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困境

20世纪中叶之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的日益膨胀,由此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这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合法性理论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为此,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问题。     

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困境、解决方案及启示

20世纪中叶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实际就是一种合法性危机,更准确地说,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形态"一元独大",并且日益膨胀,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形态.这就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的合法性理论的终结,合法性理论本身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为此,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家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     

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困境及改革方向——兼论劳动教养理论根基的应然定位

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面临诸多困境：形式上的合法性困境、程序困境、理论根基困境。只有立足于“人身危险性”的理论根基，才能合理解释劳动教养处罚的严厉性程度，才能保证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此种理论根基的准确定位使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向保安处分制度过渡成为可能。     

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释读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西方学术界广泛展开了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问题的研究 ,其中以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影响最为深远。哈贝马斯辩证综合地修正和重构了合法性概念 ,并且系统地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危机 ,批判地剖析了危机产生的根源 ,提出了避免和解决危机的方法。他的合法性理论结构宏大而又紧密联系实际 ,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分析的理论典范 ,也是研究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合法性问题的一个理论支点。同时作为一位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 ,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仍然有其值得商榷之处和不足之处。     

新媒体时代政府“舆情危机”治理探究

“舆情危机”是新媒体时代政府经常遭遇的一种危机形式。“舆情危机”实质是政府公共关系危机，它指向的是政府形象、政府公信力、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政府“舆情危机”治理应遵循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对话沟通、信息及时公开、引领舆论导向等原则；政府“舆情危机”治理方式包括做好潜伏期的预防预警工作、突发期应急反应和干预工作、持续期舆情信息分析与研判、淡化期舆情信息跟踪和反馈工作。     

建构公共共同体:公共行政学合法性争论及其未来北大核心CSSCI

有关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合法性危机,过往研究往往集中于讨论不同学派的对立与争鸣,其中暗涵了合法性危机的产生源于多学派对立而不能形成统一学科范式的逻辑预设。事实上,公共行政学作为与现实行政紧密相连的实践学科,其合法性危机由政府合法性、学科合法性、以及知识对实践指导的合法性三部分的危机所组成。合法性危机的形成并不在于学科内部内纷繁复杂的学派,而在于没有任何一个学派可以自洽地解释行政行为并对行政实践提出具有规范意义的指导,从而使公民满意。公共行政学中的管理主义、宪政主义以及公民参与理论对于提高公共行政学合法性进行了不同尝试,但都存在逻辑悖论。在思想和实践层面建构公共共同体,是提高公共行政学合法性的可行路径,而这也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给予的启示。     

悖论与困境:志愿者组织合法性问题分析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合法性"机制是理解和解释众多组织现象的重要分析视角。我们在对志愿者组织进行调查和案例分析后发现,"合法性"困境是阻碍和制约志愿者组织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破解志愿者组织面对的"合法性"困局的关键,在于统一"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调整制度环境和规范标准之间的内在张力,这样才能在制度层面为志愿者组织的发展提供长效激励机制。     

依法执政是新时期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形式要件

政治合法性是执政党具备执政资格和平稳执政的前提,而执政党要获得政治合法性必须同时具备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使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保证,同时,也使其具备了执政合法性的实质要作,而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使党在新时期获得执政合法性有了可靠的形式保障。因此,新时期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必须严格依法执政,实现党的执政行为的法治化,尤其是要正确处理好党法关系和党政关系。     

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化解——基于协商民主理论视域之考量

合法性是政治学和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合法性的建立来自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以及社会公众的自觉认可。社会转型期是合法性的高危期,其重要原因在于政治统治在正当性上滞后于时代发展和公民要求。化解合法性危机的必然路径选择是顺应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倡导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参与和协商。协商民主理论为社会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化解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应普遍发展协商民主,以有效实现合法性危机的化解。     

试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展开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在众多的研究者当中,当属德国政治学家、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成果突出。哈贝马斯在他的《合法化危机》、《交往与社会进化》等著作中都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批判地剖析了危机产生的根源,提出了避免和解决危机的方法,形成了著名的合法性理论。这不仅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理论典范,而且是研究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支点。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哈贝马斯的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值得商榷。     

