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分歧与策略选择:工程项目社会风险博弈形塑的社会学分析

工程项目风险仅仅是安全事故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些工程项目除了技术上的施工安全,还内涵着社会不稳定的影响因子,它是中国迅速增多的社会风险中极具典型意义的面向。如何从纷繁复杂的社会风险事件中抽离出其内生逻辑,需要社会互动及其行动策略的客观场景的呈现。政府、公众和媒体作为利益表达的三个主要群体同处在一个博弈场内,不同的角色定位形成了不同的话语系统区隔——政府的"维稳"话语系统、公众的"民权"话语系统与媒体的"信息传导"话语系统。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不同主体的多元化行动策略加剧了社会风险的生产和演化。风险认知结构化导致了"精英联盟"的风险叙事和"草根与民粹"的话语言说之间的对立,最终,风险沟通失败带来了社会风险的显化。     

转型期中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法治化:挑战与回应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我国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创举,对于预防和减少社会风险具有重要作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风险问题加剧,阻碍社会转型升级。"稳评"的良序发展必须走法治化道路,这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推进"稳评"法治化,要从法制建设、信息公开与监测、主体协同合作与复合规制责任等多方面着力。     

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事件——过程模型和参与者行动逻辑

在我国近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工程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学者邻避效应的概念,而应代之以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事件来表述,这为我们观察和研究这一现象提供了三个新的视角。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剖析,概括出我国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事件的过程模型及其参与者的行动逻辑,并进而提出预防和治理的对策建议。这一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工程引发群体事件的原因及其实质,以及有针对性地预防和治理这一现象,具有较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深化我国应急管理的理论研究,也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的第三方介入机制研究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日益走向现代化,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第三方介入机制已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通过对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原则、方式和程序进行梳理,加强第三方机构准入资格的监督管理机制,强化对第三方机构的年度绩效和项目绩效的考评,从社会稳定风险的效果和程序两个维度探索对第三方评估结论的评价来规范稳...     

我国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政策思考

社会稳定风险是工程项目建设的内在属性,并且遵循着"技术生产—制度诱发—主观建构"的生成与演化过程.项目建设的施工安全、邻避效应开启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治理,然而社会稳定风险具有明显的动态性,同时还包含着风险程度与级别的差异化呈现,以及不同主体的差异化行动策略加剧了社会稳定风险的生产与演化.根据达伦多夫的理论阐释,将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程度归结为"低强度—低烈度、高强度—低烈度、低强度—高烈度、高强度—高烈度"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主体分歧的弥合,以及实现社会稳定风险诱发变量的分解与阻隔.同时,我国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及政策导向有着鲜明的本土意涵,风险治理需要立足于工程项目技术风险及其"相处"问题,明确本土风险治理的制度环境,促进公众有效的风险沟通与权益表达正常化、规范化,才能实现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有效规避与常态化治理.     

风险认知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整体性分析框架

邻避冲突是社会治理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基于不同学科视角,现有邻避冲突研究大致形成了"影响因素-互动关系-行为动机-技术工具-内在机制"的研究谱系,但邻避问题离不开公众对邻避设施的认知,现有研究却缺乏将外部客观影响因素与公众主观认知结合起来的分析。本研究以杭州九峰垃圾焚烧事件为例,通过对案例素材和访谈资料的详细分析,提出了个体风险认知评估和风险感知情绪引致邻避冲突的三个研究命题,并由此构建了整合性的邻避风险认知分析框架。将邻避冲突置于"主体-客体-场域"三要素闭环内,围绕影响因素这一内核,从风险认知视角探究风险认知评估与风险感知情绪双路径诱发邻避冲突的过程机制,为邻避冲突提供机理性解读。该分析框架在补足现有研究短板的同时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了几点启示:重视事前风险沟通的必要性,关注地方民众的情绪调控,及时回应地方民众的利益诉求。     

