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整合的公共政策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影响公共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也是构成政策行为的深层结构因素。追寻政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既是实现政策功能的内在要求,也是政策自身品格的一个发展方向。     

略论政府工具的逻辑基础

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制度理性构成人类理性平衡的三个维度.政府工具的理性实践包涵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制度理性."后果期待逻辑"与"恰当性逻辑"并存,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制度理性的平衡,就是政府工具的逻辑基础.政府工具的设计、选择、运用与评价应当贯彻理性平衡的逻辑.     

论理性的三维结构--对马克斯·韦伯理性"二维结构"的补充

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范畴,引发出对人类理性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解读的二维结构,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使价值理性黯然失色.人们一直在寻找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路径,结果陷入了无尽的探索之中,原因在于没有跳出对人类理性理解的二维框架.本文认为,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重新审视人类理性的内在结构.人类理性的完整形态应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相统一的三维立体结构.行为理性功能的有效发挥,为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而人类理性的三维结构才能使其在"实然"、"应然"与"何然"的统一中把握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论理性的三维结核——对马克斯·韦伯理性“二维结构”的补充

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范畴,引发出对人类理性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解读的二维结构,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使价值理性黯然失色.人们一直在寻找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路径,结果陷入了无尽的探索之中,原因在于没有跳出对人类理性理解的二维框架.本文认为,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重新审视人类理性的内在结构.人类理性的完整形态应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相统一的三维立体结构.行为理性功能的有效发挥,为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而人类理性的三维结构才能使其在"实然"、"应然"与"何然"的统一中把握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理性视角下的中西社会秩序

考察西方和中国的社会秩序理论发展史,可以发现,理性作为一种权衡与选择能力是社会秩序构建的基础和动力。以契约理性、利益理性和科技理性为代表的西方工具理性是现代工业社会秩序的核心支柱,而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森严的金字塔式的封建政治制度以及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朝内价值体系下的伦理和审美文化导致了中国社会秩序中缺乏工具理性因素。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要实现和谐的社会秩序,对中国来说需要的是一套既符合中国自身特点又能适应当下全球社会发展特征的复合理性。只有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自然理性的有机结合才是现代工业以及后工业社会维持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稳定的理想精神归宿。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行政伦理重塑

行政伦理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在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过程中，在公共行政领域所应遵循的行政伦理道德要求，其核心价值就是坚守社会公平、正义与秩序。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行政伦理与和谐社会理性诉求在于追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契合。一方面，行政伦理所追求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践行科学发展观的“理性双翼”，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和谐社会的核心目标是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秩序，这也是行政伦理的终极关怀。因此，行政伦理与构建和谐社会因由共同的价值追求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高校文化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与融合

作为人类理性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工具理性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指导实践的重要法则,而价值理性却被人们忽视和淡忘。这种现象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高校文化中的价值理性被压缩,其功效性和实用化特征渐渐凸显。在发展高校文化的过程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只有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相互融合、齐头并进,才能推动高校文化健康发展。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要抓好五个方面工作

湖南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在2006年12月27日《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传统发展观是一种经济发展观。同时也是“物本主义”的发展观。这样的发展观总体上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和价值理性的缺失。科学发展观用价值理性抗衡了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防止了发展中出现的“价值迷失”。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一致。它所追求的“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价值理性上的终极关怀原则。从纵向上看。它是人类发展价值取向上的“价值跃迁”。     

论理性精神的提升对当代人发展的双重性效应

理性精神提升是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必然与必须的发展历程.它对当代人的发展具有双重性效应,一方面,理性精神提升促使人科学、求真、效率思维的形成,促进了人的科学发展;另一方面,理性意识当中工具理性的强化对价值理性的僭越,使当代人的思维与选择模式陷入巨大误区,抑制了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在中国社会大力培育人的理性精神的同时必须全面地理解与把握理性的真正内涵,高科技与高人文始终应当互动共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始终应当并驾齐驱,唯此,才能真正促进人的科学、全面、协调的发展.     

