僰人考

先秦时期在今川南一带的僰人已进入阶级社会,建有地方政权。《史记·西南夷列传正义》谓:“戎州,北临大江,古僰国”;《汉书·地理志》僰道条引应劭语曰:”故僰侯国也”;《通典·州郡》载:“南溪,故僰侯国也”;《括地志辑校》卷四说:“今益州南戎州,北临大江,古僰国”,《庆符县志·武功记》云:“秦时,僰道王据守横江,李冰破之,追北于汉阳山”,以上诸书皆已明载。“僰,犍为蛮夷,从人棘声”,“僰属犍为,音蒲北反”,《水经注·江水》引《地理风俗记》说,僰乃“夷中最仁,有人道,故从     

“滇僰”刍议

《史记·货殖列传》有“滇僰”之称,故一般认为滇即僰族。关于僰的族属,或以为是氐羌,或以为是濮僚,于是滇之族属也随之而有氐羌说和濮越说。笔者认为,僰的族属应是氐羌,但滇却并非僰族,而是南方濮越族。一、僰人的史料及其族属僰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恃君览》,其文曰:“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知僰人在“篇笮之川”。《广韵》铎韵笮字说:“竹索,西南夷寻之以渡     

南平僚非僰人辨--兼论播州杨保与南平军僰人为同一族类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蒙默之论文<僰为僚说>以南平僚即南川、綦江之僰人作为其重要证据之一立论,无视于二者风俗之迥异;特别是对其所据史料之解释在时间及空间上均有错位,与实况不符.僰溪虽因有僰人而得名,但僰溪之僰人并非南平僚.僰溪得名在前,僚人徙居其地在僰溪得名之后;且南平僚所在之南平州与僰溪所在之南州非同一地望,故此项论据不能成立.本文还论证了宋代南平军僰人为播州杨保同族之另一分支.因蒙默先生另曾指认播州杨保为僚人,故本文亦难以认同.     

僰人的族属与迁徒

僰是我国西南的一个古老部族,对其来源、族属、迁徙和演变,学术界多有争论,迄今未取得一致的看法。本文对此问题试图作一些粗浅的探索,希望得到批评教正。僰人的族属元明时期,洱海地区的主要民族是僰人,僰亦写作白。主要用作部族名称。以这样的字作为族别称谓并不是随意取的。认真考究以僰为部族称谓的人们共同体,可以在     

“僰人悬棺”辨疑

分布在四川南部兴文、珙县、高县、筠连等县一些陡崖峭壁上的一种奇特的古墓葬——“僰人悬棺”,近年以来已成为学术界所熟知的历史文物。但是,这个“僰人悬棺”,自从三十年代登上学术舞台以来,谁是它的主人,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1981年3月,在珙县举行的“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上,墓葬的族属问题仍是讨论的中心课题之一。虽然会上曾有过一番热烈的争论,最后还是莫衷一是,有待继续深入。讨论中,不少同志对“僰人悬棺”的提法提出一些疑难。他山之石,获益匪浅。但对这些疑难的     

论滇僰古道的形成及其文化传播地位--茶马古道早期形态研究

滇僰古道始于僰道(今宜宾),经昭通、曲靖到滇池,沿途保留了比其他川滇古道更多的遗迹和文物,是古代连接四川和云南的第一通道。中原商周青铜器和四川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多采用滇僰古道上今永善、昭阳、巧家的铜矿,证明滇僰古道最早形成于殷商时期。滇僰古道和公元前2世纪横贯云南东西的铜鼓分布线路的衔接,证明了滇僰古道是蜀身毒道最重要的必经之路,是古代中国沟通西域的重要路段,也是茶马古道早期形态的一条主干道。秦开五尺道、汉开南夷道、汉魏晋以来的墓和碑刻、唐袁滋的出行路线、西南官话的渗透,证明滇僰古道一直繁荣到近代。     

坚定信念 攻坚克难——丘北县彝族支系僰人发展扶持工作综述

文山州丘北县彝族支系僰人是云南省发展较为滞后的一个群体。在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各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丘北县于2008年9月正式启动了僰人发展扶持工程。工程实     

珙县“僰人悬棺”岩画中的球戏

四川珙县县城西南六十五公里的洛表公社,“僰人悬棺”及其岩画皆集中在这里,它是四川省1956年公布的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僰人悬棺”的岩画,早已作了摹绘,并已发表了《四川珙县“僰人悬棺”岩画调查记》 (以下简称“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2)。     

省民委、省扶贫办到丘北县调研僰人群众生产生活情况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书记白恩培关于扶持僰人的批示精神，切实做好扶持僰人发展工作，8月19日，省民委王承才主任、张慧星副主任和省扶贫办王智主任带领相关处室负责人，深入文山州丘北县官寨乡法舍村和曰者镇舍黑村调查了解僰人群众生产生活情况。8月20日，调研组听取了州、县领导的专题汇报，     

清代云南少数民族之“汉化”与汉族之“夷化”

