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绩效：腐败治理的目标与逻辑

基于目标导向,反腐败绩效为腐败治理提供了新的概念范畴和分析视角。一项针对广东省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反腐败力度与政府廉洁满意度二者落差明显,呈弱相关。探究其原因,与反腐败"在路上"、公众廉政预期、廉政信息公开、政策效应滞后周期等因素密切相关。与反腐败力度强调投入、过程与产出不同,反腐败绩效凸现政府廉洁满意度,为腐败治理提供价值导向、度量体系和动力机制。追求政府廉洁满意度最大化,反腐败绩效的目的与腐败治理的目标具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经验表明,反腐败绩效评价的成功有赖于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因此,应简政放权,提高廉政信息透明度;倡导社会理性,既要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也要界定公权力边界,标本兼治。     

关于治理公权力腐败的深层思考

<正>公权力自身的特殊支配性,及其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使其存在腐败可能。我国现阶段腐败形式相当严峻,必须努力遏制。立足公权力腐败的内在机理,有效治理腐败,必须大力加强社会监督,及其可能地压缩公权力监督"空白地带"。为此,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突出     

浅论公权力腐败的成因及预防措施——以监督的视角研究

权力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很容易为直接行使权力者制造三个腐败空间:一是决策权空间,二是制造稀缺资源权空间;三是拖延办事时间权空间。公权力腐败与反腐败,已被我党提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将浅论公权力腐败的危害,并进而重点从监督层面探析公权力腐败的成因以及如何加强监督在预防公权力腐败中的重要作用,以望能对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做一些理论上的支持。     

遏制公权力异化与腐败的制度伦理向度

公权力异化与腐败是权力滥用的两面,而遏制公权力异化和腐败也是人类历史的难题。虽然人们普遍强调从教育、制度和监督的综合治理模式入手来解决公权力异化与腐败问题,但是从制度伦理视角来分析和遏制公权力异化和腐败则是更为清晰和有效的路径选择。     

坚持群众路线保障公权力阳光运行的反腐策略

在各种腐败中,"权钱色"交易是共性,其中"公权力"是腐败滋生的中心要素。公权力腐败和异化主要表现在特权、专权、滥权、霸权、越权等方面。随着反腐斗争的不断深入,腐败也推陈出新,如"双面、两手"干部,集体腐败和联手腐败,特权腐败隐性化和扩大化,公权力与资本联姻等。针对公权力腐败特征和发展趋势,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保障公权力阳光运行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保证公权力阳光运行,关键在于把握好"用好公权力、借重公约力、提升公信力"三个环节。其中,用好公权力是基础:要明确职权,依法行政,保障民权;借重公约力是保障:要约束监督,疏通渠道,顺应民意;提升公信力是目标:要取信于民,民生至上,凝聚民心。最终实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健全反腐败制度不能养成“路径依赖症”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打出一系列反腐败"组合拳",反腐败力度前所未有,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有些人却脱离实际、回避问题,只从理论上强调制度反腐,认为查案只是治标,不能治本,更预防不了腐败;只有制定制度、健全制度才是反腐败的根本。其实这种观点是一种片面的反腐败的制度"路径依赖症"。实际上,反腐败必须以零容忍态度,从大案要案入手,始终保持高压态势,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也要健全法制,将法治贯穿于反腐败的始终。     

健全执政党拒腐防变机制的思考

腐败的滋生是一个综合性社会问题,防止和遏制腐败,需要系统地进行研究和科学设计。健全执政党的拒腐防变机制,就是运用系统论方法和控制论原理研究遏制腐败的重要探索和尝试。强调执政党拒腐防变中的“机制”建设,重点是揭示反腐败系统中各种要素的内在关系,把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各个环节的协调互补、制约互动关系,运用系统控制论原理研究建立防止和遏制腐败的体制、制度和环境氛围,充分开发反腐败动力资源,激发党内和整个社会反腐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反腐败系统的整体功能和监控作用。     

试论社会组织与反腐败建设

正一方面,由于社会组织承担着大量原来政府承担的公共职能,因而也具有了某些公权力属性,所以必须预防其腐败;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也构成了公权力制约体系中的重要一极,它是制约国家公权力的重要力量,因而可以很好地发挥社会组织这方面的作用,增强反腐败的力量。社会组织之所以具有反腐功能,是因为:首先,社会组织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它具有监督与制约国家公权力的重要作用。其次,社会组织是政府职能的重要合作者,有助于及时发现腐败,防止腐     

探寻源头治理腐败的新路径

哗众取宠、花拳绣腿反不了腐败,某种意义上说,其本身就是腐败。反对腐败,必须动真碰硬,真抓实干。我们党对反腐倡廉建设形势的判断、规律的把握、政策的提出,是准确的、科学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具体措施、政策,明显存在着针对性不强、到位率不高的情况,“标本兼治”在“本”的治理上明显着力不够,突出表现在符合中国国情的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关键举措并未能真正落到实处。反腐败要取得更大成效。需要探寻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新路径。一是反腐败需要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全员参与;二是推行信用卡消费制度势在必行;三是坚决惩治行贿行为;四是坚持属地管理原则;五是实施黑名单制度;六是把“12·9”国际反腐败日摆上应有位置。     

