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治理:从碎片化到整体性

实现公共危机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治理,在治理理念上实现从政绩导向的静态维稳观到重视公共需要的民生观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民生治理;在治理主体上实现从政府一元治理到社会多元共治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网络治理;在治理结构上实现从机构裂化到部门协同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在治理环节上实现从重应急处置到各环节并重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全流程治理;在治理手段上实现从传统手段到信息技术手段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数字治理。     

建设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的法治

建设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的法治,需积极推动八个方面的转型升级:从偏重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地位到更加重视法治的能动作用的转型升级;从偏重强调效率优先到更加强调公平竞争的转型升级;从偏重强调国有和集体产权的优先保护到更加强调各种产权平等保护的转型升级;从注重保护经济要素和经济投资到强调保护激励创新的转型升级;从偏重强调为作为整体的人民服务向更加重视为每一个具体的人服务的转型升级;从偏重强调国家对经济一元管理到更加重视多元治理的转型升级;从偏重强调政府主导到更加突出契约精神的转型升级;从偏重强调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到更加突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转型升级。     

社会组织参与冲突管理的功能与可行性分析——基于与公共行政组织的比较视角

社会组织和公共行政组织具有不同的特点,其在公共冲突的治理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特点,具有功能互补性。针对于公共行政组织在公共冲突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自上而下的体制性压力、冲突治理负担过重、体制性迟钝、行政化色彩过强、中立性较差、被动反应式的管理模式等欠缺,社会组织借助于利益整合和利益表达、冲突中的信息沟通和传递、创造建设性地冲突解决方案等公共冲突参与方式来实现其推动公共冲突化解的功能,在冲突的预防以及公共冲突的化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以政府主导为主、以冲突平息为目的的冲突处置途径向强调社会组织多元参与、致力于冲突深度解决的冲突化解途径转变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也拥有了越来越多参与公共冲突治理的空间。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政府绩效管理的演化路径与动力分析——基于PV-GPG模型的诠释

政府绩效管理作为提高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在实现GDP、财政收入等显性绩效增长的同时,社会公平、环境可持续发展、人民幸福等隐性绩效被定格为副产品,从而引发愈演愈烈的价值冲突。以往基于时点的探究过于微观,难以呈现问题的全貌,这需要立足于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长河中,重新审视中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发展脉络来寻找答案。文章基于PV-GPG模型的纵向价值建构,梳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绩效管理的演化历程,划分为效率型价值的崛起、效率型价值主导与民主价值的萌生、效率型价值与民主价值逐鹿中原和多元价值的冲突与共存等四个阶段。其演化动力包括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新时期中国政府绩效管理演化经验与启示是:其演化过程究其本质是在公共价值指引下的自我重塑过程,其价值体系从单一、稳定转向多元、动态,其管理由"控制取向"向"治理取向"转变,其运行具有很强的首长意识,其实践从个别地方试错到地方群体创新再到地方群体创新与中央顶层设计相结合。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经济法转变问题探讨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当前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工作。从经济法的角度出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要完成四个转变。一是理念转变,从"控权"向"以人为本,保障人权"转变;二是主体转变,从一元管理向多元管理转变;三是方式转变,从管理向服务转变;四是手段转变,从偏重法律治理手段向多种治理手段综合运用转变。     

多学科视角下的儿童和青少年自杀研究

从心理学、社会学、医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梳理国内外有关儿童和青少年自杀的理论和研究。心理学视角主要聚焦导致自杀的个体心理机制,近年来出现从关注单一风险因素到强调"意念—行动框架"的转变;社会学视角主要聚焦导致自杀的社会情境;医学视角更重视经验数据。要推进儿童和青少年自杀研究,有必要开展多学科合作,包括扩展研究边界、整合研究视角、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加强实践合作等。     

