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转”训诂——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为对象

“流转”一词属于政策话语,并非是谨严的法律术语。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言,“流转”一词遮蔽了物权性流转形式与债权性流转形式的实质区分,“流转”这一抽象概念应在物权立法中扬弃,而改成在物权立法中直接规定获得允许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性流转的具体形式,债权性流转的具体形式则原则上可以自由创设,只是不得规避法律,并且受到监督。通过对实践中的物权性流转形式的规范化概念整合,得出转让、继承、抵押、入股和信托五种形式。除了信托暂缓待议之外,转让、继承、抵押、入股都应当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性流转的具体形式直接在物权立法中予以规定。     

我国被害人权益刑事立法之完善——以刑事财产保全及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为视角

新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刑事财产保全措施及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但刑事财产保全申请主体过于狭窄,适用范围、对象、担保等不明确,且财产保全的申请主体缺乏优先受偿权;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亦存在范围过窄,诉讼时效、证明标准等不明确及地域管辖、权利救济途径有待完善等缺点,需要有针对性的加以完善,以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权益,实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     

立足土地收益流转性贷款试点 破解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瓶颈——以乐山市井研县为例

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是一项顺应农村发展需要的新生事物,但要以此作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破冰之举,现行配套政策还有许多需要改革和完善的地方。对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应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宣传动员;抓好农村产权的确权颁证,赋予农民完整的产权;激活五权,唤醒农村沉睡的财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政策,让农民拥有更多金融工具;加快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     

土地流转视角下的村庄治理——以山西省N村实地调查为例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从经济上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政治上推行村民自治,使乡村经济和基层民主获得跨越式发展,但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动力释放完之后,未被打破的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土地制度日趋成为农村生产力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桎梏,造成了村庄治理、农村发展的内卷化。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乡村民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出台允许土地流转和发展村民自治的政策。笔者试图以土地流转的视角,通过对山西省N村实地土地流转的情况和村民委员会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分析,来阐述土地流转给村民自治正常运转和权威的建立带来契机和挑战,为村庄治理者如何实施土地流转改革提供借鉴。     

论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冲突及协调——以植物新品种权与农民权关系为视角

随着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冲突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其中当属植物新品种权与农民权之间的冲突。对植物新品种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可以激励育种者的育种热情,有利于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够完善,大多数农民还是依靠土地为生,农业是农民的生存之基,植物新品种又是农业的核心。因此,在保护植物新品种权的同时,必须注重保护农民权,实现两者的平衡协调发展。     

被征收人土地征收救济难困境及其对策——以国务院土地征收决定权为视角

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精神,被征收人难以对国务院的土地征收决定寻求救济。为了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和构建和谐社会,有必要合理地解决国务院的土地征收决定救济问题。一个办法是修改《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国务院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可以被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被提起行政诉讼;另一个办法是修改《土地管理法》,将国务院的土地征收决定权授予国土资源部。两个办法都具有可行性,也都面临着障碍,相比较而言,更可行的办法是将国务院的土地征收决定权下放给国土资源部。     

改革现行土地征收制度的法律思考——以保护农民利益为视角

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制度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不利于在当前形势下保护被征地农民利益,已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制约性瓶颈。改革现行土地征收制度,必须明确“公共利益”标准,严格控制土地征收范围;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界定明晰土地产权;增加征地透明度,赋予被征地农民知情权、参与权和起诉权;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之法律保障——以社会性别为视角

土地权利是农村妇女实现自我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对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从实际操作来看,各农村地区侵害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形还是时有发生。究其根源,仍在于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和由来已久的“男女平等”较量。因此,有必要在农村妇女的权益保障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从提高法律法规的实际可操作性;强化行政司法救济途径等入手,为真正实现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提供法律保障。     

划拨地转性出让进行商品房开发的法律问题探讨——以补交土地出让金的义务主体为视角

社会实践中相当数量上存在划拨用地转化为出让用地进而进行商品房开发、入市交易的行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9条规定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自生效以来,在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引发了广泛争鸣,而在现实生活实践中,更是促发了商品房买受人被以各种形式和理由要求承担补交土地出让金或其中一部分的情况,寻根溯源,厘清补缴土地出让金的义务主体是"变性"后的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对于统一理论认识和实务操作意义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