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交易法律治理路径探析

培育数据交易市场是数据要素化的关键环节。目前,我国数据交易存在“数据孤岛”效应凸显、数据安全风险聚集、场内数据交易法律保障缺位等多重困境,主要由数据交易治理理念偏差、交易规范体系滞后以及安全保障机制阙如三方面原因造成。直面我国数据交易的制约因素,应当重塑“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原则,以数据安全风险防范为底线”的数据治理理念,从数据二元财产权、使用权交易、自主定价、进场交易等层面完善可交易数据的基本规则;综合选用技术手段、制定数据处理标准,打造“数据可用不可见,用途可控可计量”的新型交易范式。同时,构建综合性的数据监管体系,提升数据交易创新治理能力,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健康发展。     

论数据交易合同规则的适用

从规范、实践和价值层面综合考察可知,数据交易是以货币或货币等价物交换数据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主要形式包括转让、许可使用和定制。根据不同交易形态的特征,数据交易合同的给付内容对应划分为：转移财产控制权型、分享财产使用权型和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型。在尚未出台数据交易相关法律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7条规定的无名合同的参照适用条款为明确数据交易的合同类型和合同规则提供了重要指引。通过规范目的、构成要件事实相似性等要素的比较观察,数据交易合同可以准用买卖合同规则、技术许可合同规则和承揽合同规则。此外,由于数据交易标的的特殊性,合同规则需要在不公平条款的效力、违反在先权益的效力、违约损害赔偿计算以及衍生开发成果归属等方面作出调适。     

数据交易的权利规制路径:窠臼、转向与展开

数据确权的理论分歧集中于"后期物权说"与"新型权利说"的对立讨论中,但两类学说在理论证成上仍存在罅隙,囿于实践中相关纠纷已层出不穷,作为规范交易市场核心的合同法应当发挥其应有的法律功能.数据交易法律关系可以解构为"数据服务合同",中介、委托合同以及"平台服务合同"."数据服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负有及时支付/接受对价之权利义务,以及及时提供/接受符合质量要求的数据服务的权利义务.中介、委托合同,"平台服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除负有法定或约定的权利义务外,数据交易平台方对于数据源层方还负有数据安全存储与网络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数据用户方还负有服务说明、告知,形式审查以及安全保障义务.     

数据治理法律路径的反思与转进

数据已成为数据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和企业之间竞相争夺的战略资源。当前数据法律规范体系正处在理论构建阶段,数据法律规范严重滞后于数据产业的发展,并引发诸多的数据纠纷。理论上,依靠传统财产权路径,尤其是创设绝对权性质的数据财产权成为数据治理的主要选择,但此路径面临着诸多问题,新型数据财产权的构建仍前途未卜。数据治理合同路径更契合当前数据经济的发展,在实现数据流通与商业模式创新上更具灵活性,其本质是数据许可合同的规范问题,应成为数据治理的重要法律路径。我国数据治理合同路径应当构建以数据许可合同为一类典型合同作为数据时代的基础合同,并参照国外相关立法实现此类合同的专门立法。     

性骚扰的法律界定

我国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明令禁止"性骚扰",但何谓"性骚扰"没有明确,而概念是理论上被抽象认知和实践中被切实遵从的前提,本文结合不同国家、地区的立法例,指出性骚扰行为应主要依据被骚扰者的主观状态、性骚扰行为的性质以及骚扰者的主观状态等加以判断.     

论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从要素解释的路径

公共利益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相当模糊的法律概念,公共利益内涵的法律界定处于理论困惑与实践需求的矛盾之中。这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包含价值选择概念和历史性概念。尽管公共利益基于自身的特性而无法厘清其确切、绝对的边界,但亦非不可捉摸。本文采用要素解释的方法,通过对公共利益的历史解释、公共利益的本体解释、公共利益的主体解释和公共利益的程序解释,进而阐述公共利益的内涵,并通过要素解释描绘公共利益的可能景象。     

民法视野下排污权交易合同法律关系探析

排污权交易合同制度是排污权交易制度体系中的核心问题。排污权交易合同属于民事合同,但又不同于普通民事合同,应将其定性为一种新型的民事合同即环境民事合同。排污权交易合同除在意思自治原则和合同相对性原则上有所突破外,在合同主体、合同客体、合同履行等方面也与其他民事合同有所区别。我国应在《环境保护法》创设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基础上,完善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增加环境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同时,改革排污许可证制度,使之与排污权交易合同制度相衔接。     

交易型受贿犯罪的刑法界定

以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具有"双重交易"的性质,但其本质特征仍然是权钱交易,符合受贿罪的基本构成。交易型受贿犯罪中的"交易行为"与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相比,具有实质的违法性、对象价值上的不对等性等特征。     

