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政党动态（10月16日-11月15曰）

10月31日，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宣布，劳工党总统候选人迪尔玛·罗塞夫当选为巴西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10月15—17日，新西兰最大反对党工党召开第94次年会，领袖戈夫阐述了该党2011年竞选纲领。     

强有力的领导 明确的经济计划 更光明更安全的未来(英国保守党2015年竞选纲领)

本刊2015年第2期刊出了英国工党在2015年下院选举中的长篇竞选宣言。工党此次选举败给了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为方便读者进行比较观察和研究,本期刊出赢得了选举的保守党的竞选宣言。从两个宣言中可清晰地看到英国两大政党在理念和具体政策等方面的异同,从而加深对英国政治和欧洲政治的理解。原文共分三大部分,依次是:纲领要点、卡梅伦的前言、纲领正文。按通常体例,我们对三个部分的顺序做了微调,以卡梅伦的前言作为开篇。第二部分标题中的"政纲要点"、第三部分标题中的"宣言正文"为编者所加。     

开启“奥弗顿之窗”:美国桑德斯竞选运动的四个政治遗产

桑德斯竞选运动反映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世界争取激进变革的新生群众运动对经济不平等现象蔓延的不满情绪,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之后扭转经济不平等核心诉求重新进入美国政治议程的选举体现。通过重塑政治话语,桑德斯竞选运动成功推动“社会主义”从美国社会中的负面政治标签变成时代思潮,促使左翼政策纲领从边缘主张变成主流议题,激发了年轻人和激进左翼的选举热情,并唤醒了工人的阶级意识,催生美国激进左翼选举联合的可能性,其政治遗产对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发挥了关键的助推作用,并深刻影响了民主党和激进左翼的政策取向和选举策略,将为若干年后“另一个桑德斯”的选举成功开启了“奥弗顿之窗”。桑德斯竞选运动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之后美国激进左翼政治的重大进展,虽然较难引发美国政治机制的革命性变化,但却可以从推动形成和实施左翼政策纲领的层面促进美国国内政治领域的改良。     

英国工党组织体系的现代化

随着社会的变迁,受工会控制的工党已经严重脱离社会,并在大选中连续失利.为此,工党在90年代进行了组织体系现代化的改造,并获得初步的成效,为工党1997年和2002年大选连续获胜奠定了基础.工党组织体系的现代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党内决策的民主化;政党资源的社会化;选举运动的专业化和中央化.其核心是把工党从一个传统的劳工党转变成一个现代的全民党.工党组织体系的现代化也反映了后工业时代西方传统社会民主党变化的一些普遍规律.     

从“科尔宾现象”看英国工党的变革与面临的挑战

左翼议员杰里米·科尔宾在2015年以"黑马"姿态当选英国工党领袖,又于2016年以明显优势战胜竞争者。两场选举标志着"后第三条道路"时期工党的左转,折射出政党精英与普通选民的分歧,也是工党调整方向、网络传播效应和选举制度变革的结果。科尔宾如欲弥合党内分歧,整合工党力量,把党员支持转化为工党选票,争取工党重新上台,还需要解决党内高层认同不高、理论创新能力不足、民调结果持续落后等诸多难题。     

费边社对英国工党的影响:从十九世纪末至今

费边社是英国工党的创始者之一,今天仍然是工党的重要智库。费边社帮助工党从一个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的组织演变为英国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1918年悉尼·韦伯所执笔的工党新党章与新纲领被通过后,费边社会主义在数十年的时间内成为了工党的主导思想,也是工党在二战后执政期间实行国有化、建设福利国家的理论来源。在1990年代工党的现代化进程中,费边社也是主要的推动力。     

再度获胜的巴西劳工党

巴西劳工党在2022年10月的总统选举中再度获胜，重新成为执政党。该党再度获胜的原因主要包括：迎合了多数巴西民众对变革求新的渴望、上个执政周期内取得的成就获得民众高度认同、竞选纲领凝聚民众共识、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和渠道优势、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竞选同盟、领袖卢拉的旗帜性作用与个人魅力等。展望未来，该党的执政道路不会一帆风顺，相反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如何保持政权稳定、如何破解经济发展困境、如何弥合社会分裂并解决民生问题、如何重塑大国外交形象等。     

英国工党左翼新动向探析

英国工党的思想来源和组织构成比较复杂,左右翼持续博弈伴随着工党发展的历程,左右翼交替主导折射出英国社会的变迁。2015年至今,强硬左翼科尔宾担任工党领袖,提升了左翼在工党内部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凸显了"后第三条道路时期"工党进入左转周期的趋势,改变了英国两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纲领政策趋同化的状况。左翼崛起得益于右翼主张失效、党内制度改革、领袖个人魅力和社会思潮变化。2017年英国大选中,工党的成绩超过各界预期,"科尔宾现象"对于工党的发展乃至英国政局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社会民主党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因--澳大利亚工党的个案研究

美国《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53卷发表了阿什利·拉韦勒题为《社会民主党与新自由主义:澳大利亚工党的个案研究》的文章,认为澳大利亚工党从提倡社会改良和政府干预转向新自由主义,主要不是受意识形态、全球化和选举因素的影响,而是因为工党的再分配政策所需资金有赖于快速的经济增长,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动摇了工党实施其纲领的经济基础。作者同时认为对澳大利亚工党的个案研究的结论也能解释其他社会民主党转向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根本原因。这表明改良主义的社民党已经在当前世界经济大形势下处于深层危机之中。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2002年大选及其失利后的法国社会党

本文对 2 0 0 2年 4至 6月先后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和国民议会选举的竞选过程及其结果做了初步分析 ,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背景下迅速扩展中的西欧“新右翼政治转向”和若斯潘领导的社会党竞选战略失误的共同影响 ,犯罪、移民和种族等新右翼政治议题和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左右了本次大选。结果 ,像其它许多欧盟国家一样 ,希拉克领导的温和保守的中右政党联盟成了选民的现实政治选择 ,而大选前满怀期望的社会党却成为了最大的输家。     

印度人民院大选情况初析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11.5亿人口和数千个政党。问及印度任何一个政党负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方必然回答：选举。若问：最重要的选举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人民院大选。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调控联邦政府收支、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提升父母教育素质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父母教育素质的缺陷。由于父母失职或教育不当,孩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厌学、逃学、沉迷刚络、离家出走、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的越来越多。造成父母教育素质缺陷的原因主要是：家长自身学习不足、家庭教育指导执行不力、社会舆论引导偏颇。应当把父母教育素质提升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重视家庭教育指导,着力强化依法履行父母职责、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理念;引导家长自我教育,着力促进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教育素质的提升,将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结构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研究

新型毒品作为娱乐场所药物，它的使用体现年轻化、大众流行与集体狂欢的娱乐特点。吸毒是个体在制度压力下的不恰当选择，与无业空虚、职业需要、社会交往、逃避现实等需求有关；应该通过促进就业、认清危害与树立健康的娱乐交往方式等治理办法减少吸毒行为的发生。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构成一部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把科学化要求植入党的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中国化、事关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事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事关党的建设思想向实践的转化,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在科学化轨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旺盛。坚持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科学化发展积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的巨大资源优势。     

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

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而,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急剧上升的原因分析——以山东省为例的研究

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山东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呈现大幅度上升趋势。为切实掌握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基本情况，笔者通过调查山东省公安厅、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女子监狱、少教所等有关机关和单位，并在未成年犯管教所组织了对在押1600余名未成年犯的大型问卷调查活动，对2001年以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及其原因进行了专门调查，现将有关调研结果情况汇总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