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对法治的角色期待

法治可分为作为价值理念的法治和作为制度实践的法治。在价值理念上存在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分野,在制度实践上,由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的提出,为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品格提升提供了历史的契机,然而这一提升的根本动力还在于现实中国的各种客观因素。     

论法治与人--关于法治的价值、实质及其精神的思考

法治即依法治国,法治要求把宪法和法律作为国家和社会生活运转的基本准则.本文试图从法治的价值、实质和精神方面加以分析,以求探讨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关于法治的基本目标、法治的内在要求、法治精神的内含等基本问题.     

法治:黑格尔国家理论的实质

黑格尔的“法律”．类似干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规律”。自在自为地存在的法是一切人为设定的法或法律的根据。人为设定的法或法律体系,是人的自由或自由意志通过一系列的环节。最终达到实现了的自由王国,成为“绝对精神”或“上帝”、“理性”、“绝对”的体现。法治是黑格尔国家理论的实质,黑格尔的国家则成为他的法或法律体系现实的体现者。黑格尔的君主立宪制必然地导向科学和民主。     

关于我国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21世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目标,是我国的根本治国方略,应具有严格的形式合理性。对法治形式合理性研究的本质就是研究法治向理性迈进的过程。法治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差异在于不涉及人的主观偏好和主观性评价,与人的主观性分离,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鉴于此,法治的形式合理性对构建我国法治社会中确保司法公正、反对专制特权、维护实体权利都可起到积极的作用。     

刑法实质解释之反思与评析北大核心

在解释理念上,刑法实质解释与刑法形式解释的争议还在持续,并在理论深度与视域广度上都有突破。刑法实质解释主张个案正义、结果导向及司法能动,这些可以从实质法治、实用主义法学及本体论诠释学那里获得理论支撑。从社会主体的思维模式、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及犯罪构成的逻辑关系等维度,可以获致刑法实质解释实然存在的判断。为廓清笼罩在实质解释之上的诸多疑问,还需对与实质解释相关的问题进行研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社会的重大任务。建设法治社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是构筑法治中国的基石。建设法治社会需要从精神和制度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另一方面要建立科学牢固的社会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真正实现社会依法自治,公民合法权力得到保障。     

法治社会状态论

法治状态是法治的一个综合性、整体性问题,在法学史上,法学家们已经提供了有关法治状态的多种理论模式,其中一定社会状态是法治状态的实质性组成部分.本文就法治的社会状态模式(即社会标志)进行了论述.     

国家、社会与现代法治

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然而 ,现代法治应当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协调统一 ,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 ,法治应当得到社会的回应。法治以社会、还是以国家为重心 ,选择何种法治模式 ,必须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 ,对当代中国来说 ,建立起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治模式是最必要的选择。     

社会救助制度建立的正当性——基于实质平等原则的分析

社会救助的制度供给是针对“强”竞争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是基于平等原则的要求,给予弱势群体的合理性差别对待。而平等原则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国家所标榜的社会规则,究其原因在于平等原则所具有的社会正义性特质。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的正义性矫正,从禁止不合理分类到合理差别待遇的正义性追求,平等原则透视出制度正义的原理并为当前社会救助制度提供了正当性的说理。     

论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 --兼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模式的价值选择

社会与国家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间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社会决定国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建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最可行亦是最有效的.目前,在法治建设中应确立私法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理念.     

法律职业者与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需要并造就了法律职业者 ,反过来 ,法律职业者又成了法治社会的一根擎天柱 ,是法治秩序的忠实维护者。但是 ,法治社会中形式化法律的弊端 ,加之一些人为力量的推动 ,使得法律发展出现了反形式化的现象 ,这又威胁着法律职业者的命运。     

风险社会中的给付行政与法治

给付行政的福利取向与法治原则存在内在冲突,风险社会中给付行政所具有的特殊作用使得传统解决方案捉襟见肘,任何试图解决此类问题的努力都不能不将此因素考虑在内.     

论法治社会的非制度性生成机制——法治精神的塑造与培育

法治社会的成功构建,不仅取决于健全的法律体系,更依赖于法治精神对普通大众的广泛渗透。远观世界法治建设历程,可以发现,没有法治精神的滋润,良好的法律,设计精良的制度也会走样甚至形同虚设。近视我国法治建设现状,我国的法治建设最缺乏的也就是能够体现公平、正义等法治精神。为了更快地推进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进程,我们就必须培育法治社会所必需的法治精神。     

法治社会中法与道德的关系

法治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普遍要求。但法律也存在肓区,也还存在其不能调整和管辖的范围和事件,此时,人们往往借助于道德的调控。法与道德的关系,我国历史上和西方学界均作过多种阐述。我们认为法与道德的关系十分复杂,法与道德之间存在着多元联系。     

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互动关系初探

在中国,人们往往把法治建构的重心完全置于国家与政府的“依法治国”上,忽略了现代法治内涵的另一个层面——社会自治。从长远看,这会使中国走向一种“形式法治”的社会。本文从国家法治和社会自治在法治进程中互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入手,阐述了在中国现实的国情下,建构法治社会的基础是实现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的互动和呼应。     

“市民社会”概念的意义及其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市民社会是指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具有相对独立的领域 ,黑格尔第一次从理论上界定了市民社会概念 ,马克思第一次正确揭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用“市民社会”理论分析中国社会有积极意义。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应该是良性互动关系。中国的法治必然建立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良性互动关系基础上 ,并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必要保障     

论行政程序抗辩权的法治行政价值

现代法治包含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两种形态,相应地,法治行政也展现为形式意义的法治行政与实质意义的法治行政。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拟作出不利决定时应当依据一定的合法性或正当性理由;行政程序抗辩权的存在与运行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针对行政主体所持的理由是否真正合法或正当而予以有效抗辩,从而有力促进了形式意义的法治行政与实质意义的法治行政的生成。     

“法治社会”命题的理论澄清

自法治社会的命题在中国被提出以后,学术界与实践中出现了将法治社会解释为国家公权力运用法律来管制社会的现象,这无疑忽视了法治社会的本质。法治社会强调的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它的提出源于执政党对我国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的检讨以及对法治内在的社会面向的重视。完整地说,法治社会包含社会自治与权力制约两个面向。一方面,法治社会通过国家的立法与社会的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规则实行社会自治,法治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法治社会为法治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与制约公权力的外部机制,法治社会是法治政府形成过程中的必要条件。只有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各类社会组织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法治的建设进程中,法治中国的愿景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法治社会中的法官独立

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关键,法官在审判时不受任何干涉是法官独立的本质要求。尽管我国“司法改革”的口号已喊了多年,至今却不见有大的制度性安排。如果我们要想真正地树立司法权威,根治司法腐败,就必须从制度上让法官从种种束缚下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