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风险控制研究——从边防检查行政执法中延伸

对国家政法各机关而言,风险的判断、预警、防控及化解是一个大课题。行政执法必须走向程式化、精细化和社会化。关注公安边检行政执法风险,不仅是对边检执法人员的行动逻辑、边检执法相对人的心理动态进行解读,更是预防和及时解决执法冲突的新思路和新起点。找到行政执法风险解决机制,行政执法风险解决策略最佳模式,不让小风险演变成大风险,个别风险演变成整体风险,局部风险演变成区域性风险。     

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法律经济学重述

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构建的基本逻辑与路径亟待厘清,相关研究可以从行政执法弊端较为集中的选择性执法加以展开.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引入并不能降低直接执法成本,而是由于构成行政相对人、行政执法主体以及检察机关之间的双重博弈机制,对选择性执法以及由此滋生的间接执法成本形成常态化控制而凸显其法治价值与经济效益.然而,现实中行政执法信息的碎片化生产、分布以及监督者信息能力的孱弱无法支撑双重博弈的有效运作.对此,应当基于大数据思维建立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并立足激励相容机制实现集约化的信息传递和常态化的监督运作.信息平台模式不仅开辟了当前检察机关构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新机制的现实路径,而且其在监督广度、深度和精度上的突破,也将促进检察监督在理念、路径和模式上全面的现代转型,从而迈向"量化监督"时代.     

法治理念下建设服务型政府遇到的执法障碍及其对策

当前我国行政执法中还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法律法规不理顺,存在一定程度的法律冲突;执法观念陈旧,非人本主义的暴力执法现象比较严重;行政执法职能定位不清,多头执法与集中执法遭遇体制障碍;执法效率低下,集中风暴式执法后患较多;执法行为某种程度上存在趋利化倾向;缺乏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等,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着服务型政府的顺利建设。适应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提升行政执法品质的对策有：加大法制建设力度,妥善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理清行政执法职能和执法功能,巩固集中执法成果;加大财政预算对执法支持力度,清理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加强行政执法人员职业培训;引进数字化执法技术及方式;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完善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实行行政问责制度,等。     

大数据时代公众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践与思考——以贵阳市城市乱象治理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管理经历了从城市建设到城市管理再到城市综合管理的实践进路。大数据时代,运用大数据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力,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大数据应用有利于提高公众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度,有利于强化政府与城市管理主体的合作,有利于政府从决策到实施的"全生命周期"运行。"贵阳百姓拍"模式是贵阳市运用大数据鼓励公众参与城市乱象治理实践的典型案例,为公众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新方案。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大数据时代公众参与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对策建议:加强社会互动,构建公众参与的信息化城市管理新模式;推进政务公开,以公众参与社会监督倒逼政务服务改革;推动数据共享,深挖数据价值,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精准性;强化制度建设,加强大数据时代公众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制度保障。     

综合行政执法的理论界定

综合行政执法相对于分散执法而言，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产物。它是通过依法建立新的执法主体或依法授权一个原有行政机关并购相关行政执法权，实现行政执法权综合行使的一种新型行政执法体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和执法方式，综合行政执法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具有合法性和创新性，广泛性和综合性，独立性和长效性等特征。因此，界定其内涵和特征，并清晰区别与之相关概念，对我们深入研究综合行政执法，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和实践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浅谈比例原则在警察行政执法中的适用——从“雷洋案”说起

我国警察行政执法注重效率、自由裁量权过大的现状与法治社会要求的限制公权力、保障人权相去甚远。文章通过对比例原则以及我国警察行政执法现状的研究,提出把比例原则定位在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层面,将其作为规范警察行政执法具体可操作的一般法律原则,用来限制警察权以保障人权,并试图从立法、执法和司法层面探寻让警察行政执法回归比例原则的可行路径。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首次对法治政府做出标准界定。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是深入贯彻四中全会《决定》精神的应有之义。行政执法体制与法治政府建设标准的各个方面密切相关,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深化行政执法主体改革,规范执法主体权限,严格政府权力边界,促进政府"职能科学、权责法定";二是深化行政执法程序改革,严格执法程序和执法标准,切实解决老百姓身边的执法不公问题,促进政府"执法严明、公开公正";三是深化行政执法责任改革,加强执法监督和执法责任落实,促进政府"廉洁高效、诚实守信"。     

公安机关行政执法过程中执法相对人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在我国,由于公安机关行政执法中一些法律法规不明确,民警执法水平及自身素质存在差异,执法监督不完善,导致公安机关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侵犯相对人权益的现象。应加强和改善公安机关行政执法过程中对执法相对人权益的保障,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新理念,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完善责任追究体系,推动公安民警队伍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落到实处。     

合同工参与行政执法的法律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合同工参与行政执法是我国行政执法领域的普遍现象,其面临着合同工执法资格质疑的法律困境,表现在执法主体、执法行为和执法责任三个方面。造成这种法律困境的根源在于行政执法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背离。要解决这一问题,从总体上来说应该改变否定参与行政执法领域合同工执法资格的做法。从立法层面看,应该赋予合同工代表行政执法机关行使执法权力的资格;从行政层面看,要规范合同工在行政执法领域的使用;从司法层面看,要明确合同工参与行政执法行为的责任承担方式。     