网络交易合同信用缺失的法律规制

在阐述网络交易合同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就网络交易合同信用问题进行探讨，主要以网络交易合同订立、履行、解除的过程为线索，对网络交易合同主体、意思表示、条款、标的以及履行、解除等存在的信用缺失问题进行分析，为保护网络交易消费者的利益，应对网络交易合同信用问题进行法律规制。     

公共利益的法律解读与界定

公共利益是一个使用频繁而意义重大的法律概念,其作用和意义在不同的法律中不完全相同,其内涵的不确定性给人们在实践中准确把握其范围带来了困难。国内外学者对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讨论,揭示了公共利益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这一基本含义和内容的不确定性这一基本特征,并为合理界定公共利益指明了方向。在现代法治社会,公共利益在法律中的形成和界定,更多地应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法律程序确定。     

性骚扰法律界定刍议

随着因性骚扰引发的纠纷日趋增多,如何对其加以界定成为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国外立法的比较考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前后该问题在我国司法与理论层面的现实变迁,提出应着力于司法层面,在明确行为构成要素基础上,构建一个评判行为的标准体系,并据此对性骚扰予以界定.     

个人信息法律属性的界定

大数据时代,一方面,个人信息在提高政府决策水平、企业精准营销、社会管理创新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价值,另一方面,个人信息难免遭遇更多被侵犯、滥用、泄露,或其他难以预料的风险.本文通过对个人信息的概念的界定,进而分析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     

个人数据交易的双重法律构造

个人数据交易具有动态性与非排他性,数据交易当事人处于持续性数据收集或传输关系之中,任何一方均不能排他地控制个人数据。上述特性使得数据交易不能被界定为数据买卖,数据处理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数据合同的履行行为。合同关系与数据处理关系的不同,使得数据交易具备双重法律结构。一次完整的个人数据交易同时包含表意人的承诺与个人的同意,前者属于意思表示,后者则属于准法律行为。与之相应,个人数据交易由基础性合同与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组成,前者主要受合同规则调整,后者则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范对象,二者效力应分别判断。在规范适用上,个人信息主体的同意并非原则上得准用法律行为规则。合同规则与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各守其分,分别规范数据交易中的不同行为,二者之间不存在冲突。考虑到数据处理也是合同项下的行为,合同规则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可以在例外情况下穿透双重结构,协力实现数据流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动态平衡。     

公共利益法律界定的比较研究

公共利益由于自身的抽象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使得对其法律界定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我国虽然有很多法律、法规都涉及公共利益,但一直都未给出明晰的界定,即使是刚刚出台的、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等保护贯穿始终的《物权法》,在公共利益的界定方面也未能有所突破,给实践中的行政执法和司法工作都增加了难度。考察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主要采纳两种方式,即概括式和列举式。这两种界定方式孰优孰劣,本文认为他们利弊参半,因而建议我国分别吸收二者的可取之处,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利益法律界定之路。     

合理行政垄断的法律界定

行政垄断是地方政府行政机关和国家行业经济管理部门主要凭借行政权力的行使,在其他公共权力综合运用的影响下,对经济活动进行排他性控制,消除或者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行政垄断存在着一定合理、积极的因素,合理的行政垄断区别于不合理的行政垄断,应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对行政垄断的合理性进行界定,进而为规制行政垄断提供法律依据.     

养老小镇知识产权的法律界定与保护路径研究

养老小镇是以养老为主题的特色小镇,其知识产权保护与其他特色小镇的知识产权保护大体一致,但也有其特殊性。在特色小镇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类型划分中,属于非以知识产权为主题的特色小镇知识产权保护范畴,其核心点及主题特色在于养老而非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应当围绕养老这个主题展开。知识产权本身就存在着私域的产权与公域的知识之间的博弈,而养老所涉及的老年人权益特别保护的需要使得其公共色彩更加浓郁,出现了私权与社会权的叠加与交错,从而在法律适用上强化了这一冲突和博弈,需要从法律调整本身进行厘清和界定,借助特别法与一般法等效力处理规则确立相应的解决机制,实行有限度的倾斜保护原则,坚持老年人权益保护等社会权的适用须以承认并保护私权属性的知识产权为前提,处理好权利的重叠与冲突。同时,立法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增强执法保护力度,提高司法保护能力,建立综合协调机制,确保养老小镇知识产权保护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有机结合,更好地服务于养老小镇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法律冲突概念与范畴的定位思考

法律冲突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法律制度现象,甚至已严重影响到立法和法律适用的实践环节。关于法律冲突的概念和所属范畴问题法学界特别是法理学界一直较少关注和研究,究其原因囿于传统上将法律冲突视为国际司法的范畴,因而审视多数学者对法律冲突的分类、概念及其范畴的观点,都是以国际私法的角度为出发点。从法律冲突分类的再认识入手,回归法律冲突属于法理学范畴的定位,厘清法律冲突的概念,对于拓展和深化法律冲突的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