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韦伯的官僚制思想——兼与马克思官僚制思想比较

西方理性主义背景和支配类型学是韦伯分析官僚制的两个视角。官僚制合理性和合法性表现为：形式主义、技术-效率、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及依赖专家统治三个方面。官僚制困境在根本上体现为理性化与自由的＂二律背反＂。韦伯与马克思在官僚制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极其明显,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异化与技术异化的关系;二是阶级结构与官僚专门化的关系。     

理想与现实之间——韦伯理性官僚制在中国的遭遇与发展

韦伯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想的组织模型,其应用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繁荣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伴随着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向,现实中的官僚制呈现出许多的不足与缺憾,其本身也被看作是效率与民主的藩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摒弃官僚制呼声的高涨使韦伯理性官僚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对中国现实官僚体系地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性官僚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理性官僚制应成为现代中国官僚组织转型的目标导向。     

继承与超越—对官僚制的再认识

官僚制是以马克思.韦伯等西方学者为代表所构建的一种经典管理范式,它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模式,从其诞生以来,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随着各国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官僚制的内在缺陷也日益暴露,对效率的负面影响,对民主的威胁,对个性的压抑,使其倍受争议。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官僚制的发展却明显不足,因而中国应该加强官僚化力度,吸收官僚制的精华,借鉴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加强民主建设,输入新的行政理念。     

以德行政：后官僚制对官僚制的超越

西方现代化国家的行政改革经历了从官僚制向后官僚制的发展。在我国行政改革过程中,理论界提出了接纳官僚制或超越官僚制的种种设想。官僚制奉行行政本位与规则中心,而后官僚制则具有行政道德化倾向,体现出公民本位与责任中心的特征。基于中国的社会性质与现实国情,以德行政应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方向。当然,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制度化过程。     

理性官僚制的缺陷与变革

官僚制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 ,以理性官僚制原则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正被一种以管理为取向的新公共管理所取代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也日益受到批评和怀疑。文章提出要在官僚制中引入市场机制 ,下放权力 ,用企业家精神去改造公营部门 ,从而克服官僚主义 ,提高效率 ,树立政府新的形象。     

再论理性“官僚制”

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模式，是迄今为止在大型组织中运用得极为广泛的组织形式。但官僚制模式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后，受到理论界的猛烈的批判和严峻挑战。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粹的组织机构形式，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对现实的公共行政改革仍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官僚制审视——兼与现代官僚制的比较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理论适应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官僚制组织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中国在秦朝时期就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其行政组织体系具有自己独特的组织规则和运作过程,具备现代官僚制组织的某些特征。但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以家长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与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二者的差异进行分析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现代官僚制的理解,从而为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我国建立理性官僚制的意义及途径

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的组织形态是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组织模式。20世纪它在西方社会中获得的成功充分肯定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官僚制管理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但是,官僚制中所包含的理性精神、科学化的设计思路以及依法办事的要求,仍对处于转型时期中国行政组织的设计与完善有可借鉴之处。     

理性官僚制：公共精神的嵌入

官僚制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传统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嵌入公共精神的理性官僚制。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建构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逻辑基础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困境———效率诉求与民主理念的冲突。突破官僚制、实现公共精神的嵌入需要技术基础的改善和制度规则的改进。     

新公共管理时代的理性官僚制

我国虽然处在西方公共管理的改革时代,但并不完全具备实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各种社会条件,应该谨慎借鉴,而且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官僚制相比,我国并没有建立起严格的、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理性官僚制更适合我国建设新型工业化国家的需要。     

反思理性官僚制——摒弃还是完善

对于是否应该摒弃官僚制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本文从多角度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认为：理性官僚制在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并不应该被摒弃。我们需要的是运用如新公共管理这样的新的行政理念，对理性官僚制加以调适，使其适应已发生变化的外在环境。     

理性官僚制:危机、突破与回归

随着时代的发展 ,也由于各个阶段不同的现实需要 ,以及各理论学派观点的差异 ,由威尔逊和韦伯等创立的理性官僚制在近百年中先后经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主义、公共选择理论等不断丰富与发展。特别是 1980年以来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理性官僚制进行大胆批判并欲求在理论范式上突破这种盛行于公共组织百年的官僚体制。然而 ,客观地分析历史与现实使我们发现 ,对理性官僚制的创新与挑战 ,动摇不了这一古典制度范式在公共行政实践中的重要地位 ,所谓突破其实在某些方面体现了官僚范式的回归。     

理性官僚制对我国转型时期塑造组织结构的启示

马克斯.韦伯是官僚制组织理论的创史人,是现代组织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奠基人。对整个20世纪乃至更久远的未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80年代以来,对官僚制的改革成为世界各国政治与行政改革的主要潮流。如下放权力,减少了中间层次,注重合理性,提高生产效率,接近广大的消费者,力求更加灵活,更加革新,更加富有企业家精神,等等。但理性官僚制通过对三种权力类型及组织形态的分析,揭示了基于合理性法律基础之上的官僚制特征,对于解决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时期,新旧组织结构交替阶段存在的问题有着一定的帮助。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掌握其精神实质,对于我国转型时期组织结构塑造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路径选择——理性官僚制

理性官僚制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标志,韦伯对理性官僚制推崇备至,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最高效、最合理的管理形式。同时,韦伯也洞察到了理性官僚制的弊端。客观、全面地了解理性官僚制,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改革,对于分析我国行政管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加快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理性视角下的中国官僚制：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运用文献综述法,对理性视角下中国官僚制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整理出中国行政改革未来发展模式观点,即新公共管理说,理性官僚制重塑说,以德行政说,服务型政府说和综合说等。最后对我国官僚制研究现状进行反思,以期对转型期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官僚制：摒弃抑或完善

中国法理型行政体制尚在建设与发展,其理性精神尚未得到充分张扬,理性化行政模式还未充分发挥。新公共管理也存在理论缺陷。中国行政改革要立足自身的环境,充分发展官僚理性,吸收借鉴西方行政理念。     

中国古代官僚制二重性的研究

中国古代官僚制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二重性，中国古代官僚制由积极形态向消极形态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其精神面貌上，而且表现在其内部的制度和机制上。官僚制向消极形态转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古代没有形成以社会的力量通过正常法律和制度的渠道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政治机制。有鉴于此，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建立起毛泽东在战争年代中就设想过的那种由人民监督政府的政治体制，以防止我国的政府机关发生向消极腐败方面转化的趋势     

官僚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行政行为的非理性化以及组织活动中的人格化因素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行政现代化进程。因此,探讨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对于推进我国行政改革有着重要意义。     

基于官僚制理论演变视角论我国公共行政改革

传统官僚制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在20世纪取得巨大成功,但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传统官僚制出现一系列弊端,于是人们开始改革传统官僚制,后官僚制就是在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新的公共行政范式。中国公共行政仍然处于改革进程中,在选择公共行政范式的选择时要兼顾宪政主义与管理主义,传统官僚制和后官僚制。     

论马克斯·韦伯及其官僚集权理论

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的马克斯·韦伯,创立了官僚集权理论。该理论倡导的官僚 制组织,被视为与工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最为理想的组织结构。官僚制组织确实具备其 合理性的基本内核,但这种模式也面临着危机,存在着不少弊端。改革官僚体制,已是 人们越来越重视并不断探索及解决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