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动驾驶的刑事风险及应对

伴随着自动驾驶新业态的高速发展,道路交通安全、网络数据安全等实践风险逐渐显露,传统道德伦理遭受挑战,现行刑罚体系囿于自动驾驶系统主体资格之争也面临重塑或修改的风险。在刑事责任认定上,由于现行法律和标准体系缺乏对不同等级自动驾驶模式下行为人的行为能力和注意义务的明确规定与界分,导致发生交通事故后各责任方的主观过失难以认定,多因一果的现象及系统算法黑箱的不可解释性和不透明性,亦加剧因果关系认定的难度,追责成本攀升。面对理论供给不足和实践风险激增,亟需在现行刑法框架内探寻构建一套“车辆和企业中心”的刑事责任认定规则,完善执法和事故认定流程,以有效应对自动驾驶的刑事风险,提升社会整体福祉。     

自动驾驶汽车肇事刑事归责困境及其纾解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自动驾驶汽车智能化双刃剑特点开始凸显:智能化作为自动驾驶汽车的核心特性,能够有效降低、避免人为原因导致的危险或事故,但自动驾驶汽车肇事后可能带来刑法犯罪主体扩张、刑罚体系重构等刑事归责难题。在发生自动驾驶汽车肇事时,刑事归责需把握介入因素、主观因素和技术因素等三个要素。在具体分析时,需根据自动驾驶系统的智能化程度、驾驶过程中的支配度以及自动驾驶系统背后的人的故意或过失行为,对驾驶员、自动驾驶系统、自动驾驶系统的设计者、生产者、销售者等主体责任进行综合研判。为避免刑法过度介入对自动驾驶汽车产业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刑法应保持谦抑性,在边界扩张与谦抑理念之间保持平衡。     

自动驾驶汽车立法问题研究

自动驾驶时代的来临呼唤立法的规范与保障。鉴于自动驾驶技术尚处于发展当中,立法所针对的对象——自动驾驶汽车尚未最终定型,为寻求风险规避与鼓励创新的平衡,自动驾驶汽车立法应当坚持创新性、前瞻性、开放性的理念,并以渐进式立法思路为宜。渐进式立法思路之下,结合我国实际则是做到地方试点、另行立法、行政法规先行,在此基础上以出台综合性的《自动驾驶汽车法》为最终目标。至于立法内容,尽管技术的发展可能导致与自动驾驶汽车相关的法律问题层出不穷,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自动驾驶汽车立法应当重点解决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地位、法律责任与保险、隐私保护与网络安全等问题。     

论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风险抗辩

发展风险抗辩与产品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属性并不冲突,对于促进自动驾驶汽车产业发展和技术革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不会不当阻碍受害人的救济,具有适用的正当性。以产品投入流通时世界最新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来判断发展风险不符合自动驾驶汽车自主学习、持续升级的技术特点,也忽视了自动驾驶汽车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发展现状。为适应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判断时间点应适用“产品投入流通时+算法系统重大升级时”双重标准,科学技术水平的判断标准宜采取“行业惯性做法”,同时明确发展风险抗辩在设计缺陷与警示缺陷的具体适用,配备风险跟踪机制与风险分摊机制,以便最大程度平衡各方利益。     

自动驾驶汽车事故的刑事归责与教义展开

自动驾驶模式引发的交通事故,需结合自动驾驶的程序原理和级别设定进行刑事归责。非完全或高度自动驾驶模式下,自动驾驶汽车只允许驾驶人部分地信赖操作系统;过度信赖导致事故发生则应追究驾驶人的过失责任。相关问题的处理,需要平衡技术发展与风险承担之间的紧张关系,优先运用民事责任合理分配风险,刑法应尽量保持谦抑、注重信赖原则的规范适用。在具体的刑事归责方面,可以类型化为:非法利用自动驾驶汽车为犯罪工具者的故意责任、驾驶人的过失责任、系统故障导致的生产销售者的产品责任以及驾驶人与系统存在过失竞合的责任等几种情况。对于自动驾驶模式造成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驾驶人并非实行行为人,不存在构成结果加重犯的可能。为避免交通事故结果的扩大,应扩张适用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对于生产者、销售者所可能承担的产品责任,以当时科学技术水平能够预见到的产品缺陷为限。     

