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是司徒雷登最后的家?

今年4月,我来到了无限向往的北大燕园。来到这里,主要是想拜祭一个人,一个在中国曾经家喻户晓的一个在20世纪上半叶曾经在中国政治、文化尤其恒教育领域有着巨大影响的人－－这个人就是创办了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我所接触到的中国权贵

我到北京之后,即开始主动拜访中国官员,让他们了解我们基督教大学的宗旨,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向对方筹集资金,以示他们对基督教教育的亲善友好。很多官员都已退休在家,他们在任职期间均通过“正当”和“不正当”的方式贪污了一大笔钱。     

最后的燕京大学

一 1951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     

近代留美生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从知识传播的角度来看,社会学在中国属于舶来,其传入是伴随着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初期传播者多为传教士,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学成归国极大地充实了社会学的专业队伍,其中,留美生以其从数量到素质的绝对优势成为传播并发展社会学的主体.以留学时期形成的知识架构、专业素养服务于国内社会学界,留美生多表现出美国社会学理论与实践并重,注重实证的经验研究的特点,他们以此种方式关注本土社会,形成了"实证的、功能的和经验的"中国社会学特色.这一特色在其学科化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胡绳提起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曾说该系"在一个长时期内被认为是中国各大学中最强的一个社会学系".{1}作为1949年前中国社会学的重镇,燕大社会学系无论从系风还是学术理念、学术成就,对于当时的社会学界,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引导意义.对这一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无疑有助于对当时中国学院派社会学的整体特质的把握.     

罗孝全与洪秀全：从师生到敌人

1844年5月15日,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来到广州,建立教堂,开始传教。最初,来受洗的中国人并不多,而且多是“苦力”,没有“知识分子”,这种情形显然不能令罗孝全满意。     

一个中国劳工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本文作者讲述了如何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挖掘和抢救,还原出110年前一个卑微的赴美华工丁龙用自己毕生的积蓄,通过主人卡本蒂埃的帮助,在美国知名学府——哥伦比亚大学里办了一个享誉世界汉学系的感人故事。这位普通而善良的中国人做成了这件彪炳史册的大事,为的是在当时让美国人多了解一些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多知道一些中国,尊重己有五千年文明的祖国。希望这篇简单的历史文章能启发我们的深思。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三重向度——以马克思主义﹑儒家与基督教为视角北大核心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一方面应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也需要从悠久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生生不已的源头活水,并理性辩证地吸收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以古鉴今,融会中西。深度的本土化与高度的国际化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唯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从这两个维度上深层推进,提炼精髓,方能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内涵与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