论我国公共权力合法性及其变迁——兼析重申官僚制的逻辑

当前政府在实践层面的某些失范导致了政府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危机。回应公共权力合法性危机的前提是厘清其理论基础与历史发展路径。近代以来我国社会的工业化转型决定了公共权力的变迁实质上遵循了韦伯式合法性的理论轨迹，延续韦伯式合法性路径需要理性制度与公共权力供求平衡为前提，这也是重申官僚制工具理性的基础。     

论公共政策问题的合法性构建

传统研究范式认为,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在于它是否能够解决业已存在的社会问题。然而,现代政治学研究认为,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在于它是否找到了正确的社会问题,即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为公共政策问题的构建,而非社会问题本身。由于历史原因,在公共政策问题构建上,我国长期以来采取的是“内在创始式模型”。该模式下的公共政策问题存在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为此,我们要充分运用现代政治学理论,尤其是协商民主理论化解公共政策领域的合法性危机,为和谐社会愿景的实现指引道路。     

非政府组织的异化现象及制度需求探析

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但是,非政府组织在公共管理中实际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异化。这是导致非政府组织面临进一步发展困境的直接原因,体现为非政府组织的自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在现代公共管理中,作为政府的合作对象,非政府组织对政府提出了制度需求,政府不仅要提供财务援助,更要以制度安排的形式给予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各种支持。     

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在政治哲学史上,卢梭最早明确提出合法性概念,认为唯有"公意"才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马克斯.韦伯把合法性基础分为对传统的遵从、对卡里斯马的信服和对理性的追随三种。帕森斯基于社会系统理论阐释合法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意义。伊斯顿认为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相互作用,共同奠定合法性基础,他区分了"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哈贝马斯强调建立在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力图实现经验与规范的辩证统一。合法性与有效性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合法性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它表现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和"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两个层面。     

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政治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理论研究价值、政治合法性的内涵、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政治合法性危机、政权合法化的路径等几个方面。学界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偏颇之处。     

庭审实质化语境下辨认笔录证据能力问题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辨认笔录规制为法定证据类型,但随着庭审实质化情境下直接言词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与适用,庭审对证据能力的审查日趋强化。以记载言词表达为基础的辨认笔录不仅辨认机制存在内在缺陷,而且笔录制取严重违法违规现象频发拷问着笔录证据能力的合法性根基,辨认笔录不得不面临潜在的证据能力危机。化解辨认笔录面临的证据能力危机的关键在于全面梳理证据能力危机的实践诱因、探究深层的危机根源、建构起统一的辨认笔录制取与审查应用标准、完善混杂辨认与辨认见证机制、确立辨认全程录音录像制度。     

论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直接目的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执政地位的实质是执政合法性问题.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根本原因在于发生了执政的合法性危机,使党失去了执政的社会基础.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执政合法性的表现形式及其相互关系,提出政党的执政地位应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一个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越广泛,其执政的合法性就越强.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及其危机的公共选择分析

任何居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它的执政都必须有社会民众的认同、支持和忠诚,从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这也即是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否则,它的执政地位将难以维系和巩固。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对政治合法性及其危机的现有研究却更多地偏倚于哲学、法学和政治学等传统学科的视角。这些学科最大的缺陷就是脱离经济因素研究“纯”政治合法性及其危机。公共选择理论在这些方面弥补和丰富了这些学科研究视角的不足,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现实政治生活中政治主体的行为特征,这为解释政治合法性及其危机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期待可能性理论用于执行违法拘束命令场合限制

在执行违法拘束命令的场合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以求免责的做法,是文明进步在刑法上的反映,但必须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限制:第一,执行不具形式合法性之命令者不得免责;第二,明知或者应知命令不具实质合法性而仍然执行者不得免责;第三、执行残害人体或者剥夺生命之违法拘束命令者不得免责。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公权滥用,捍卫刑法的法益保障机能。     

行政检举的道德困境

李建华、朱伟干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1期撰文认为，行政检举是政治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度的历史变迁中，行政检举始终面临着政治合法性的质疑，亦即检举的政治道德困境。这种道德困境的实质表现就是政治价值内部的责任冲突。西方国家虽然依靠伦理立法克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