民间法的话语悖论--基于转型社会的话语情境

民间法话语存在法律外观和道德本质的悖论、法效力来源上的国家性与地方性的悖论、事实上的个别主义和价值上的普遍主义的悖论、历史经验实存性和理想价值追求性的悖论.话语悖论的产生源于话语情境的对立,现代化范式立足于市民社会的话语情境,而本土化范式则着眼于乡土社会的话语情境,但是中国正处于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社会转型中,只要基于转型社会的话语情境,我们才能树立对民间法不为偏颇的态度.同时,对由于范式对立而产生的话语悖论的解释,在研究中必须反对一切范式霸权和二元思维.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行动逻辑与模式构建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涉及利益相关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其质量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益相关者能否有效参与。因利益诉求不同,稳评中的利益相关者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呈现为维稳压力与象征性执行;公众呈现为风险感知与利益表达;企业呈现为利润最大化与社会责任;专家呈现为理性主义与角色异化;专业机构呈现为独立宗旨与利益输送。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稳评"本位主义:政府主导模式-实证主义:专家理性模式-建构主义: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的分析框架。基于三种稳评主体模式的比较,奉行建构主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遵循事实与价值整合的原则,融合了多种评估模式的优势,实现了实证评估与规范评估的统一,这应是当前中国稳评主体模式的理想选择。然而,由于政府决策体制的制度掣肘、公众参与能力的现实羁绊以及专业机构的发展滞后等因素叠加,当前中国稳评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尚未真正建立,需要政府、公众、专业机构等稳评利益相关者采取相应行动。     

社区行政化与社区“减负悖论”——基于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案例研究

城市社区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基层自治制度与实践活动的建立和推进,政府主导的"行政社区"迅速发展。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实践案例反映出中国城市治理中日益严重的社区行政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区"减负悖论"。从政府职能履行和职能转变的视角来看,社区"减负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包揽基层社会治理事务,应急性地选择"去行政化"的治理思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斩断行政事务向社区转嫁的链条。基于此,提出应对社区"减负悖论"的思路:以需求溢出理论的广义社会组织论为指导理念,动态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根据政府和居民双重需求对社区居委会功能和事务进行价值排序,并依据居委会承载能力进行倒序切除,推动居委会承载事务与承载能力动态匹配。     

我国邻避效应的解读: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的研究

当前我国邻避效应事件频发,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QCA)对我国邻避效应产生的原因发现: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信任缺失*政府应对失当*谣言传播的条件组合是其产生的必要条件;针对不同类型的邻避效应而言,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是污染类邻避效应和污名化与心理不悦类邻避效应产生的必要条件;谣言以及风险感知与恐惧心理*信任缺失是风险集聚类邻避效应产生的必要条件。我国邻避效应的化解需要针对这些条件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     

邻避风险演化机理的系统仿真模拟研究

邻避风险作为社会风险,具有发生频率较高、影响较广、参与人数较多等特点,公众的抗议越来越频繁地升级为群体性事件。因此,本文以发生过的邻避事件为二手资料,进行确定性背景和不确定性逻辑下邻避风险演化机理的仿真模拟,通过对Multi-Agent系统的公众行为策略和实验条件假定,还原了邻避事件从"风险-危机-失衡"前三个阶段的演化机理与演化逻辑,为地方政府在国家现代化场域中的有效治理提供了阶段性测量与预防的理论依据。     

论中产阶层社会风险及其社会治安治理

随着我国中产阶层规模和比例的不断上升,有效化解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中产阶层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形态、经济条件和制度环境。与西方社会中产阶层显著不同的是,我国中产阶层还处于一种过渡状态,"不稳定性"和"内部分化"问题突出,容易引发社会风险。该风险主要来源于中产阶层经济利益的不安全感、制度规范的动荡感和日常生活的焦虑感。从社会治安治理的角度看,化解中产阶层的社会风险需要健全中产阶层经济利益风险发现、反馈和预防体系,推进法律实践的制度规范建设,完善中产阶层思想意识的风险动态监测体系,提升适应中产阶层需求的治安服务工作质量,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吸纳中产阶层的纽带作用。     

协商民主:维稳长效机制构建的新思维

作为协商的民主治理模式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具有内在一致性,它体现出新时期国家治理从高压管控向平等协商的转型趋势。多元社会和利益分化引发的分裂与对立对稳定局面带来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在维稳实践中,需要走出传统维稳模式的怪圈,以巩固党和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维稳工作必须转变治理思路,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以协商民主新思维包容利益诉求和规范利益均衡。从理论和实践上走出传统维稳模式的悖论,构建一元主导、多中心互动治理的维稳长效机制,有利于政府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高治理能力,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冲突和维护社会政治长期稳定。     