因应自动驾驶汽车致损风险的保险机制

为应对自动驾驶时代的来临,立法除应对既有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体系做出调整外,还应着力完善与之匹配的风险分散机制。后者的核心在于机动车侵权责任保险,而非制造商产品责任保险、机动车无过错第一方保险与无过错补偿基金。在这一体系下,立法应通过确立机动车所有人的交通事故严格责任(保险标的)、赋予受害人对责任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扩展与提升保险范围与保障标准等措施,消减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困惑,提升受害人获得保险赔付的效率并降低索赔成本。为达到保护受害人与促进技术进步两项公共政策之间的平衡,在机动车责任保险人向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车辆制造商及其产品责任保险人等第三方追偿时,可以自动驾驶的系统性特征为依据,适当降低此类产品设计缺陷的证立难度,同时应允许产品责任保险人排除部分技术上不可承保的风险。     

新时代刑事附带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实践面向研究

刑事附带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兼具司法效益性和实践优越性价值。目前刑事附带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实践面临着检察机关诉讼地与主体资源存在争议,调查取证权缺乏刚性,及判决执行难度大等现实障碍,可以通过明确界定诉讼角色、建立协同办案机制、构建修复性司法等方式寻求制度运行障碍的解决路径,以期拓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外延,为新时代"四大检察"并行发展注入新引擎。     

自动驾驶交通肇事刑事责任的认定与分配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功能汽车”逐渐进化为“智能汽车”,智能汽车将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先普及的人工智能产品。智能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在提高驾驶安全性和运输便利性的同时,其危险性也不可避免。当智能汽车在自动驾驶中造成重大损害时,以人类行为为中心的传统刑法及刑事责任规则在刑事责任的认定中暴露出局限性,应当由谁来承担刑事责任难以明确。作为对人工智能产品刑法规制的应对,一方面,刑法应当区别于传统汽车相关操作主体,对其规定合理的注意义务和过失责任认定规则;另一方面,刑法要立足于智能汽车的人工智能特征,对自动驾驶造成的损害不能直接归因于人类行为时的刑事责任承担与分配予以明确。     

醉驾型危险驾驶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研究

我国醉驾型危险驾驶犯罪刑事司法政策历经了由入刑伊始的严厉惩处到现阶段逐步探索宽严结合的发展过程。目前来说,醉驾犯罪治理缺乏总体性刑事司法政策规划,不同地区间存在刑事司法政策不统一甚至处罚极端化问题。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应回归醉驾犯罪系微罪的本质属性,尽快统一醉驾犯罪刑事司法政策,规范刑事裁量标准,推动构建公安机关"零容忍"、检法机关逐层分流、社会各界紧密配合的"惩防一体化"综合治理体系。同时,在现有法治框架内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醉驾案件依法快侦快诉快审机制,稳步推进醉驾案件办理提速升级。     

自动驾驶中过失犯归责体系的展开

自动驾驶时代的到来并未根本性地动摇传统过失犯理论,由此不存在革新过失犯归责体系的必要性。自动驾驶技术给过失犯理论带来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将现有理论适用于这种新场景,以应对算法黑箱、交通参与主体多样化等局面。为此,刑法应与其他部门法、监管政策有效协调,理性地介入到自动驾驶的风险分配过程中。分配风险及确定注意义务时,要考虑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使用者等主体间的利益权衡、对汽车的现实支配程度、风险控制能力、技术发展水平和公众认知等因素。从自动驾驶系统的可解释水平和技术发展趋势来看,算法黑箱不能成为放弃过失犯中预见可能性要素或者降低归因归责标准的缘由。这种突破只会创设新一轮风险,阻碍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     

刑事辩护的风险防控探析

刑事辩护是司法制度中的重要一部分。刑事诉讼制度主要强调嫌疑人以及被告人在没有被法律程序判决有罪前,仍属于无罪,享有刑事辩护以及诉讼的权利,可以委托辩护律师或者其他辩护人参与到刑事诉讼程序中。我国公民通过刑事辩护权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刑事辩护对查明案件的真相以及实现正义都具有积极作用。文章分析了刑事辩护律师在受理刑事案件时遇到的风险防控措施。     