协商民主与公共价值的创造

公共价值管理聚焦在如何创造积极和公众所期望的经济社会后果,是与网络化治理相适应的一种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共价值管理与协商民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协商民主为建构公共价值、处理公共价值冲突、增强公共价值合法性和避免公共价值失灵提供了新的路径。在生成公共价值的过程中,协商民主推动治理网络的良性运转,促进公共管理者、专家和公众角色的转变,可以有效地化解公共行动在寻求持续性支持方面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并且激发资源、汲取资源以增强公共价值生成的操作化能力。     

权力边界模糊与策略化治理:土地冲突演变机制研究——基于对湖北省L市和G开发区的调查

为了解释土地冲突在现有治理结构下是如何构建的,采用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法,探讨了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冲突的演变过程和治理机制的构建。研究发现,在经济领域,由于权力边界与市场边界不清,行政科层的推动机制取代了城镇化的市场内生动力机制,地方政府攫取了土地租金的绝大部分,城镇发展的成本被转嫁到失地农民等弱势群体身上;在社会领域,通过行政权力嵌入到底层社会中,利用策略化的治理方式迫使农民接受既定的征地补偿标准,将土地冲突的压力传导到底层社会内部,形成刚性稳定的治理格局。最后,由于地方政府忽视了向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服务、养老保险等公共产品,使得失地农民逐渐贫困化、边缘化,导致土地冲突加速积累和酝酿,最终演化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风险。土地冲突演变机制的归纳和总结,有利于进一步研究土地冲突治理机制的建构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新型城镇化治理模式的创新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国家的治理目标。适应这一目标要求,新型城镇化要创新治理模式:治理主体由政府单中心向政府主导下的多中心转变,治理方式由运动式向制度化转变,治理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构建这一模式,就要加快政府革新,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新型城镇化重点领域改革,推动制度创新;完善新型城镇化利益协调和监管机制,化解冲突。     

走向公共治理:网络反腐的实践与启示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运动。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网络反腐起源于公众舆论活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网络反腐由公众单向表达逐渐转变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并逐渐朝着合作共治腐败的方向发展。作为公共治理的运动过程,网络反腐解决了中国公共治理的工具困境,在共同聚焦于腐败这一议题后,基于对善治目标的追求,各参与主体正在努力实现行为模式的转变,共同促进网络反腐的发展。网络反腐是中国公共治理的成功实践,实现社会的共治与善治,需要政府与社会公众正确分析所处的历史境遇,把握时代发展方向,不断深化对公共治理实践逻辑的认识与运用。     

政务诚信视角下的公共冲突治理方式——基于川渝地区的案例分析

采用案例比较分析方法,以2015-2017年发生在川渝地区的公共冲突事件为例,对公务员政务诚信和公共冲突治理方式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政府的公共冲突治理方式多是以应急管理为核心手段、以维持稳定为直接目的,公务人员作为公共冲突协同治理的主体,其政务诚信水平直接影响了公共冲突事件的治理效果。分析表明:从依法行政、政务公开、勤政高效、失信惩戒四个方面提高公务人员政务诚信水平,有助于提高公共冲突治理水平和治理效果。研究的局限在于它只讨论了政务主体的诚信行为对公共冲突治理的影响,缺乏对政务诚信的评价客体的考虑,案例分析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情况。     

公共管理学的演进路径与中国式创新

公共管理学源自西方，从最初单纯追求效率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经过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公共行政理论发展阶段后，逐步演变为注重市场规律、追求效率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并在21世纪出现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基础上，最终发展为新公共治理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管理学的中国化呈现三个特点，即对西方理论有益部分的引入、转化契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成分、结合本土治理情境的中国式创新。未来，中国公共管理学应着眼于聚焦治理实践、探索前沿问题、强化基础理论和鼓励创新融合等方面，从公共问题出发，形成从实践到理论、再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的良性循环。     

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嬗变是内生秩序和外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政权微观介入和市场机制深度嵌入在不断解构中国乡村传统治理机制的同时,也在艰难地重构着支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共识和规则体系。以自治、法治、德治为内容的"三治融合"是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实践,其目的是协调村民自治规则、国家法理规则与传统礼治规则之间的不统一甚或冲突状态。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拓展乡村规则实践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有赖于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方式,促成国家政权介入与乡村内生治理秩序间的均衡状态,进而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协商民主对代议民主的超越

