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建党”到“制度治党”——基于历史、现实和路径的维度

从"制度建党"到"制度治党"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突出制度治党功能,实现制度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换。研究"制度治党"必须首先厘清"制度建党"到"制度治党"的历史脉络,充分认识到"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逻辑,推进"制度治党"就必须从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频共振、稳步推进民主决策机制改善党的领导、努力厚植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等三方面探寻实现路径。     

市场中介与公司治理:重构“看门人”制度框架

"看门人"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同时也是稳定资本市场的关键机制。本世纪初爆发的公司丑闻和金融危机使得"看门人"制度重新回归到人们视野。通过梳理"看门人"制度演进过程及形成机理,利用基础博弈论对"看门人"制度失灵的原因进行探讨之后我们的结论是:投资者所依赖的是一系列"看门人"制度而非单一的"看门人"制度,"看门人"制度失灵关键在于缺乏独立性和必需的权力,治理"看门人"制度失灵需要重构委托代理关系,切断"看门人"和客户之间隐形的委托代理纽带。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历程·经验·前瞻——以党内法规文本(1978-2012)为考察对象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根本保障,从历史的维度考察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以党内法规文本(1978—2012)为考察对象,探讨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制度演化模式"。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以政治周期为依据,经历了以恢复健全制度、配套建设制度和统筹调适制度为演化表征的三个发展阶段;探索形成了以党的主体自觉为先导、以党建问题倒逼为动力、以渐进演化模式为路径的创造性党的制度改革模式;运用这一制度改革模式对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进行前瞻性审视,预防"内约失效"的"法治化"理念更新、防止"制度虚置"的"民主化"动力开启和破题"权威消解"的"内卷化"问题破除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之"关键的问题"与"问题的关键"。     

执政党的制度供给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供给能力与中国转型期的制度变迁

制度不是抽象的规则集合,也不是现实的行为堆砌,而是相关制度要素,即"制度规则",与人的实际行为,既在制度范畴内称为"制度行为"的辩证统一。"制度规则"是"制度行为"的理论总结,"制度行为"是"制度规则"的实践经验,两者相互联系、影响、制约、完善,不断循环构成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这就是制度的实践论。制度是矛盾的产物,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构成制度的本质,是制度发展的内因动力;利益矛盾解决方法构成制度内容,利益矛盾变化引起制度变迁,这就是制度的矛盾论。制度变迁可以缓慢自发,也可以被快速激发。前者是自发性变迁,后者是强制性变迁。在现代经济学中,强制性制度变迁被纳入"供—求"模型加以研究,国家政府(State)被当作主要的制度供给者。但现实社会中,除国家政府之外,其他阶级、阶层、集团也同样能够成为制度供给的强力主体,提供制度、引领变迁。在现阶段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举足轻重的制度供给者,其制度供给能力的高低,将严重影响中国制度发展建设的总体进程。因此,如何对经济社会的制度需求及时做出反应,结合执政党的政治优势与组织特点,选择适当的制度缺口,如乡村行政体制断层、非公有企业利益协调机制缺失及公民社会治理机制失衡等问题加以切入,充分发挥执政党的制度供给能力,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系中国制度发展建设成败命运的重大课题。     

社会转型期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矛盾

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伴随着一系列深刻而广泛的制度变迁。在渐进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新旧制度长期并存、制度变迁产生的"堕距"、制度变迁的"原则不协调"以及"制度缺失"和"制度真空"等诸多问题的存在,激发并加剧了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深刻地认识与分析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上述冲突与问题,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当中,通过理性、科学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有效地克服制度性缺陷,保证社会的利益均衡与有序发展。     

以刚性制度保障作风改进常态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必须通过严谨的制度设计、刚性的制度约束,解决"制度失灵"、"制度适用"、"制度空转"、"制度失软"的问题,以保证转作风常态化、长效化。     

当下中国改革的制度逻辑

我国的改革正在陷入一种制度困境。从制度经济学的逻辑分析,这种问题是"元制度"及其配套制度的协调问题,在我国目前的情境中表现为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与计划型政府的职能冲突,有必要经常反思具体制度与"元制度"之间的逻辑自洽性,防止"锁入"危险的发生。     

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内涵及路径探讨

乡村振兴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完善农地"三权分置"制度为契机,以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创新为支撑,以"活业、活人、活村"为路径。土地制度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制度,三权分置是搞活乡村经济的制度设计,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乡村振兴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获取城市权利的障碍,土地"二元制度"是导致乡村失去发展权的根源,农村"宅基地制度"是制约农民发展权的瓶颈。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基本路径是: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规划安排,为乡村振兴用地提供制度支撑,为乡村振兴资金提供政府投入保障,为乡村振兴社会稳定提供安全秩序。     

论社会信任制度培育的内在机制

社会信任的制度培育是通过"制度化"与"社会化"来实现的。社会信任的制度培育经历了由"制度化"到"社会化"这样一个由"外"到"内"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的"制度化"与"社会化"是社会信任制度培育的内在机制。     