自动驾驶汽车准入制度:正当性、要求及策略

自动驾驶汽车准入制度旨在为自动驾驶汽车市场化提供合法性支撑、预防和应对技术的不确定性挑战,寻求道德伦理的正当性。自动驾驶汽车技术所衍生出的新问题要求准入制度作出回应。一是要回应人机共生之后的法权关系改变;二是要回应车辆事故中的民事责任分配;三是要回应创新驱动下的产业发展诉求。完善自动驾驶汽车准入制度要在充分了解自动驾驶汽车的基础上,用一套合理而透明的标准来权衡和量化自动驾驶汽车的能力。有关准入标准本身需要进行修构;标准的取得过程也必须融合民主和理性的双重价值;为了避免过度规制制约产业发展,准入制度还要灵活运用不同的工具,并可以对缺乏适应性的强制性准入标准进行有限豁免。     

风险时代的风险刑法——以危险驾驶为视角

当代社会,频频发生的酒后驾驶、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给公民的人身和财产造成重大伤害和损失。社会公众和专家学者纷纷发出建议我国《刑法》增设醉酒驾驶罪、危险驾驶罪等的呼吁,而正在酝酿的《刑法》修正案也拟规制危险驾驶行为。如何严密法网,更好地防范酒后驾车等危险驾驶行为,更恰当、有效地保护公众的权益,成为了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     

汽车智能化的道路:智能汽车、自动驾驶汽车安全监管研究

近年来,功能汽车正呈现出向智能汽车逐渐进化的革命性趋势,其原因在于智能汽车对非结构化环境的高适应性。从安全监管角度来看,功能汽车的车用电子控制系统具有高度可预见性,因此功能汽车之ECU嵌入式控制单元对于环境的理解程度十分接近地面实况。然而,德国TüV安全认证机构的研究报告指出这一切将可能不再适用在智能汽车上面,特别是当驾驶辅助系统开始展现一些(半)自动行为以后。除智能汽车之外,无人介入的自动驾驶汽车亦将引发更多关于安全监管和道德伦理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以自动化伴随的开放组织风险为中心,来贯穿这股科技变革的起点(智能汽车)和终点(自动驾驶汽车),并分析其潜在安全隐患以及治理之道。     

自动驾驶汽车的交通事故侵权责任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自动驾驶时代正在到来。一方面,自动驾驶技术能够大幅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缓解交通拥堵、增强人们的移动性、提升时间利用效率,具有极大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自动驾驶汽车并非绝对安全,由此引发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承担的难题。在自动驾驶取代人工驾驶后,以人类驾驶者驾驶行为为中心构建的现行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制度难以继续适用,亟待更新责任规则。在兼顾鼓励技术革新与救济受害人的原则下,应积极利用"黑匣子"等技术判别事故发生时汽车究竟是处于人工驾驶模式还是处于自动驾驶模式,以便合理地界定各方责任。对于自动驾驶模式下发生的交通事故侵权,无论是从自动驾驶汽车运行原理考察,还是从侵权法的救济与预防目标来看,抑或从自动驾驶产业的自身发展状况出发,均应由制造商一方承担产品责任。同时,为及时高效地救济受害人,助力自动驾驶产业的发展与繁荣,还应充分发挥责任保险制度的作用。     

危险驾驶罪的刑罚研究

危险驾驶罪是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新增的罪名。《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其第二款为：“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一个刚设立的罪名，实践上是一片空白的情形下，如何时它进行适用，是当务之急。危险驾驶罪是把原来的两种行政处罚的行为规制为犯罪行为，之所以把行政处罚上升为刑事处罚，比较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两者的关系，在遏制交通事故多发的作用方面，刑事处罚具有明显的优势。     

风险社会视野中的刑事推定——一种法哲学的分析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国家在惩治预防犯罪中面临巨大的压力.在某些特定领域,刑事法价值取向的"钟摆"逐渐向社会秩序利益倾斜,越来越趋向以预防与威慑为核心.刑事法社会保护机能的强化与刑事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冲突可能进一步加剧.在这种刑事法变革的大背景下,刑事推定规则凸显了强化刑事法社会保护机能的功利导向.同时,推定规则以其特殊的结构和功能,尽量降低了对刑事法基本原则的冲击,是兼顾被告人人权保障的一种利益均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