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克服我国官僚制弊端

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主的西方当代行政学理论对官僚制模式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在欧美这一理论指导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西方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的实践对官僚制进行的现实超越,代表着未来世界各国行政模式选择的必然方向。我国现行的官僚制是作为一种古代官僚制的传承而存在的,相对于西方现代官僚制来说存在诸多缺陷,属于前现代官僚形态。要充分认识欧美当代行政学理论与实践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在对理想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等当代西方行政学理论、运动与模式的借鉴中克服我国现行官僚制弊端,实现我国公共行政模式的跨越式发展。     

公共行政改革视野下的官僚制模式与新公共管理模式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新一轮浪潮。走向一种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 ,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最基本趋势 ,而新公共管理模式由于其内在的缺陷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适的行政模式 ,只能是官僚行政的纠错机制。官僚制模式因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而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 ,但它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也说明引进新公共管理模式等纠错机制的必要性、紧迫性。因此 ,公共行政的制度设计不应立足于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不相容选择 ,而应立足于二者的相容、互补。实现新公共管理模式与官僚制模式的有机结合 ,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     

继承与超越—对官僚制的再认识

官僚制是以马克思.韦伯等西方学者为代表所构建的一种经典管理范式,它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模式,从其诞生以来,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随着各国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官僚制的内在缺陷也日益暴露,对效率的负面影响,对民主的威胁,对个性的压抑,使其倍受争议。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官僚制的发展却明显不足,因而中国应该加强官僚化力度,吸收官僚制的精华,借鉴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加强民主建设,输入新的行政理念。     

转型期我国公共行政范式选择:官僚制的建构与超越

官僚制在 2 0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功 ,成为社会中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行政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但自 70年代后期以来 ,官僚制的缺陷渐渐暴露出来 ,西方国家针对官僚制的缺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运动。中国现在处于转型期 ,行政改革一方面要在倡导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完善公务员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建构现代官僚制 ;另一方面又要在更新行政理念和行政体制、改进服务机制等方面超越传统官僚制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范式。     

平等、效率及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系

平等与效率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追求的双重目标,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标准.在平等和效率之间,既存在着一致关系,也存在着冲突关系.中国的现代化起始于19世纪中叶,是一种外源性的现代化.为摆脱半边缘化的颓势,有识之士主张将效率作为发展目标;在革命化过程中,人们又表现出对追求平等的热情.效率与平等在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双重目标的同时,二者之间的内在冲突也凸现出来.如何摆正效率和平等的位置以及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对中国现实的认识和把握.     

我国政府雇员制的发展困境及路径探析

政府雇员制始于西方，典型代表是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有20％的政府岗位是临时政府雇员。国外政府雇员制度的出现是基于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当时存在两种思想的冲突：一种是以韦伯为代表的官僚体制，强调公务员制度的稳定性，主张终身雇用，其优点在于建立一个合理稳定的公务员体系，但维持成本太大；与之冲突的就是后来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英国、     

民主政治、理性官僚与公共行政

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一直是备受关切的重大课题。官僚体系一直被看作是"披着狼皮的羊",是民主治理的敌人而非朋友。因而,如何协调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的紧张关系,就成为公共行政学的一个核心难题。文章认为,现代社会对民主与科学的双重价值诉求,影响了西方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民主宪政传统使得公共行政沦为宪政价值与民主价值的侍女,而理性官僚制常常导致现代世界日益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了"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非理性"之间的多重紧张与冲突。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要满足现代行政国家乃至世界文明对公共行政的要求,就必须打破传统的片面强调效率与经济的管理主义思维模式,彰显公共行政所赖以立足的规范价值与思想观念。     

公务员制度的变异与控制--对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实施情况的反思

本文列举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变异的主要表现,并从社会生态环境、政治体制与政府治理模式、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等方面分析了变异的原因,提出了有效抑制公务员制度变异的重要途径.     