公共政策的伦理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以“公共性”为其逻辑起点，以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因而，公共政策蕴含着伦理的诉求，影响着政策的目标和执行。公共政策伦理以追寻公共政策之善为旨归，寻求政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但在实践中，存在着政策伦理的失范。通过确定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政策过程中的和谐统一，重视公共政策主体的伦理素质建设，提倡公民对政策过程的参与等理路可以寻找到规范政策伦理的有效途径。     

关于现代性政治的缺憾及其建构的思考

从政治理性到理性主义政治的蜕变，缘于工具理性在政治领域的极力扩张并占据了支配地位。这导致理性自身所蕴含的工具与价值双重意义的疏离，使现代性政治暴露出强烈的实用性、功利性色彩和人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意义的丧失。为此，必须从社会生活世界的视角，着眼于人自身价值的实现来追寻政治价值理性，以建构合理性的政治理念。     

决策过程中的价值差异

基于决策理性和局部合理性假设,分析工具理性与社会理性对决策不同层面的影响,论述决策过程多重价值选择的差异,导出决策价值理想。     

政策决策中的非理性问题与“理性化”的政策

理性并不像理性主义所标榜的那样是万能的，它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在政策活动中也会导致一些非理性的行为，而且将理性绝对化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因为对什么是理性，怎样思想和行为才是理性的，其理解和回答很难说就是真正理性的，由此出发的政策决策也很难说是理性的。确立科学合理的议事规则，推动法治基础上的宪政才是“理性化”政策决策的根本，也是中国政策决策“理性化”的必然走向。     

中国现代理性官僚体制的检视与反思

一、官僚体制的工具理性与概念澄清 公共行政与现代官僚体制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如果从时间来推算的话．现代公共行政与现代官僚体制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并由此形成威尔逊一韦伯范式的公共行政。一般而言，公共行政追求的是公平、效率、正义、公正等价值理性，从而实现宏大的良性社会．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官僚体制了。作为工具理性的官僚体制与公共行政天衣无缝的结合．推动了人类社会尤其是经济绩效的巨大发展，这种制度对今天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社会也是如此。     

基于双重理性视阈下的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风险分析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管理范式嬗变的重要内容,因其高效率与低成本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青睐,成为政府改革的重要形式。然而在实践中,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面临工具理性未合理贯彻而导致的经济和效率风险,以及价值理性缺位导致的权力寻租、政府卸责和社会不公等风险。因此在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风险治理的路径选择上,需要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通过行政伦理的内化和社会控制体系的完善,促使合同外包在公正、民主、责任等价值理性的引导下,发挥工具理性在优化手段方面的正效应,保证在公共性的基石上提高合同外包的效率和质量。     

中国的政治改革，主要是治理改革

中国的政治改革，主要是治理改革。一般认为，治理改革主要是一种工具理性，而制度改革则是一种价值理性。然而，从长远看，这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治理改革本身也包含着某种价值理性，治理改革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体制变革。如果政治体制的变革严重滞后于治理变革，两者之间就会形成巨大的张力，传统的体制反过来会影响治理改革的绩效。     

政策决策中的非理性及其价值辨析

非理性是以非逻辑性、非程序化和非模式化形式体现出来的与理性截然相反的一种非智力意识形式,其在政策实践上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动力、调控和创新。由于理性在促进政策活动科学化同时又产生一定的负效应,对非理性问题进行探讨对于优化政策决策还是有价值的,尤其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政策决策,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更为突出。     

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的二维理性探析

思想政治现代化的二维理性指它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者的和谐统一是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关键。文章以人类理性的二维向度为理论基础，分析了思想政治现代化必须具备二维理性的必要性，并从工作理念、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三个方面阐释了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实现二维理性有机统一的策略。     

西方宗教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嬗变与演进

宗教是一种信仰体系,通常认为与理性或者说与科学理性相对立。但宗教是否就是非理性的,却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关系。在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信仰与理性关系问题的探讨,是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或文化背景下展开的。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大行其道,技术理性或者说工具理性成为评判信仰与理性关系的标准,而忽视了理性功能的多样性和理性活动的复杂性,表现在法律形式层面,古代和古典自然法中蕴含的形而上学基础逐渐被以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所替代,法律沦为一种摈弃了价值判断的纯粹社会治理工具。20世纪以来新自然法学派的出现与复兴,则标志着人类对法律的认知开始向道德理想与实证分析相互融合的趋势之转型。     

非公经济的价值取向考察

对非公有制的价值考察不能仅限于其工具性层面,而应上升到价值理性高度予以研究。非公有制的高效率性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决定了非公有制发展本质上是一个合目的、合规律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必然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需要从理论上分析二者统一“何以可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