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招摇撞骗行为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1条规定了招摇撞骗行为,正确理解其客观表现形式,解决认定中的棘手和难点问题,对正确区分违法与不违法、违法与犯罪有着重要意义。     

招摇撞骗罪的几个司法认定问题探讨

招摇撞骗罪的侵犯客体是“国家机关及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威信及信誉”;在客观要件上,冒充国家工作人员主要表现为冒充非国家工作人员与此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冒充他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或职称两种形式,而且招摇撞骗行为的次数不应有限制性;在既遂形态方面,招摇撞骗罪应当属于结果犯,将其看作行为犯的观点是不妥当的;在行为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骗取财物数额较大而构成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的牵连犯时,应当按照数罪并罚原则来解决其刑事责任;在招摇撞骗罪与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两罪关系上,应界定为部分包容或者交叉关系的包容比较妥当。     

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竞合案件裁判法律适用研究

对于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竞合的案件,司法实践中呈现出定罪标准不一的现象.通过应用统计学方法对该类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应对相关司法解释进行进一步的阐释的结论.结合刑法及相关领域的基本理论与域外司法经验,要明确不同情形下"处罚较重"的标准和方法,以在同案中处理好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竞合的关系.     

滥用职权罪主体的司法认定

滥用职权罪的主体是依法从事公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准确地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依法从事公务” ,是司法上认定滥用职权罪主体的关键所在     

电信诈骗犯罪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诈骗罪“数额较大”立案标准应当提高、统一,电信诈骗与普通诈骗犯罪的“数额较大”也应有所区别。对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而“以诈骗罪既遂处罚”,这实际上是采用了吸收犯的吸收原则。实施电信诈骗的实行犯当然具有“电信诈骗犯罪的故意”,而帮助实行犯实施电信诈骗的帮助犯在“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时而提供帮助,其在主观上也就随之而具有了帮助实施“电信诈骗犯罪的故意”。当一行为“同时构成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时,由于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在逻辑上具有包容或交叉关系,该种情形应构成法条竞合而非想像竞合。     

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之应然主体

对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主体范围的理解和适用,见仁见智。以罪刑法定为指导对本罪主体进行法条解析：本罪之应然主体以“身份说”为主,兼采“职权说”,皆以负有查禁犯罪的职责为前提。查禁犯罪活动是从调查、发现犯罪人或犯罪事实开始,到立案侦查、审查起诉这一过程的活动。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各级党委机关中的政法委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本罪之主体。     

渎职罪主体研究

1997刑法将渎职罪主体由国家工作人员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又没对此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使得司法实践中对一些相关行为难以认定和追究法律责任.建议正确定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使之与其上位概念国家工作人员区别开来.     

论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

妨害公务罪的本质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反抗.但其犯罪对象并非妨害公务的行为,而是行为所直接作用的人或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对妨害公务犯罪对象的规定也不尽相同.该罪的犯罪对象应该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以及保障上述人员执行公务的物品,并且应以宪法规定为依据,充分考虑我国特殊国情,坚持司法统一原则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客观行为的共犯论展开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四款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客观行为方式进行了明文列举。其中，让他人为自己虚开，是立法上对必要共犯中的对向行为进行处罚的特别规定。介绍他人虚开，本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帮助行为，本条的规定是将共犯行为实行行为化，也应认为是一种特别规定。自然人介绍单位之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对自然人不应适用死刑。     

论渎职犯罪主体中的几个问题

现行刑法分则第九章及刑法修正案(六)所规定的渎职罪,共有23个条文34个罪名。其中,现行刑法典吸收了1979年刑法和单行刑法及附属刑法有关渎职罪的部分规定,但缩小了犯罪主体的范围,仅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是否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关涉着渎职犯罪的定罪问题,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由于我国刑法并未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含义,只是在《刑法》第93条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由此导致了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拟就渎职罪的犯罪主体的几个问题予以论及。     

论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的行为方式

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发展，证券违法犯罪行为大量涌现，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就是其中之一。刑法第182条规定了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列举了四类行为方式，因此对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的四种行为方式进行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论强迫交易罪实行行为中的暴力与威胁

强迫交易罪的实行行为是一个既有研究价值又非常新颖的研究课题,许多与其相关的问题仍存在争议。深层辨析强迫交易罪实行行为中的暴力与威胁有助于解决本罪实行行为与他罪实行行为的区分以及竞合与牵连问题,对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强迫交易罪实行行为与抢劫罪实行行为的辨析

强迫交易罪是1997年刑法典新增加的罪名,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刑事立法。强迫交易罪的实行行为既是一个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新颖的研究课题,在我国理论界,许多与其相关的问题仍存在争议。强迫交易罪的实行行为与抢劫罪的实行行为均为复合实行行为,在暴力、威胁的手段行为与交易的目的行为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因而存在种种易混淆之处,使得抢劫罪的实行行为和强迫交易罪的实行行为的区分存在一定的难度,必须从理论上予以明确区分。     

论严重监护失职行为的入罪

由于严重监护失职行为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我国现行法律保障措施对它规制效果不显,且它又具备刑罚当罚性,故严重监护失职行为存在入罪依据,完全应当予以入罪化处理.因此,比照现行刑法遗弃罪等的法条设置,就严重监护失职行为入罪化的具体模式展开设计,根据拟设的法条剖析监护失职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并对其具体司法认定展开探讨有着重要价值...     

论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正当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入罪的合理性,二是入罪的必要性。确保刑法预防功能的实现以及满足刑事政策的要求说明了将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具有合理性。法益侵害的严重性以及动用刑罚的必要性说明了将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具有必要性。《刑法修正案(八)》颁行之前的罪名体系无法涵盖危险驾驶行为。     

论职务犯罪中的自然人主体

职务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两种。从现行法律规定看,职务犯罪自然人主体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和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三类。在司法实践中,对此三类人员的认定存在较大的分歧,尤其是其中对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的认定争议最大。     

浅析骗取出口退税罪与诈骗出口退税罪的界限

骗取出口退税罪和诈骗出口退税罪是我国实行出口退税的政策之后出现的新的犯罪形式。近几年来,这两种犯罪发展很快并愈演愈烈,使国家利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为此,全国人大在新刑法第204条第1款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渎职罪主体解析

现行刑法将渎职罪的主体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概念并未明确界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这类主体的认定出现诸多争议,理论界也是观点不一。笔者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指的是具有法定身份、经合法授权或受国家机关委托,并代表国家机关通过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等国家权力而管理国家事务的人员。     

贩卖毒品罪之居间行为刍议

当前,在贩卖毒品过程中,居间行为较为常见,居间人从中进行沟通、撮合,促成了毒品交易的实现和毒品的流通.贩卖毒品中的居间行为在理论上的认识与实践中的适用均存在一定的争议与困惑.对居间行为的理解与定性,要综合考虑居间人的主观认识、客观行为以及所起到的作用,应综合全案进行.对居间人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仍然实施居间行为的,可以以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