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之后:重归产业资本主义?——对一种金融资本观的质疑

在对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所进行的反思中,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危机和经济停滞的原因在于金融资本膨胀和过度掠夺严重阻碍了产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需要反对金融资本主义,重振产业资本主义。这一危机替代方案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的金融资本观,其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经济学者迈克尔·赫德森。本文对赫德森观点的批判试图说明,投机泛滥、金融膨胀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金融资本主义不仅在一国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同时也已经成为世界体系,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赫德森不仅暴露出对马克思观点的误读,而且陷入了圣西门主义式的空想。     

现代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简史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霸权一改此前的颓势,经济军事力量大增,政治上也日趋保守,并开始在全球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本期下面两篇文章分析了美国政治的日益保守倾向和美国经济繁荣背后的深刻危机倾向,这对于我们认识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的真实面貌将有所帮助,并使我们看清危机和战争仍然是资本主义的重要本性。     

世界经济不均衡加剧与美国经济复苏

当前美国经济正出现好转,新一轮世界经济扩张是否到来?下面几篇文章主要从金融的角度,分析世界经济深层已极度失衡,美国通过不合理的全球金融体制和美元霸权,强制性地持续地使世界资金和资源流向美国,美国以损害世界经济维持自己的经济优势,在这种背景下的美国经济复苏是不可持续的。世界经济仍未摆脱危机。     

西方危机的中国思考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正在全球蔓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纷纷表态,世界将遭遇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欧美诸国的救市方案被一些人视作"向左转"、"跨越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红线"、"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盛行全球的自由市场     

冷战结束以来的帝国主义论评析

英刊《国际社会主义》2005年秋季号刊登了英国著名左翼学者亚历克斯.卡里尼科斯题为《帝国主义与全球政治经济学》的文章,认为以美国学者帕尼奇和金丁为代表的学者所持的观点即美国力量超强所以可以调节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当前资本主义本质上仍未摆脱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长波性质的危机:自那时以来利润率危机和过度积累危机一直在深化,这种局面实质上是连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集体合作干预也无法控制和顺利解决的。正是由于危机过于深重,美国开始以破坏世界经济如放纵金融投机或与竞争对手争夺战略资源如伊拉克战争等…     

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左翼运动

<正>源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几乎触及世界每一个角落。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持续的低迷与衰退至今未到尽头,世界人民饱受危机恶果。危机之下,人们多方探索世界未来发展道路,努力寻找走出危机的途径。在诸多思考与探索中,世界左翼运动独树一帜、蓬勃兴盛,有力地影响着各国制定反危机纲领和措施,影响着世界秩序和格局的走向,促使世界向左转。旗帜鲜明的各国     

金融危机的时代特征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正在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经济领域到社会领域向全球蔓延扩散,阻断了世界经济持续发展进程,致使世界历经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探讨这次危机的时代特征,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这次危机的根源和性质,更好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     

虚拟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关于美国金融危机分析工具的辨析

对于美国金融危机,有不少学者是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二元对立关系来分析的。例如,有学者认为对于美国金融危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不适用的,而马克思的虚拟经济理论则是适当的分析工具。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危机分两种,即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     

资本主义病情严重但气数未尽——国际社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

2008年夏天爆发的金融危机,冲,击之大,波及之广,影响之深,是自1929年以来所仅见。危机肇始于资本主义的核心——美国,由此严重损伤了美式自由资本主义的声誉,美国也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灯塔沦落为展示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橱窗,美国优势逐一丧失,霸权地位趋于终结。     

深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发展为全球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的世界性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这场危机对世界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尚待观察和研究,但是却向我们提供了深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新发展的一个时机。研究资本主义和研究社会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十国集团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人类的系统危机。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为投资者创造了比发行者更低的风险,个体风险的最小化使潜在风险在系统层面体现,最终导致系统瓦解。美国和世界经济缺乏增长点,导致走出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向着长时间的、严重的萧条方向发展。二十国集团因创建目的差异和内在的矛盾关系,无法解决当前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该组织演变为国际争论中心的可能性甚至大于全球治理的模式,它需要被使用但不应被寄予厚望。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着从投机型到生产型的痛苦转型,核销投机性债务、实行金本位制度并确立新的全球储备货币是痛苦相对较小的转型方式。     

从国际金融经济体系变革看主要各方关系微妙变化

发端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继续蔓延和深化。危机暴露了长期以来一直由美欧主宰的现行国际金融经济体系的不合理,扩大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发言权和决策权已势在必行。主要各方围绕金融、经济和政治权益,正在展开重大博弈。国际金融经济体系改革能否成功将取决于各方能否在平衡权益上达成妥协,找到一种新的协调合作方式,建立一种新的运行机制。     