论“情境主义”的社会冲突观--一个本土理论视角的述评与反思

社会冲突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超越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而存在。中国社会情境中的社会冲突内在于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底色和社会关系格局,根植于西方文化的社会冲突理论无法理解、诠释和解决中国社会情境中的社会冲突现象。本位论、取向论、均衡论和计谋论是本土社会理论对于本土社会行为和文化心理特征的四种基本判断。自我本位固化的自然秩序、权威取向的文化心理特性、追求均衡的保守主义和利己主义本质,以及重策略、轻原则的"理性"选择习惯,是导致人际冲突发生的四种主要文化症结。这些根源于中国文化深层心理以及社会结构的特征不仅内在地隐含着社会冲突的种子,更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的障碍。     

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互补与融合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基本取向是以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为基本取向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是在政府的实践和理论发展的推动下,新公共管理理论悄然而至。但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再审视则表明,新公共管理由于其内在的缺陷而不可能成为一种普及各国的公共管理模式。而官僚制因其所蕴涵的理性价值以及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因而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官僚制日益成为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众矢之的也说明引进新公共管理的必要性。因此,公共管理改革应立足于新公共管理和官僚制两者的互补与融合,这也是我国新一轮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     

理性官僚制：公共精神的嵌入

官僚制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传统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嵌入公共精神的理性官僚制。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建构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逻辑基础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困境———效率诉求与民主理念的冲突。突破官僚制、实现公共精神的嵌入需要技术基础的改善和制度规则的改进。     

西方责任政府研究的主题、框架与学说动向

西方责任政府理论研究的主题动向表现在民主、官僚、法律、结果、伦理以及主体六个方面,其分析框架较有代表性的是责任的五维度、无缝隙国家责任、政治理论范式、360度绩效,而理论学说最有影响力的是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和公共责任理论的学说动向。     

组合式选举:党内公推直选的模式选择与体制约束

公推直选是近年来党内民主发展的突出标志。作为基层党组织选举改革的主导方法,公推直选带有"组合式"选举的特征,它实现了竞争性选举与组织选拔制度的结合,组织选拔、群众参与和党员选举的组合,以及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带动。然而,这一选举模式也潜在地隐含着竞争选举与组织选拔、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内在张力。推动公推直选改革的深入,需要不断规范公推直选的操作机制,推进公推直选的制度化及配套制度建设,同时要适时地推进公推直选在地方党委的试点工作,不断拓展公推直选的适用范围。     

社会主义民主: 公有制的法制保证

公有制作为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特定历史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必须有相应的法权保证和政治机制 ,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社会主义民主制是公有制的法权保证和政治形式 ,社会主义法制是民主制的具体化与公有制的内在机制。改革和发展公有制必须以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为前提。 2 0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最大的缺憾莫过于对马克思公有制和无产阶级学说的误读。澄清这个问题 ,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改革乃至整个社会主义运动能否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台湾地区政治转型的研究途径

台湾地区近20年来,政治体制的转型备受瞩目。从台湾地区的选举制度、经济发展、政党转型、机关文化、媒体传播、议会、地方派系等不同层面来看,台湾地区所推行的民主政治存在许多弊端,民粹主义、分化族群与台独意识一直成为选举操作的手法。台湾地区的民主并未走向真正健康的道路。     

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公共理性培育:实践逻辑与发展理路——以浙江省深化“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为例

当前我国语境下的基层协商民主尚处于民主政治运行的探索时期,有关社会风险化解、参与平台构建以及意识能力强化等方面要素仍不健全。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建构与执行的主要载体和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核心力量,必须加强对基层协商民主的现实主张。事实证明,我国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成长发育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实践发展历程。基于权力主导与权利本位互嵌整合的发展逻辑,地方政府应通过转变认知取向、寻求价值认同以及塑造公共精神等多维路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理性,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切实建立起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进而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重塑官僚制：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官僚制在西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而中国的官僚制发展则明显不足,低效、缺乏理性的官僚主义却日渐盛行。官僚制的核心精神符合中国特殊的行政环境,而中国行政改革目标的实质也与官僚制具有一致性。因而,在中国应加强官僚化的力度,要吸取理性官僚制的精华,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输入新的行政理念。     

和谐社会视角下政治妥协机制的构建

和谐社会是承认社会有差别有冲突的社会。和谐社会就是要控制矛盾、控制冲突、促成和谐。政治妥协作为一种普适的社会调节机制,并不等同于放弃原则的“投降”、“背叛”,而是体现了大原则的坚定性与具体策略设定的灵活性,内蕴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和谐,要建构一套技术化、工艺化的处理社会政治经济事务的机制,建立缓和阶级矛盾和化解利益冲突的民主和法治机制,建构一个基于现代宪政民主的人人平等、人人参与的社会政治平台。     

法治精神与公安法治

法治精神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概念,如果从管理、自由、民主和信仰等角度看,法治精神的内容有时可能发生矛盾。公安法治从总体上看,属于法治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从分类的角度看,属于管理意义上的法治,公安法治在运行过程中因其立足于管理者视角,因而也可能与其他的法治精神发生某种冲突。这主要应从公权与私权、主动与被动两个方面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