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国家的脆弱阶层与反脆弱性政策

脆弱阶层指介于贫困人群与中产阶级之间的中低收入阶层,目前其数量已经超过贫困人口,成为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群体。进入21世纪以来,脆弱阶层陷入贫困的可能性逐渐降低,这主要得益于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社会保护网的扩大和侨汇的增加等因素。但脆弱阶层的贫困脆弱性依然存在,未来一段时期经济的不稳定、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劳动力市场的分化等都有可能对脆弱阶层造成冲击。无论从社会权利的角度出发,还是从脆弱性带来的社会心理视角来看,或是出于巩固前期减贫成果的考虑,反脆弱性政策都是必要的。长期以来,拉美各国实施的反脆弱性政策还存在不少局限性,导致其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实施有效的反脆弱性政策并不需要拉美国家改变目前的基本政策框架,重要的是要将反脆弱性的理念和目标引入相关政策,在政策设计上更多考虑中低收入阶层的诉求和需要,对现有资金、资源进行整合和优化,使社会政策发挥更大的反脆弱性效力,以顺应当前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     

东南亚出境旅游中突发事件安全管理策略研究

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产业,因自身的脆弱性、对环境依耐性强等特点,极易受到政治、经济、军事、流行疾病、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影响。凭借产品丰度、地缘关系及经济时间成本优势,赴东南亚旅游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中国游客的追捧。随着东南亚出境游的迅速发展,突发事件也在频频发生,给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本文以东南亚出境旅游中突发事件的安全管理为切入点,分析了东南亚出境旅游中突发事件安全管理现状、存在的不足,剖析了东南亚出境旅游中突发事件发生的主客观原因,并从政府、旅行社、游客三个维度提出了应对措施。     

国家利益的主体性与中美安全关系

国家利益具有主体性 ,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国家利益具有不同的确认、排序和战略设计。从中美国家安全利益的主体性来看 ,中美安全利益的根本定位具有相容性 ,安全合作的战略基础具有脆弱性 ,安全战略的外交依托具有排斥性。因此 ,中美两国应发展利益认同 ,巩固安全合作的基础 ,使战略互动制度化、机制化。     

“全球公地”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公海、国际空域、太空等全球公共区域——"全球公地"的重要性和脆弱性日渐凸显。为真正实现"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民主化和公平性,中国不仅要主动参与"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讨论,还应积极参与维护"全球公地"安全的实际行动,以及"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改制与建制工作,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全球公地"的开放和稳定。     

马六甲海峡安全问题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马六甲海峡正面临着来自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双重挑战。新马印尼三个沿岸国除了通过加强巡逻与监管来增强安全系数外,还根据马六甲海峡的地缘特点和安全问题性质,主导性地推动了多层面的安全合作。中国在面对马六甲海峡所存在的安全问题时,应从战略高度来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努力降低马六甲海峡通道使用上可能存在的脆弱性,实现海上运输安全。     

韩国能源安全的脆弱性及其战略选择

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波动进一步暴露了东北亚地区能源安全的脆弱性.韩国因自身能源消费特点和比较竞争弱势,其脆弱性最为突出,其战略选择也最值得关注.东北亚地区局部高强度能源竞争压力、能源竞争的零和属性、朝鲜半岛复杂地缘政治局势、能源严重依赖进口以及能源进口对特定地区依赖性过高等因素成为韩国能源安全脆弱性的根源.韩国应对能源安全脆弱性的战略选择科学务实.在国际层面,推动能源外交与国际能源合作,实施兼顾地缘政治的能源安全战略;在国内层面.推行摆脱能源安全脆弱性的一揽子计划.     

日本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与其金融安全网的演变

金融安全网作为保持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体系安全稳健运行而建立的危机防范和管理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一直受到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和相关学者的关注。日本从二战后至80年代金融业处于长期稳定状态,使许多人推崇日本当时的金融安全网。然而,正是这个安全网阻碍了市场约束发挥作用,掩盖了日本银行体系长期积累下的脆弱性。进入90年代,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日本传统的金融安全网明显失效,其金融业进入长达十余年的不稳定时期。安全网也随之发生变革。     

中美关系:依赖性与脆弱性

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中美关系从"安全主导"型转化为"复合依赖"型.当前中美利益冲突被分门别类地通过正常渠道解决,而不再动辄触及整个关系的根基.同时,受两国实力地位变化的影响,中美两国的利益偏好都在发生变化,中美关系又展现出脆弱性的一面.今后几十年,中美关系的脆弱性若能得到有效控制,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和平崛起的成功.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调整及其影响CSSCI

2009年以来,为应对日趋复杂的太空环境,美国开始调整其太空威慑战略,强调通过太空弹性能力、太空系统防御能力和太空国际合作,以增强美国在太空领域的拒止性威慑。美国在太空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对太空的依赖性造成其太空资产的脆弱性,以及报复性威慑在太空难以实施等因素,是美国进行太空威慑战略调整的原因。然而,由于太空领域具有各方脆弱性不平衡、太空攻击难以归因、容易引发其他领域对抗和战争升级的特点,太空威慑相较于传统威慑在实力、决心和信息传递三要素上都存在差异,在目前太空国际规则尚不清晰的情况下更加难以实现。因此,美国的太空威慑战略会造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引发战略误判、挤压中国太空活动空间等影响,最终不利于维护和平的太空环境。     

欧盟能源安全政策调整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欧盟根据其面临的能源和地缘安全新形势,大幅调整能源安全政策,能源政策呈现武器化、国家化以及对环境因素的忽视等特点,其核心目标从维护能源供应安全转为服务于俄西战略对抗。地缘安全观念对能源政治认知的重塑、供应安全担忧的泛化和能源危机的经济挑战等,推动了欧盟能源政策调整的主要推动因素。目前,欧盟能源安全政策调整已使欧俄能源相互依赖关系趋于弱化,但欧盟能源供应对外依赖性大、脆弱性高的状况很难改变,并且给全球能源格局和低碳发展进程带来较大负面影响。     

