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推定”理论之反思

推定法效的发生往往意味着降低证明要求,因此司法实践的参与者往往都会有一种运用事实推定的天然冲动,然而这些想要通过事实推定来做的工作,应当以其它方式完成。当事实推定所依据的经验法则具有高度盖然性时,就是表见证明,当依据的经验法则只具有一般的盖然性时,则是一个情势证明,这两种类型都表明:事实推定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和内容,应该予以取消。在事实推定的法律效果上,不管将其界定为强制性推定抑或许可性推定,都是存在问题的。推定规则在形式上表现为制定法中的推定规范,因为证明责任分配的本质是对风险的分配,任何变动都会对当事人的利益造成极大影响,因此法官无权对证明责任进行随意更改,必须以法定的条件来限制法官对推定的运用,以免带来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可预期性,从而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事实推定——刑事诉讼中必要的证明形式

事实推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对事实的认定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这一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在理论研究上也很薄弱，在实践上导致了许多混乱。笔者针对这一情况，从对事实推定的本质入手，揭示了事实推定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作用。     

论犯罪构成与证明制度的关联——以贿赂罪为切入点

犯罪构成是指犯罪成立的条件，因而又称为犯罪构成要件。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犯罪的证明存在很多制度层面的问题。严重阻碍了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也构成了对当事人诉讼及实体权利的威胁。应当通过对我国刑法中犯罪构成的重新认识，在程序方面改变现有的证明制度；对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问题做出相应的完善。     

表见授权之探究

表见代理为民法中的重要概念,表见授权则是表见代理的基础,本文从授权的角度对表见授权进行了专门探讨.     

我国民事诉讼推定制度的建构

推定做为一种证据法则 ,在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推定的基本概念至今众说纷纭 ;事实推定与法律推定尽管存在着种种区别 ,但统一于推定的大概念之下 ,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文章对如何建构我国的推定制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主张赋予法官在法定条件下享有法定事实推定权 ,但是又可能被滥用 ,所以必须对其进行限制     

表见理论的有限理性分析

表见理论立足于对善意无过失者所完成的积极权利变动的保护,以维护交易安全的动态财产关系。一方是真权利人,另一方是善意无过失者的积极权利变动后的利益归属。这是正当利益与正当利益之间的冲突。为什么表见(虚构的)权利被法律赋予合法权利的效力,而真正权利人为什么失去了权利?又应该怎样平衡原权利人与善意第三人?民法的表见制度源自人的认知理性,行为理性的有限性。     

我国合同法中表见代表制度之我见

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我国的经济制度也不断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出现,使我国的经济快速的增长,但是,也由于市场经济的出现,在市场交易中所涉及到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因此,我国的法律制度也在不断的健全中。合同法中的表见代表制度不但使我们的法律更加完善,也为解决一些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论表见合伙制度

表见合伙,是指相对于特定的第三人而言,在非合伙人之间或者非普通合伙人之间产生的一种类似于普通合伙人的责任承担关系.我国《民法通则》对表见合伙未作规定,最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对有限合伙人的表见合伙作有明确规定.但总体而言,我国现行法对表见合伙制度的规定不够系统全面,还有待进一步构建和完善.     

证明责任视野中的犯罪构成研究

两大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都具有推定机能。而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推定机能丧失,由此造成证明责任分配的混乱。为发挥犯罪构成对证明责任分配的指导功能,我们应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以实现其推定机能,     

浅议刑事诉讼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之适用范围

刑事证明规则的核心内容是对证明对象进行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两种不同证明方法的适用,是证据法领域中程序正义和诉讼效率的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区分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方法的适用范围则是关键。各国关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立法规定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理论争论也多集中于此。一般来说,由于定罪事实涉及案件实体处理结果及被告之重大权益,对其应采用严格证明的方法,而对量刑事实则可自由证明;对程序性事实应该根据其自身不同的法律属性而分别采用不同的证明方法。     

论刑事诉讼中的推定规则及其在我国的确立

在刑事诉讼中,适用推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控方的举证责任,适当降低证明标准,有利于诉讼的进行和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无罪推定作为一项基本刑事诉讼原则,并不是证据规则意义上的推定,推定的适用并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为了实现公平举证以及促进诉讼效率,应当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构建完善的推定规则。     

刑事诉讼中被告之举证责任新论

基于刑事政策、刑事立法精神、犯罪本身的复杂性和刑事证明对象的多样性 ,以及刑事司法具体运作中的实际证明困难 ,本文通过对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历史考察 ,主张被告在刑事诉讼中应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 ,这并不与无罪推定、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相冲突 ,并探讨了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理由及大致范围。     

浅析大规模产品侵权的举证责任——以“三鹿奶粉事件”为分析案例

"三鹿奶粉事件"引起人们对大规模产品侵权问题的思考,而我国法律并未就大规模产品侵权问题作出规定。基于大规模产品侵权的特殊性分析,应该在大规模产品侵权举证责任分配方面为众多的受害人提供充分的、及时的救济,由政府为受害人提供产品缺陷举证责任上的帮助,并且实行因果关系推定。     

论刑事没收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1条的分析

在对腐败犯罪所得没收程序中,规定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1条的明确要求。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80条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不应当确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针对贪污罪、受贿罪,立法有必要确立没收犯罪所得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这并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而是基于公平性和公共政策、举证便利性因素的合理选择。     

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担的依据

证明责任分担依据决定着各诉讼主体对证明责任的承担,并决定着诉讼的最终结果.在刑事诉讼中,传统理论对证明责任分担依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诉讼法领域中进行.事实上,我们从世界各国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担的现状中可以看到,控方一般只对犯罪本体要件承担证明责任,而对排除犯罪成立的要件包括"阻却违法事由"与"阻却责任事由"则由辩方承担证明责任.证明责任的上述分配实际上根源于实体法领域犯罪构成的推定机能,正是这种推定机能使得证明责任在控辩双方之间进行了合理地分配.     

论犯罪构成对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兼论我国犯罪构成的完善

由于推定具有转移证明责任的功能,因此,自犯罪构成推定功能产生之后,部分要件的证明责任转移给了被告人.这就意味着被告人一旦证明不能,就要承担败诉风险,这显然与无罪推定原则相悖.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证明责任开始分化为提供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其中,推定转移给被告人的仅仅是提供证据责任,而并不转移说服责任.我国犯罪构成由积极要件构成,缺乏消极要件,从而造成推定机能丧失.为此,需要将违法性要件纳入犯罪构成,以恢复其对证明责任的分配功能.     

刑讯逼供的证明机制

对刑讯逼供存在与否的证明属于程序性事项的证明,其证明同时涉及一般的证明标准和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明机制问题。刑讯逼供的事实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对这种事实的证明在实践中很难完成,因此应当明确:刑事实体法追诉中的刑讯逼供证明的证明责任由新的公诉机关承担,证明标准也应于普通案件中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同时,法官不应承担证明责任。     

诉讼证明理念初探

我国学界对于诉讼证明理念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诉讼证明理念可以从证明目的、证明价值、证明模式和证明效率这四个维度来加以把握.近年来有关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引发了学界对传统诉讼证明理念的深刻反思.现代诉讼证明理念的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真实发现与价值选择相结合,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并重,法定证明与自由证明相统一,以及真实优先、兼顾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