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的传播及治理

由于时空差异性,以及中国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西方学者总结出谣言的经典传播公式需要作适当的修正和调整,才能更贴近中国现实。在对谣言传播设定指标体系时,除了考虑与个人情感有关的事件重要性、含糊性、戏剧性等因素,还要考虑社会、政治环境和媒介体制等因素。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网络谣言传播的动态过程为: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造假,从而引起网民的注意;通过网民强大的复制粘贴重复的力量,让人们相信谎言,企图弄假成真;使用一系列敏感词汇,在网络上形成明显的二元对立格局;通过媒介动员大V助推,推动谣言的传播与发酵。基于此,可采取以下策略进行治理:联动辟谣,发挥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优化科学传播手段,提高公众理性;缓解社会矛盾,扩大制度化的政治参与。     

新时期下的网络谣言与治理

网民对于信息的判断力和辨别力是有限的。网络谣言的生存环境由网络谣言、信息接收者、网络媒体和政府自身构成。网络谣言的能量释放是剧烈的:一是危害政府权威,制造识别难题;二是异化话语权,扰乱社会生活;三是制造社会热点,提高社会风险。网络谣言的治理路径如下:进行民主架构,培育公共意识;提升媒体责任,增加证伪路径;促进行政管理创新,提升政府公信力;建立联动机制,坚决执行并完善法律制度。     

防范与治理网络谣言的对策研究

基于经济利益的非法攫取,网络制谣、传谣成了一些人非正当谋生的手段,加速了网络谣言肆虐的局面,严重损害了公民名誉、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公安机关具有的政治功能和法定职责,决定了防范与治理网络谣言是时代赋予它的新使命。受网络传播特性、网络规制法律体系及其监测技术现状的制约,公安机关在网络谣言治理中必须秉承"善治"理念,既要强化自身的日常监管,又要设法寻求立法机关、政府部门、网络媒介、非政府组织的协助,才能增强打击网络谣言的实效性和长久性。     

政策谣言的生发与治理

政策谣言即未经证实合乎政策事实的民间政策传言;只有那些完全缺乏政策事实的政策传言才是真正的政策谣言,其他的属于准政策谣言。政策谣言的生发诱因主要包括政策价值的重要性、政策信息的模糊性、社会环境和个体心理、政府公信力缺失等多个方面。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助推了政策谣言的传播;政策谣言的典型传播机制主要有社会流瀑、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等。政府应从五个方面提升政府的政策谣言治理能力和水平:增强政府公信力;强化政策的宣传、解读与回应;提升政务信息公开水平;建立健全辟谣工作系统,分类治理政策谣言;加强对新媒体信息传播的监管。     

我国网络谣言治理的路径及反思

自2013年8月网络谣言治理专项行动开展至今,已有近一年的时间。以近两年的网络热点舆论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手段的分析,阐明网络谣言治理路径正从单一的"上层官方治理"转向"全社会共同治理"。在网络谣言治理的现象分析的基础上,剖析治理路径转变的原因,为我国网络谣言的进一步规制提供建设性意见如下:应树立政治权威的必要性;营造民主环境的重要性;提升网民素养的长期性。     

网络谣言的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

网络谣言具有传播路径的隐形性、传播内容的社会性和无限复制性,传播根源的多元性等特点,涉及面广、影响力强,成为创新社会管理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网络谣言是一种非理性的社会认知活动,涉及到建构社会理性、保障社会公平、稳定社会秩序、提升社会公信力、引导社会舆论以及构建网络主导价值观等深层次的社会管理问题.政府在治理网络谣言过程中应注意掌握谣言背后的真实民意和呼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应对网络谣言的挑战.     

公共治理视角下网络谣言的传播及其规制消解

网络谣言的传播引发了诸多的公共危机与公共问题,其规制消解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府公共治理的重要职责。不过由于各种主观与客观的原因,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制消解效果很不理想,影响了网络文明、网络文化和网络生态的发展,与公共治理的要求相差甚远。鉴于此,我国务必要按照现代公共治理的要求,以依法治网、建设文明法治网络为契机,以绿色美丽网络建设为目标,坚持人本化与法治性为主的价值理念,从外延拓展、方式整合创新、主体素质提升、制度与条件供给以及评价督导机制的构建等层面着手,建构起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制消解机制,以此推动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制消解工作科学化、常态化、法治化与协同化发展。     

论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

互联网为谣言提供便捷快速的传播平台,一定社会情境下的消极社会心态是谣言产生与传播的重要诱因。网络谣言产生具有客观性和难以预测性。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网络谣言映射部分社会心态,这包括负面情绪、弱势心态和信任危机等。社会心态与网络谣言相互作用:消极社会心态下的人们更易信谣传谣,消极社会心态在网络谣言中传播扩散,在网络谣言动员中容易转化为集体行动等。网络谣言必须加以治理。基于社会心态层面的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建设法治国家和提高公众的理性辨识能力。     

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叠变:生成机理及治理创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叠变表现为各种思想风险、价值风险与文化风险的交叠共振,它们往往由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共同推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叠变的技术性生成源于网络空间的一系列架构特征,社会性生成则与网络社会的内部组织特征与外部环境生态紧密关联。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既要进行技术创新,筑牢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的物质基础,完善机制,提供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的制度保障;也要进行人才队伍建设,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提供力量支持,形成治理合力。     