流动人口社会风险治理：理论与路径

"流动人口"作为我国特定阶段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转型产物,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急剧变迁的背景下,伴生并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流动人口社会风险作为我国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风险性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传统的研究偏重于从流动人口管理或社会风险管理的视角进行审视,而缺乏从国家治理的维度对流动人口社会风险及其治理问题进行探讨与思考。科学研判并有效防范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问题,不仅是新时代社会风险治理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类别和变化趋势看,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在客观上需从风险管理朝风险治理的方向转型;从国家治理的维度看,应实现流动人口社会风险从"善政"到"善治"的转化。通过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公共治理与风险防控体系,形成适应流动人口社会风险形态变化的公共治理结构与方式,对有效防范并化解其蕴藏的重大风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设弹性的社会治理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深化,城市社会多重矛盾并现,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将影响城市社会稳定。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典型群体性事件,探究了城市社会稳定风险的特征与衍生机制、制度脆弱性的特征与评估方式。制度脆弱性是影响社会稳定风险的重要因素,脆弱制度不利于应对重复风险,甚至降低社会运动燃点。因此,要以建设弹性的社会治理体系为突破口,通过建设包容性决策过程和回应性强的风险沟通,提高城市的抗风险能力。     

复杂适应性视角下的政府风险治理——以兰州水污染事件为例

传统官僚制组织不能满足风险社会条件下的治理需求,遭遇风险治理的适应性困境。基于复杂适应性的基本逻辑及风险治理过程的视角,对政府风险治理过程中典型的适应性困境进行理论概化,可以建立包括"感知差距、知识差距、结构差距、功能差距"在内的政府风险治理情境差距模型。以该模型为框架对兰州水污染事件中的政府风险治理的情境差距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为适应风险情境的非线性、动态性、整体性、涌现性等特性,需要建立以"强化风险感知、再造风险知识、结构扁平与开放、功能整合与涌现"为主要内容的政府风险治理柔性适应模式。     

悖论性、议题张力与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创新谱系

公共空间是城市空间结构中最具可视性、可触及性以及复杂性的组成部分,是城市中"相连的接缝地带",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好坏直接决定了城市的品质。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本质上乃是对其悖论属性和议题张力的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的悖论属性和"元问题"之间的张力决定了必须综合运用"以国家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以及"以使用者为中心"三种治理模式和相应的治理工具。总体上讲,公共空间治理模式和机制创新乃是重视从空间与治理关系视角积极探索的产物。具体而言,二者存在三种关系,即"作为行为塑造因素的空间""作为中介或作用点的空间"以及"作为治理对象的空间"三个方面。     

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制度归因:路径与后果

立足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探索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制度归因,强调社会稳定风险是一种特定社会关系结构下预成的社会秩序,旨在发掘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制度诱发的生成路径与后果。借用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的概念,可以将新中国成立以来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运行逻辑的制度性因素归纳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庇护/组织管控"和市场经济时代的"制度规制/团体缺失"。相应地,计划经济时期的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处于一种被抑制的状态,而市场经济时期的这种风险则逐渐被释放出来,并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路径主要体现为制度安排下社会冲突的"话语博弈—利益对立—公正偏倚"。这种制度性风险形成了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再生产:风险应对机制难以适应现代风险管理的要求;"失信的专家系统",导致民众感知风险日益增长;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使得每一社会公众最终都是风险的受害者。     

邻避冲突治理:环境科普教育的分析视角

公众对邻避设施产生的风险认知偏差是邻避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公众对邻避设施的风险认知偏差与当前环境科普教育的薄弱有直接的关系。从环境科普教育→环境风险沟通→环境风险认知的演进路径表明,环境科普教育在环境风险认知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从加强环境科普教育切入,通过提高公众的环境风险认知能力,以降低环境风险认知偏差,有助于邻避冲突的治理。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差序化危机及应对

在西方的语境下,"距离悖论"问题广泛存在,即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高于中央政府;相较于西方,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随着行政层级的降低而降低,即存在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低信任度,不仅使得基层政府难以达到善治的目的,而且会增加改革的成本,增加改革被拖延或终止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吸收公民参与治理活动,监督治理进程,了解治理信息,分享治理成果,是修复信任障碍的有效路径。为此地方政府亟需通过公民参与,提高公民政府治理的制度信任、情感信任、过程信任和理性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