什么是有效的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基于“中国式分权”背景的分析

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作为多项制度安排集合而成"激励束"的政府分权体系中的制度子集,其选择服从于实现激励相容的目标,有效的金融分权具有与制度环境和互补性制度安排相容的适应性效率。"中国式分权"并不是单一的制度安排,而是多项制度安排集合而成"激励束",中国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的转化是政府对激励目标和激励制度调整的制度因应,而不是对"分权至上"的盲崇。     

重建信访制度

信访制度最多只能成为一个民意"上传"的管道,而不可能成为民意"表达"的渠道,重建信访制度的关键是把民意的"上达"转变为民意的"表达"信访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制度和治理制度。近十年来,信访制度被过度政治化,产生了两个不容忽视的消极后果。第一,作为一种政治参与,信访应该培养依法维护权利的公民,增进从事信访的公民对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信任。事实上,依法上     

地方人大实体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实证研究——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的新要求,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石,也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实现形式。60年来,人大制度将国家"公意"与社会"民意"有机贯通,推动     

清代贵州田土纠纷解决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从纠纷解决主体的角度看,清代贵州田土纠纷解决制度包括了乡村精英解决田土纠纷制度、中人解决田土纠纷制度、田土纠纷的"神判"制度、官府解决田土纠纷制度,清代贵州田土纠纷解决制度具有"内柔外刚"、"诚信至上"、"调解为本"等特征,它对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土地纠纷的解决具有两个方面的借鉴意义。     

“两大奇迹”的制度性成因

"两大奇迹"是我国制度实践结出的硕果,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最大底气。"两大奇迹"互为因果,根植于我国制度安排和制度实践。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耦合形成的制度体系,使具体制度安排实现了优势集成和效能叠加。我国实践导向的制度安排所独有的开放性、创新发展性和历史继承性的统一,正是"两大奇迹"得以形成和延续的重要原因。     

制度性腐败成因及其破解——基于制度设计、制度变迁与制度约束

腐败的历史性、世界性和顽固性决定了腐败成为21世纪各国普遍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的实践,良好的制度建设已成为我国治理腐败的关键。但多而快的制度建设不一定能减少腐败,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制度漏洞"和"制度软约束"反而可能导致制度性腐败。本文在提出制度性腐败概念的基础上,从制度设计、制度变迁和制度约束三个角度对制度性腐败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就如何对制度性腐败进行破解提供了一定的解答。     

中国环境治理制度的创新动因、运行梗阻与调适——以“河长制”为例

"河长制"是当前我国为应对新形势下环境治理问题而由地方政府首创的新制度。从整体上把握"河长制"的实质,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即"河长制"的构成要件、"河长制"的创新动因以及"河长制"在面临运行梗阻时如何进行制度调适。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均衡理论分析制度创新的动因发现,环境治理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的张力以及内外部制度环境的异动是促成"河长制"创设的条件。据此,当"河长制"面临过度依赖行政权力、编制人员紧缺、制度交易成本过高等运行梗阻时,需要通过保障制度供给,降低运行成本,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来优化内外部制度环境等方面进行合理的制度调适,保证制度创新的可持续性,最终实现"河长治"。     

党员领导干部“一家两制”问题探析

规范"一家两制"是扎紧制度笼子的重要举措,是全面从严治党、依法治权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实践中的延伸和具体化。"一家两制"问题的本质在于"背后的利益冲突和利益输送",实践证明,根治"一家两制"的弊端,不能"头疼医头",要认真审视现有规范"一家两制"制度不够具体仍有监管真空的现实,强化公开与透明是规避"一家两制"滋生腐败问题的基石的基本理念。在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的制度建设背景下,应进一步阻断"一家两制"隐蔽的利益输送纽带,需要完善制度设计:一要完善个人事项报告配套制度,二要形成个人事项核查、适当公示和结果使用等制度"闭环",三要进一步明确对"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的相应规范制度,四要规范领导干部离职或退休后到企业任职相关制度。     

农地制度改革40年:一个国家治理逻辑转换的视角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农地制度改革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关键词分别是:责任制、家庭经营、承包经营权和农业经营体系。农地制度改革折射出40年里国家治理层面的逻辑转换。在激励逻辑上,表现为"生产性激励"向"治理性激励"的转换;在制度逻辑上,表现为"经营性制度"向"财产性制度"的转换;在政治逻辑上,表现为"管控型政治"向"回应型政治"的转换。未来农地制度改革要充分考虑乡村分化、财政约束和央地关系等方面的现实境况,明确若干操作性路径。     

非正式制度视域下中西公务员录用差异探析

公务员录用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内生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在公务员录用制度形成的同时,非正式制度也会相伴而生。由于中国和西方产生非正式制度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背景因素存在差异,因此,在公务员录用制度形成时也产生出不同的非正式制度,主要表现为"高道德自律"与"低道德他律"的差异、"官本位"与"商官二元化"的官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在录用中的贯彻传统差异等。这些非正式制度深刻地影响着中西公务员录用的过程和最终结果。     

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制度建设和创新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从制度层面深刻反思"文革"教训,恢复和创新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制度建设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全面改革为动力推动制度创新;把"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作为评判制度优劣的标准,在"南方谈话"中,系统总结制度建设经验,科学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