腐败心理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及其预防

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对腐败心理问题的研究是创新反腐败研究的重要渠道。腐败心理的演变过程包含了三个阶段,即腐败心理的潜伏阶段、腐败心理的形成阶段、腐败心理的巩固阶段。腐败心理的潜伏阶段主要受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腐败心理的形成阶段主要和主体自身信仰的异化、公权力的自蚀性相关,腐败心理的巩固阶段主要是制度缺失和监督缺位的原因。应根据腐败心理演变的不同阶段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即构建廉政文化教育体系,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文化环境;加强对权力主体的执政道德建设,实现"四种形态"常态化;加大惩治力度,进一步加强立法和制度建设等。     

“零容忍”反腐败的问题基模构建及实施对策

频发的腐败现象反映出新时期腐败的一些特点及其生成机理,只有实施"零容忍",才能实现"零腐败"。当前,在我国推行"零容忍"反腐败具有可行性,但也会存在"零容忍"反腐败的目标侵蚀、舍本逐末和饮鸩止渴问题。解决推行"零容忍"反腐败问题的出路在于:坚定对腐败"零容忍"的目标;加强政府反腐防腐能力建设;构建政府、公民、社会参与与合作的零容忍反腐败系统。     

加快构建惩防腐败体系促进公权力廉洁高效行使

由公权力滥用和异化而导致的腐败是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重大障碍。要促进公权力的廉洁高效行使，需加强权力的科学配置和有效监督，严格公务员从政用权行为的规范管理，建立完善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强化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建设和执行。     

法治反腐: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大亮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重大亮点之一是法治反腐。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规范和制约公权力的行使,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完善权力公开制度和权力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依法惩治腐败分子,安全文明办案。法治反腐是众望所归,也是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     

腐败与遏制腐败的法经济学思考

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市场化交换。当法制不完善、腐败惩治机制存在一定漏洞时,政府当局严厉的反腐政策在短期之内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腐败政策也因此陷入两难困境。遏制腐败的方式各种各样。而制度反腐败是其中重要而有效的方式。从成本一收益的角度看,可采取如下对策：削减公权,减少腐败产生的机会,降低监督和惩罚腐败的社会总成本;加强事前管理,提高腐败产生的风险成本;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提升腐败者的受惩成本;提高司法、执法水平。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强化职业道德和责任感,提高腐败行为的心理成本。最后,要理顺监督体制,提高反腐败的效率。     

中国反腐败战略新动向

更加关注人权、反腐政策法制化、预防腐败与推进改革相结合:既打“老虎”又打“苍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中国反腐败斗争在过去一年取得一系列成果的基础上,目前正呈现出一些新的动向。中央纪委有关人士最近在接受《瞭 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将这些新动向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在打击腐败分子的过程中更加关注人权;推进反腐败政策的法制化;预防腐败与推进改革相结合;在打击高官腐败的同时,高度关注基层腐败;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斗争。     

腐败亚文化的代际传递与文化反腐败的路径选择

腐败亚文化已经深刻影响着一些人的生活方式,并通过代际传递影响到国家的未来。腐败亚文化代际传递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外在推动力和内在驱动力,通过垂直传递和倾斜传递的途径滋生蔓延。要彻底铲除腐败亚文化,必须提高对文化反腐败重大意义的认识;增强制度反腐的刚性,扫清腐败亚文化代际传递的源头;改变代际传递的文化内涵,构建代际文化反腐败教育体系。     

新时代深化反腐败斗争的策略

新时代深化反腐败斗争,需要实行反腐败再平衡策略,这就是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成就与挑战的分析,力图找到影响反腐败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的不平衡因素,并提出反腐败斗争从不平衡状态向平衡状态演进的路径选择:以问题为导向,实现消除政治隐患与消除经济社会隐患的再平衡;避免"周永康陷阱",实现治本制度供给与治标制度供给的再平衡;破除四风滋生的非正式制度,实现反腐败与反特权的再平衡;适度放权,实现政治领导人政治抱负、政治智慧与公职人员履职行为的再平衡;夯实私德基础,实现公职人员政德与私德的再平衡;防范新型腐败,实现打击个人腐败与惩治腐败同盟的再平衡;保持适度差异性,实现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的再平衡;强化从政激励,实现惩治腐败与激励廉能的再平衡。     

釜底抽薪:韩国现代化中的后期反腐败--韩国现代化进程中反腐败问题研究之二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韩国的反腐败转入可以概括为"釜底抽薪"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反腐败措施是:把严惩与法制建设相结合;分析腐败滋生的根源和条件,从惩治为主到预防为主;推进民主化进程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遏制腐败;建立起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和国际组织相结合的反腐败网络.从而有效地遏制住了腐败的泛滥,保证了韩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继续发展.     

论腐败行为的刑事规制

腐败行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国际性问题,我国在反腐败问题上一直努力不懈,但目前在反腐败制度设计上呈现出前置性法律阙如、刑事法网粗疏、司法认定过宽等问题。为有效遏制腐败行为,巩固反腐成果,应当制定合理的反腐败刑事政策;完善立法,将贪污贿赂犯罪由目前的数额犯、情节犯改为行为犯,兼顾情节;建立前提性的反腐败法律机制,使之与刑法规则一起构筑一道反腐败的防线;通过司法严格控制腐败,严厉入罪,避免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变相的出罪。     

认知隐喻视域下的廉政话语构建机制研究——以《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语篇为例

当代中国廉政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构建而形成的。在反腐败工作日益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今天,我国的廉政话语体系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以《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为研究语料,运用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其中廉政话语的隐喻类型进行梳理,结合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等交叉学科视角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廉政话语的构建路径,揭示出廉政话语深层结构由"腐败"与"反腐败"式的结构观下的二元对立走向建构观下的官方话语与公众话语互文共现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