网络谣言叙事范式及“跟进式”治理研究北大核心

谣言借助网络,如虎添翼、如鱼得水,使得网络谣言的传播更为复杂、更为迅捷;网络助推谣言,如梦似幻、百味杂陈,使得网络世界变得犬牙交错、鱼龙混杂。只有探寻出网络谣言的规律特征,才能使治理的深度、广度及效度变得有的放矢,真正做到对症下药。本研究以叙事学贯穿整个分析过程,以网络谣言叙事范式为研究切入点,界定概念、逻辑推演、规律探寻,力争做到可辨可识;结合"跟进式"治理的优势及网络谣言叙事的特点,破网络谣言叙事之弊,探网络谣言治理体系构建之策。     

浅析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与控制策略

互联网、微博等新媒介的发展,扩大了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范围,对社会安全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因素。通过对具体的网络政治谣言案例进行分析,探究网络政治谣言的形成原因和传播路径,有利于更好地采取措施控制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这主要包括:政府必须真正忧民众之所忧,解民众之所急;政府要坚持信息透明原则;政府需完善互联网信息安全法律法规;社交门户网站需强化自身社会责任,规范网络传播行为;公民需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培养理性思考能力等。     

制止网络谣言

谣言,是指利用各种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     

网络谣言的“蝴蝶效应”与危机管控

南美热带雨林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引起数千里外的太平洋风暴,这是开放的大气系统所天然具有的连锁效应。同样,开放的互联网也有类似的特点,任何一点小小的浪花都有可能借助媒体发达之便利演变成轩然大波,而网络谣言似乎更容易被追随,被放大;网络谣言具有散布风险小、传播成本低、扩散迅速、把关薄弱等特点。其特点决定了网络谣言一旦被广泛传播,其后果往往很难预料与控制。进行危机预防与管控的方法有:法律强制与信息公开;网民自律;网络控制;媒体补救。     

网络谣言折腾印度的启示

印度阿萨姆邦种族冲突在全境引发恐慌,上演了印度城市数以万计的人员大逃离,印度政府认为社交嘲站上的谣言起了关键作用。     

金融危机的生成、传导及治理

金融危机的生成是由国际收支失衡、经济结构失衡和资本借贷失衡等多种因素引起的。金融危机通过国内传导机制和国际传导机制扩散出去,引起经济全面衰退。为了有效地防范、控制与治理金融危机,应当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努力:事前适度地限制国际资金流动,加强金融监管,建立完善有效的金融危机指标体系;事中面对宏观经济指标风险和金融机构的微观经济指标风险,政府及相关部门应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事后要及时提供财政资金援助,重组和整顿金融部门,加强国际援助。     

“裸官”腐败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近年来,一些典型腐败大案要案中,"裸官"腐败的现象较为严重。"裸官"腐败的黑洞,不在"裸",而在"逃"。"裸官"腐败的生成主要源自理想信念缺失,监管制度存在漏洞,"裸官"出逃的高收益、低成本等多因素的驱动。因此,有效治理"裸官"腐败现象,要在强化制度反腐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防腐。一是注重制度建设,不断提高"裸官"腐败的预见性;二是加强监管,大力提升"裸官"腐败的防范性;三是协作联动,全面强化"裸官"腐败的控制性。     

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性评估研究

近年来,关于网络谣言的争议案件频发,引起了社会、媒体以及学术界的关注。网络谣言本身具有复杂多变的特性,且当前我国法律中有关网络谣言的罪名体系为治理网络谣言提供的法律依据不够清晰,使得个别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谣言进入了网络谣言罪名体系的制裁范围之内,造成了司法困境。针对这一问题,从"社会危害性"这一核心概念出发,重点研究违法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性,即是网络谣言对谣言受众生活影响的累加,通过三元素法对网络谣言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通过健全相关法制、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增强管理机构及评估人员专业化、提高民众认知谣言的能力、加大信息公开力度等途径,不断探索网络谣言治理的新思路。     

环境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及其应对

环境事件中网络谣言的特征表现为:其目的主要是通过网络造势赢取声援,其内容主要是对政府、警察、解放军、官员的妖魔化,其后果多表现为加剧社会对抗。谣言产生的心理动机是争取舆论支持,其发酵与传播基于刻板印象的"强弱"情景构建,其扩散基于从众心理下的集体行动。着眼于谣言的发生机制对其进行治理,要从源头上预防网络谣言,为公众提供可供查询的环境信息,建立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长效机制和环境补偿机制;在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及时进行阻截,要建立官方"第一发声"反应机制,依靠社会力量多方联动净化网络谣言;还需提升公共理性。     

生成·变奏·重构：网络亚文化嬗进探微

网络亚文化是高弹性网络场域中生成的一个个现象级文化景观,具有动态流变性、价值多元性、虚实变换性等个性特质。网络亚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实现了自身文化资本的积累,使原本难以衡量的文化资本通过“流量”变现实现了价值转化。其中,资本变现是网络亚文化价值转向的驱动力,正向赋能是网络亚文化价值转向的整饬力。为应对网络亚文化精神迷失、消费混乱、边界缺失等问题和隐忧,亟须从人文互化、刚柔施策、发展指向等实践向度上综合矫治,以推进网络亚文化精神重塑、消费正向、生态净化、高质量发展,着力营造积极健康、崇善向上的网络文化。     

网络谣言治理与加强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以湖北石首“6.17”事件为例

谣言与群体性事件如影随形,贯穿于群体性事件的全过程,对群体性事件爆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湖北石首“6.17”事件中网络谣言肆虐凸显了当地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的薄弱与不足,包括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意识淡薄、信息公开机制不健全和网络舆论引导方法、手段落后等.加强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实现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必须增强领导干部的网络媒介素养,提高网络谣言防范意识、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坚持“疏堵结合”,转变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方式和坚持舆论引导主体多元化,构建网络舆论引导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