需求,当前,刑诉法再修改在即,如何重塑我国检察官的角色遂成为理论焦点。     

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指律师在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了解案件情况,收集案件证据的权利。其存在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实体正义舜口程序正义。它对于维护当事人的辩护权;案件的实体公正;控辩平衡;保障律师在诉讼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有着巨大的意义。虽然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对于我国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有着很大的进步之处,但是我国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在实践中还存在着律师调查取证难,律师执业风险大等问题。应当从法律上赋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同时赋予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美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作用

根据现行法律 ,我国检警关系的立法定位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流水线型”构造。随着刑事诉讼的发展及证据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关键作用的凸现 ,公安机关收集、固定证据的效率和质量制约了检察机关控罪职能的行使。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进而改造现行的检警关系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进行了改革和探索 ,提出了在现阶段“起诉引导侦查”的改革思路 ,并召开专家咨询委员会进行论证。以下登载的文章 ,从不同的角度对“起诉引导侦查”的改革予以探讨。借此 ,本刊希望能引起读者对此问题的争鸣和进一步探讨     

德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在德国,指挥侦查和提起公诉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官的基本职能.但实际上,对犯罪案件的侦查基本上是由警察独立完成的.而随着起诉便宜主义的兴起,检察官在审前阶段对于案件的过滤作用显得极为重要.过去只有在审判阶段而且只能由法官做出的决定,检察官在审前程序中也逐渐能够独自做出.因而,检察官的司法官角色在不断得到强化.相应地,由检察官起诉到法院的案件只占全部案件的较小部分.从实际的作用看,检察官越来越成为德国刑事司法体系的中心角色.     

刑事诉讼控辩关系新论简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控辩关系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对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内容进一步扩展,强化了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缓解了控强辩弱的局面。为保障刑事诉讼中新型控辩关系的有效落实,检察机关应与律师协会形成交流机制,制定工作细则,细化对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并设立维护律师诉讼权利的部门,强化律师诉讼权利受到妨害时的救济。     

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与代理的比较

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辩护与律师代理制度是确保当事人基本权利,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两项重要制度,但两种制度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较大区别。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我国在律师代理制度方面的不足。本文主张应加强律师代理制度,赋予其独立或相对独立的诉讼地位,以充分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诉讼中的心理测试

由于缺乏立法,我国心理测试检查技术的实践应用呈现出混乱局面.有必要明确心理测试检查适用的必要性、可行性,明确科学培训测试人员的重要意义以及心理测试检查的有限适用性.应当明确心理测试的适用条件和程序,规定心理测试结果的证据能力以及限定其证据运用.     

刑事诉讼回避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在司法改革和刑事诉讼法典再修改的历史语境中,我国的刑事诉讼回避制度值得关注和探析。整体回避问题须通过管辖变更制度的完善来解决;申请回避实施程序中的举证责任问题须通过借鉴无因回避制度的有关内容来解决;违反回避制度的程序性规制问题的解决须坚持区别对待的做法。     

略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彰显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重视以及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和改造的方针。然而在立法理念尚须进一步推敲与配套制度缺失等诸多司法环境限制因素的影响下,新刑诉中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仍有未尽之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立法原则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立法体例相对集中,具有“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以及“犯罪记录封存”三大创新性制度。     

新刑诉法背景下检律关系探析

新刑诉法扩大和完善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权利,赋予了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的地位,有效解决了此前律师所遇见的“三难”问题。同时,新刑诉法改变了检强律弱的传统格局,对于检律关系进行了重新塑造,检方优势地位逐渐减弱,公诉风险逐渐加大,检律双方从激烈的对抗也逐渐走向平衡与协作。如何理解新刑诉法对于检律关系的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在司法实践中需要迫切关注。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

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然而却未对侦查阶段的律师的诉讼地位作出明确规定。无论是从实然还是从应然角度而言,均应赋予侦查阶段的律师以辩护人的地位,从而更好地保障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自我保护

刑事辩护中的律师自我保护是一个现实而又复杂的问题。律师要切实做到自我保护 ,必须跳出误区 ,不涉禁区 ,坚守护区。合格的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只有善于运用各种谋略排除障碍 ,注意工作方法 ,讲究实际效果 ,才能既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又有效地全方位地进行自我保护。     

从刑事诉讼立法角度谈侦检关系改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提高了对检察官公诉职能的要求,即要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有效的行使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职能,而且有时还相互擎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通过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完善我国侦检关系。     

刑事庭审中讯问被告人程序研究

刑事庭审中对被告人的讯问程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刑事诉讼程序。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刑事庭审中讯问被告人程序的规定虽较之过去有了较大的改进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有改进的必要。     

关于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的思考

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均不同程度地赋予了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否应当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针对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前景堪忧的状况,我国律师界和法学理论界早已提出这一问题,且大多持肯定意见.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其有明确的法理依据和现实依据,我国是否应当赋予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已经成为立法与司法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