协商民主是在批评自由主义代议民主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它是对代议民主的超越。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它从强调个体理性与偏好聚合转到强调公共理性与偏好转换上;第二,它从关注选举与统治权合法性转到关注讨论与政策合法性上;第三,它从重视授权和约束权力转到重视参与和行使权力上;第四,它从注重单一的形式性平等转到注重复合的包容性平等上。这种转变表明,代议民主是一种弱意义的民主,协商民主则是一种强意义的民主。     

环保组织在环境冲突治理中的作用机制探析——基于利益、价值与认知视角

在当前社会经济转型期,环境冲突发生频率日益频繁,对政治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构成冲击.环境冲突形成发展过程表明,环境冲突由体制内维权向体制外抗争转变演绎过程中利益、价值与认知三种因素起着“催化剂”作用.在环境冲突治理过程中,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双重失灵为环保组织介入提供了空间.环保组织凭借自身非利益相关性、价值中立性与专业性等优势使其在环境冲突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利益协调机制、价值规范机制以及认知调整机制等三个方面.     

从政府责任机制的转变看新公共管理模式

政府责任机制的改变是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向新公共管理模式转变的基础。在新公共管理责任机制中行政部门的管理责任上升并成为主导责任 ,它关注的是管理结果和目标的实现以及管理者对此负有的个人责任 ,同时加入了行政系统对公民的直接责任 ,而官僚系统的政治责任则不像以往那么突出 ,管理者与政治家之间形成了更加灵活而紧密的关系。在这种新的责任机制框架下 ,公共管理在实践中形成了绩效管理、引入市场、顾客至上等多种灵活有效的管理方式与技术。因此 ,从责任机制的转变与构建来把握新公共管理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管理创新实质上是一场政府改革

正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实现政府对社会单向度的管控向政府与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作治理转变。首先,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是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的首要步骤。     

关于农村基层治理中“乡政村治”体制评析

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体制适应了农民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需要;有助于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促进了乡镇政权的民主化、规范化建设。而在具体实践中,当前我国乡镇政权与村委会之间总体上依然保持着明显而强烈的上下级行政命令关系,与法律规定的"指导关系"尚有相当距离。对于改革的走向,应该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在治理方式上由资源汲取型向资源支持型转变,由管治型向服务型转变,统筹城乡基层治理,在体制设计上,尝试由"乡政村治"向"乡村共治"模式转变。     

对"多合一"场所治理范式的反思——以北京市"新建二村火灾事件"整治为例

城镇化的推进显著改变着区域人口构成及其空间布局,由此带来的"多合一"场所治理问题也愈发突出。在"新建二村火灾事件"后展开的"多合一"场所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区内企业、租住人员和社会公众等行动主体,分别实施了诸如"专项清理""自我维权""舆论支持"等行为策略。理解城镇化进程中专项治理的路径依赖及其冲突是必要的。维权惯性自我强化、社会治理资源弱供给以及愈加芜杂的城市公共问题,使得城镇化语境下"多合一"场所的专项治理内生了刚性与柔性、短期与长效、一元与多元等三种冲突场域。实现从"专项"治理到"协同"治理"多合一"场所治理范式的转变,需要根植于以"人"为核心的合作治理,从政府职能边界、流动人口管理和社会参与动能等维度寻找利益相关者间的最大公约数。     

公共管理职能的重建——一个分析框架

重建公共管理职能是当下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如何构建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国家相适应的公共管理,这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界需要关注的问题.首要的任务是确立分析公共管理职能的框架.公共管理的职能体系受到社会价值观、时间、空间、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府能力等诸多因素的约束.关注这些因素对公共管理职能规定的影响是转变和重建公共管理职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认识问题.同时,它也意味着公共管理职能转变和重建是一个动态和权变的过程.公共管理职能实现方式的变革是重建过程的一个主要维度,从单一的行政方式向市场、网络等多种方式转变是当前公共管理变革的关注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