清代,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尤其是改土归流地区的少数民族,经历了一个持续而深刻的、前所未有的"汉化"过程。由于汉族主体地位的进一步确立,汉族"夷化"呈现出由强变弱、由大规模转为局部的趋势,处于持续衰减和退缩的过程中,但从未停歇。少数民族"汉化"和汉族"夷化"的过程就是双向互动的民族融合过程。"汉化"与"夷化"两者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汉化"的中心区就是"夷化"的边缘区,"夷化"的中心区就是"汉化"的边缘区。"中心"与"边缘"随着观察视角的转换而转换。"中心""边缘"互为转换的观察视角实质上是文化相对论的视角,它有助于我们克服以往单向度的"中心—边缘"模式,更为立体地、客观地展现云南文化的多源、多元特点。     

神秘的僰人祭山习俗

<正>丘北县彝族白彝支系僰人祭山习俗肃穆庄重,富有民族特色。农历二月初七是官寨乡山心村委会岩峰山村小组僰人的祭山日。当日早饭后,全村男女老少穿着节日的盛装早早聚集在村里的活动广场,跳起了淳朴古老的大三弦舞。到了下午三时,祭山仪式开始。全村男子用大家凑钱买好的鸡、腊肉、酒等,在村中的毕摩带领下来到村子的龙山进行祭山。首先毕摩在祭祀的神树脚下用小树枝撘一个四方门,然后用山上的野草编成四方绳子绑在神     

《国务院公报》更正

1986年第30号第896页最后一行"(鉴字)"应该是"(签字)"。 1986年第35号第1083页第3行第1字"园"应该是"圆";第1083倒数第3行"夷(棘火) 侯国,汉为(棘火)道"应该是"夷僰侯国,汉为僰道";第1084页第6行"贵州省西部"应该是"贵州省东部";第1084页倒数第2行"韩源"应该是"韩原"。     

国内外收藏滇夷图册概说

清代云南民族图册的出现远早于"黔苗图",具有独特的绘制风格,以"苗蛮图"、"苗图"指称云南少数民族图册是一种谬误,应当重新正名."滇夷图"是与"苗蛮图"并行的清代云南少数民族图册.<滇夷图说>、<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说>、<云南营制苗蛮图册>、<滇省夷人图说>是4部成书年代清楚、今仍存世的重要夷图,"滇夷图"独具特色,比之贵州的"苗蛮图",其历史民族学史料价值更胜一筹.清末来华西洋人留下的"西式滇夷图"也有特别的价值.     

论民国时期四川“夷务”问题——以雷波、马边、屏山、峨边为考察对象

夷务问题由来已久,但是民国建立后却愈发严重,究其责任主要归因于地方政府处置失策。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学者与政府对于彝族和夷务问题都产生了新的认识,夷务政策也从过去的剿夷转变为化夷,但仍然不是从真正平等的角度来处理少数民族问题。而政府所提出的治理夷务和开发彝区的计划虽多,却限于当时的人力、物力,从未一以贯之地真正实行。因此,夷务问题历经民国政府30多年的应付,却始终未能解决。     

从夷到洋商称谓的时代变迁

“洋商”这个词，是西洋商人的节略语。最早出现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至七八十年代则较广泛地使用。此前，来自遐方的西方人“一体被中国人看作是夷人”。如称欧洲人为“红毛夷”、“白夷”、“英夷”、“法夷”、“米夷”等。称外国商船为“夷船”、“夷舶”、“夷艘”等，洋官为“夷酋”，外侨住房为“夷房”，租界为“夷场”，洋商为“夷商”。为什么将西洋商人以“夷”视之？以往有的论者据字义上考证，认定“夷”并无褒贬之意，但“洋”与“大”相通，“洋洋乎大哉”，褒意明显，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夷”是对异族或外…     

中国古代夷夏观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夷夏观的两个命题“夷夏有别”和“夷夏一家”不是对立的。主张民族压迫、论证政权合理性、维护国家统一以及封建化是二者共同的政治价值取向。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帝制夷方略浅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帝在抵制列强侵略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制夷"方略:抚剿兼施、用民剿夷和以夷制夷。由于阶级局限,加之国势衰颓,"制夷"方略终难奏效。     

从“夷”、汉文化的交融看“南中大姓”的形成

本文认为,两汉时期,内地汉族大量迁入南中,中原的文化习俗也随之带来,并不断向周围传播。同时,一些掌握着文化知识的汉族强宗豪族积极推行儒学教育,控制了仕进之途。在当时南中地区“夷”多汉少的情况下,“夷”汉文化出现了互相渗透和交融、汉族逐渐被“夷化”的趋势,“南中大姓”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     

“师夷制夷”与近代中国政治走向

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是反对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正确主张,为近代中国取得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指明了道路。"师夷制夷"作为近代永恒的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和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着近代中国政治走向。本文探讨了近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师夷"、"制夷"的基本态度和利弊得失。特别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从而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的革命纲领,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的革命使命,完成了前人未竟之事业。     

土司制度与元明清三朝治夷

土司制度肇始于元,完善及推广于明。清朝作大幅度的改革,在一些地区仍保留了土司。元明清三朝重视土司制度,缘于土司制度与南方类型蛮夷社会的内在机制暗合,进而形成元明清王朝治理夷狄,注重了解统治对象社会的结构与文化的传统。另一方面,在预期目标、治策设计与施行效果方面,元明清三朝治夷也存在个性化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