美国新能源政策及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影响

基于确保能源安全、应对全球气候谈判、促进经济快速复苏和经济结构转型及抢占下一轮产业革命制高点的战略目标,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激励政策。美国制定和实施的对内鼓励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快速产业化和对外调整气候谈判策略、发起301调查等新能源政策组合拳,将对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我国政府和企业必须及时调整新能源产业发展战略和支持政策,以应对新能源产业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对中东欧经济转轨问题的再思考

转轨20年来,中东欧国家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转轨的任务已经完成。围绕中东欧经济转轨方式的争论,如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等,在转轨20年后虽然已无现实意义,但仍具有永恒的学术意义。全球化与欧洲化为中东欧国家的赶超创造了有益的条件,但全球经济的波动也给中东欧国家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并不会导致中东欧国家抛弃现有的增长模式,但并不排除中东欧国家对增长模式进行微调。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对"改革疲乏症"敲响了警钟,为中东欧国家进一步加快改革提供了契机。     

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将走向何方?

世界经济越来越趋向多极化,而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却依然是美元一家独大,这种失衡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也是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危机之后,许多论争多集中在改革当今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要性上,而对改革的现实可能性则没有深入探讨。从理论上讲,稳定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解决国际清偿力、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整和对该体系内的核心货币的信心问题。中短期内美元的中心地位仍然难以撼动,但美国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及其日益膨胀的赤字和债务意味着风险的蓄积,将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并为其他币种的国际化创造了机遇。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d the Estonian economy: Institutions,growth and crisis in a liberal market economy

This article examines Estonia's economic institutions, performance and vulnerability to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in the context of th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framework. It shows that Estonia shares many characteristics of a liberal market economy, but that there are also some features which do not fit the classical model, notably its corporate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It also suggests that th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framework can account for key features of Estonia's economic performance, including its growth trajectory and adjustment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article also reflects on the broader significance of these findings for understanding post-communist capitalism.     

全球经济变局与两岸经济一体化

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的深刻变革,两岸经济各自步入历史性转型升级期,两岸关系呈现和平发展新局,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环境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两岸贸易投资布局与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转换,并几乎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建构同步展开;传统的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面临新瓶颈,两岸经济合作由快速推进逐步进入“深水区”,在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加快形势下,两岸应加快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积极共同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以更好应对全球变局的冲击。     

拜登政府的全球气候变化领导政策与中国应对

美国的气候治理政策长期呈现周期性变化特点。围绕气候问题,拜登政府强调引领清洁能源革命和重回气候治理,重视国内清洁能源发展、气候议题科学化塑造、气候治理多边主义,希望在继承奥巴马政府时期气候政策的基础上,全面提升美国的气候治理领导力。在国内,拜登政府欲依托科技创新、刺激需求、投资基础设施等措施使清洁能源融入美国经济进程;在气候外交方面,美国将推动相关问题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中的主流化。拜登政府设计了“团结应对策略”,将盟友、峰会外交、经贸合作、对外援助和投资、技术标准、区域合作等内容融入其中,并突出气候变化与安全、人权的相关性。在对华气候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将对中国实施限制性气候合作策略。虽然中美合作有助于实现《巴黎协定》的“2摄氏度”目标,也有助于全球低碳经济良性发展,但在气候治理领导权、全球低碳标准领域,中、美两国仍存在竞争。     

The G20, the Crisis,and the Rise of Global Developmental Liberalism

The emergence of the G20 leaders' meeting during the recent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s the ‘premier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reflects a significant shift of hegemony over global governance towards the emerging economies but does not challenge the authority or objective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n the contrary, successive G20 initiatives, culminating in the adoption of the Seoul Development Consensus for Shared Growth in November 2010, reveal both a further strengthening of the already close 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20 and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and a strong shared commitment to a developmental form of global liberalism. This article charts the ascendancy of emerging economy perspectives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G20, maps their ties to the imf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sets out the content of the new global developmental liberalism, and asse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emerging economy hegemony for the advanced and the emerging economies, respectively.     

金融危机与美国霸权战略的调整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金融是霸权的基础。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综合实力，使美国霸权战略不得不进行一系列调整：在经济领域，实施经济优先的战略方针，推动霸权战略的“国内化”转向，夯实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主基础；在国际政治领域，加速推进“转型外交”进程，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协作；在军事领域，采取相对收缩的军事战略，适时调整海外军事布局，全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