脆弱性视角下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的传导机制探究

气候变化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暴力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但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因果传导机制仍需要进行深入探究。作者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探索从气候变化到暴力冲突的传导机制,基于复杂交织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通过联系的独立性和多重性,分析了气候冲突的三级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脆弱性在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复合传导机制中的结构性地位。文章从生态、经济、社会和政治四个方面对脆弱性进行阐述,并分析了其在气候冲突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气候变化是暴力冲突的一种外源性触发器,脆弱性作为社会内生性因素在气候冲突风险中发挥一种屏障作用。脆弱性升高将会造成国家对暴力冲突风险的屏障作用减弱,导致气候冲突风险显著上升。     

试析国际能源环境对印度经济崛起的影响

印度经济的崛起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印度经济越来越依赖国际能源,对国际能源环境的变化日益敏感。国际能源环境主要通过能源市场中的价格波动形式和国际能源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两者互动来影响印度经济崛起的进程。基于此,文章认为印度的能源战略需立足于经济崛起的长期性和战略性,减轻国际能源环境变化带来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为经济崛起提高稳定、高效的能源保障。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调整及其影响

2009年以来,为应对日趋复杂的太空环境,美国开始调整其太空威慑战略,强调通过太空弹性能力、太空系统防御能力和太空国际合作,以增强美国在太空领域的拒止性威慑。美国在太空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对太空的依赖性造成其太空资产的脆弱性,以及报复性威慑在太空难以实施等因素,是美国进行太空威慑战略调整的原因。然而,由于太空领域具有各方脆弱性不平衡、太空攻击难以归因、容易引发其他领域对抗和战争升级的特点,太空威慑相较于传统威慑在实力、决心和信息传递三要素上都存在差异,在目前太空国际规则尚不清晰的情况下更加难以实现。因此,美国的太空威慑战略会造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引发战略误判、挤压中国太空活动空间等影响,最终不利于维护和平的太空环境。     

从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看“英美特殊关系”

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后，美国对英国态度强硬，在英国国内激起强烈反响，“英美特殊关系”遭遇新挑战，暴露出其脆弱性的一面。但基于政治、经济、安全合作等多方面利益考虑，双方并不乐见该事件上升至影响传统盟友关系的层面，“英美特殊关系”更趋现实。     

俄罗斯融资体制的缺陷及其教训

1998年金融危机后,俄罗斯融资体制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规范和发展,但在融资规模、质量和效率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缺陷。这些缺陷造成融资体制与实体经济相脱离,加剧了经济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引发了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这些缺陷与其盲目推行金融自由化、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以及制度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应吸取其教训,不断完善融资体制,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反恐怖主义与我国东北地区城市安全

城市在一定的空间内汇聚了大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城市这种高度的聚集性和防范恐怖袭击的脆弱性会使其成为恐怖分子的重要打击目标。受地缘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东北地区城市面临着国际恐怖主义和国内恐怖主义的潜在双重威胁,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在借鉴西方城市反恐经验的基础上构筑我国东北地区城市的反恐防控体系。     

非洲地区安全问题及其治理机制北大核心

近几年来,在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及粮食安全、能源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非洲地区的安全问题增多,形势更加严峻。国家内部冲突外溢、军事政变回潮导致政局动荡、恐怖主义扩散、气候异常变化等一系列挑战凸显非洲地区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脆弱性,区域安全秩序严重失衡。与此相应,非洲区域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出现变化,和平与安全架构不断完善,其与区域治理架构以及非洲联盟与次区域的经济共同体等机制之间的协调不断增强,安全治理范围和功能不断拓展等。但是,非洲安全治理机制的自主运行能力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方式无法充分运用,持续不断的冲突未能得到有效遏制。有鉴于非洲国家的国情和区域形势,非洲安全治理需要以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为导向,进而动员非洲国家的资源,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以提高非盟安全治理的自主性。     

脆弱性、不安全感与印度尼西亚的外交政策——从苏加诺到苏哈托

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作为后殖民国家的印度尼西亚，其国内社会的特性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尤为显著。这种影响表现在其内部的脆弱性——多样而分裂的族群、宗教、领土等问题，被视为对国家潜在的威胁，因此而产生的不安全感影响了外交政策。其独立自主外交、不结盟政策、对大国的疑虑都是这种脆弱性的体现。在中国对印尼以及东南亚的外交政策中，要充分考虑后者的脆弱性及由此衍生的不安全感。     

俄罗斯经济危机的特点及根源

本文认为俄罗斯经济危机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是最严重的,从高度自由化金融市场迅速蔓延至实体经济。与其说是金融危机,不如说是生产性危机。一方面表现为外部输入性,另一方面其内部存在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经济结构的落后性。其根源在于经济原料化的发展模式、经济自由化战略以及对外部经济环境的高度依赖,特别是能源价格波动和外部融资渠道的变化。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框架、指标体系与评估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西方对“安全环境”的界定不同,中国侧重于以发展界定安全,西方大国则注重以威胁界定安全。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安全环境”的理解,已经从以军事安全为主演变为军事、政治、经济、舆论四位一体,更具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因此,作者构建了新时期评估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包括政治安全环境、军事安全环境、发展安全环境、舆论安全环境以及中国自身对周边环境的塑造能力等构件,这些指标囊括了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判断。文章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外关系数据库”以及《人民日报》数据库对各细分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设定并对比了三种场景下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对1992-2011年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表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不断改善中。不过,2008年以后三种场景产生较大分叉,中国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前十几年完全不同的状况,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周边安全合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