以“大数据+政务服务”构建橄榄型政府的必要性与实现路径

传统政府治理面临“哑铃型”治理困境,如“两头大”,审批机构众多、执法队伍林立;“中间小”,公共服务职能弱化。“大数据+政务服务”有利于实现橄榄型政府治理,其“两端小”,行政审批提速增效、行政执法顺畅高效,“中间大”,增强公共服务职能。以“大数据+政务服务”构建橄榄型政府的基本路径是：发展数据驱动下的一体化协作平台,实现审批简而集中;打造数据助力下的综合行政执法新模式,保证执法综合而顺畅;聚焦政府数据治理,保证公共服务强而到位。     

公安大数据背景下的侦查思维考量

当前,为确保社会治安的有效管控和各类案件破获的质量与效率,公安大数据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大数据、大数据技术及相关高科技设备被植入公安执法活动,一大批技术人才也进入到各级公安机关并适时介入到社会治安管控和案件侦破工作中,使公安机关的执法效率与执法质量均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执法成本明显降低,执法成效显著。这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迎接新时期公安执法工作挑战的有力举措。面对公安大数据背景下侦查工作的新常态,侦查思维将如何重新定位,如何与大数据、大数据技术进行有机融合,是侦查员乃至侦查思维理论及实践研究者必须直面的课题。     

运动式行政执法的治理困境与改革对策

运动式执法已成执法常态,一方面,运动式行政执法的存在具有深厚历史渊源,行政违法行为的大量存在,制度性行政执法的缺位等因素又为其存在提供了现实的合理性依据。另一方面,运动式行政执法存在着违背法治精神、助长行政执法随意性、提高违法者对执法的适应性和增加行政执法成本等缺陷。因此,运动式行政执法的存续并发挥作用陷入了困境。运动式行政执法虽然有其固有缺陷,但却是行政执法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需要从理论角度对这一执法方式进行反思,从转变观念和机制完善推动运动式执法向常态执法转变。     

从“电子警察”到“交通协管员贴罚单”－对交警行政执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目前,在交警行政执法过程中,对"电子警察"执法和"交通协管员"贴罚单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对此,在"电子警察"执法过程中,应制定"电子警察"的证据标准,改进和完善告知制度,建立健全申述制度,完善交通违法信息查询机制,扩大"电子警察"执法处理点范围,制定规范的"电子警察"数据纠正制度,对交通技术监控执法主体、交通违法信息的采集、录入、处理程序等给予明确规定,并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安装点公开告知,科学设置.在完善"交通协管员贴罚单"上,关健是要在提高交通协管员的业务素质上下大工夫.     

经济犯罪侦查中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机制

目前我国经济犯罪侦查中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建设正处于起步、探索、完善阶段,从这一机制的运行效果看,还是值得肯定的,这也充分证明了建立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衔接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在关注良好效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运作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以罚代刑现象普遍存在、涉嫌经济犯罪缺乏明确的法律标准、对经济案件移送的监督缺位等。构建完善的衔接机制必须从多角度来探讨,即经济犯罪侦查中执法衔接的前提、关键及核心。     

关于加强人民警察人性化执法的几点思考

人性化执法要求人民警察在执行公务时,需依照相关的法律及程序进行理性化执法,尽可能对当事人在执法态度、方式和手段上"以人为本",以彰显公安机关执法的"提示在先,教育在先,普法在先,处罚在后"活力的人性化执法特点。加强人性化执法是提升当前执法队伍科学执法理念的必然要求,是对行政执法中尊重人权与价值的强烈呼唤,是最终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实的法治保障。     

警务数据的应用与执法方式改革探究——以贵州、四川泸州警务数据的应用为例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近年来我国多地公安机关在开展大数据建设的同时,围绕警务数据应用进行了多项执法方式改革的尝试。以所调研的四川泸州和贵阳市公安机关警务数据应用为线索,探索警务数据的应用给执法方式带来的深刻变革。     

经济犯罪侦查中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街接机制

目前我国经济犯罪侦查中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建设正处于起步、探索、完善阶段,从这一机制的运行效果看,还是值得肯定的,这也充分证明了建立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衔接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在关注良好效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运作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以罚代刑现象普遍存在、涉嫌经济犯罪缺乏明确的法律标准、对经济案件移送的监督缺位等.构建完善的衔接机制必须从多角度来探讨,即经济犯罪侦查中执法衔接的前提、关键及核心.     

经侦视角下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研究

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已初步建立，但由于诸多原因，实践中存在以罚代刑现象严重、各执法部门间协调配合不够、检察监督乏力等问题，未能形成有效的打击合力。为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应畅通信息，建立网上衔接、信息共享多部门执法平台；协调好行政法律法规与刑事法律法规两大体系，通过“两高”出台司法解释等形式对衔接机制中重要的实体性问题进行明确，解决衔接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完善行政执法体系，建立考评及问责制度；同时强化检察机关监督职能。     

南海涉外行政执法的对策研究

南海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为了维护我国南海权益、彰显南海主权,必须加强南海涉外行政执法力度.但受到目前海洋行政执法体制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南海涉外行政执法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为了克服这些不足,需要从涉海性与涉外性两个角度出发,结合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定,从执法主体、执法权力以及执法程序等方面完善我国南海涉外行政执法制度.     

碎片化与整体性: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路径创新研究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环节,执法水平更是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依循整体性治理理论进行审视后发现,我国行政执法存在执法理念碎片化、执法机构碎片化、执法机制碎片化、执法方式碎片化等问题。需要推行整体性变革,消除碎片化管理,从树立整体执法理念、整合执法机构、协调执法机制、创新执法方式四个方面进行改革创新,构建整体性综合行政执法模式,实现执法服务的无缝隙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