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高收费约束下的农户高等教育选择--Y县22户农民的访谈

一个普通农户,在扣除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的生产、生活开支后,家里已经没有多少剩余,借钱供孩子读大学在我国农村逐渐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面对高昂的大学开支和大学毕业后就业前景不确定这两大“约束条件”,农户对高等教育的“理性选择”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名实分离:双重约束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策略

名实分离现象长期且普遍存在于地方政府权力运行过程,这一现象是地方政府在法律软约束与经济硬约束不平衡情境下的一种行为策略。本文构建了情境-过程的分析框架,通过对组织外情境、组织内情境、行动者、行动结果四个基本要素加以分析,揭示了地方政府权力过程名实分离现象的产生机理,并通过个案研究对此进行了验证。地方政府权力过程的名实分离行为是其处理多元任务困境时,通过对组织内外情境加以理性判断后的选择。一方面,法律软约束与经济硬约束的组织外情境,促使地方政府形成"经济优先、兼顾法治"的治理逻辑;另一方面,在这种逻辑下,地方政府对组织内情境进行局部重构,使其与外部情境相协调,形成效率优先的权力运行规则。由于权力运行的正式规则存在缺陷,难以有效实现效率原则,而非正式规则因具备灵活高效等优势而彰显活力。因此,正式权力的非正式化运作现象大量存在于地方政府的权力过程,甚至超越了现有的法律规定。但法律软约束并非无约束,公然违背正式的权力运行程序有可能遭到责任追究,而名实分离的行为则因其外在形式的合法律性而被地方政府所青睐,作为规避违法风险的理性选择。尽管权力过程的名实分离有其合理性,但暗含权力非法治化的风险,进而滋生腐败、地方政府间合谋等权力异化问题,侵蚀了权力运行的合法性。     

职业生涯“话”选择——一名高学历人才的职业生涯选择个案分析

本案例通过对一名高学历人才职业生涯转换的解读，从家庭背景、知识技能、职业性向、人格特质、法律法规、职业规划六个方面分析其失败的原因，给予其合理的职业生涯发展建议。一年后回访，来访者自诉工作状况良好，问题得以根本解决。并从中论述了所得到的启示。     

双重时态下的层级政府分析

层级政府是从层级角度进行分类时所包含的政府之统称.其中,处于不同层级上的政府分别为一级政府、二级政府、三级政府等等;而根据政府层级数,可将层级政府划分为二级制政府、三级制政府、四级制政府以及五级制政府.共时态维度的考量表明,无论是西方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大多实行三级制或四级制政府.历时态向度的分析昭示,中国古代层级政府以虚、实四级制政府最为常见;近现代中国的层级政府则经历了从民国时期的三级制政府为主导,到新中国成立之日起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四级制政府占主导,逐步向五级制政府转变的层级递增趋势,而且这种五级制政府已成为主导性模式.随着市管县体制的日渐式微,当代中国层级政府建设的主导趋向是减少政府层级,虚化市级政府,实行四级制政府模式.     

当前我国农户融资需求的特点及其面临的融资约束分析

在制约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众多因素中,资金短缺首当其冲。调查发现,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的高信贷成本、缺乏主动服务农户的意愿等都是造成农户融资难的原因。从农村金融机构的成长路径方面分析造成农户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发现农村金融机构的外生性导致其不能很好地适应农村经济发展,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户的融资需求。解决这些问题,农村增量金融改革要走内生成长之路;农村存量金融机构应树立普惠金融的经营理念,承担起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     

双重制度逻辑下的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基于S市的案例分析

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是党中央、国务院自上而下推动的一项重构预算资源分配的制度。已有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侧重于制度设计端的中西方宏大制度背景差异下管理机制重构、管理技术提升以及制度系统间耦合性问题,很少将注意力切换到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执行领域,也未将预算管理改革情景具象化到中国市县改革场域中。在我国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执行过程中,预算绩效管理制度逻辑与既有预算管理制度逻辑间如何互动,身处改革场域中的行动者如何响应,响应策略如何影响绩效结果发挥预算资源分配功能？文章采用参与式观察和实地调研访谈等方法,通过对S市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案例剖析,总结构建一个“制度逻辑-场域结构-响应策略”理论分析框架,解释在中国情境下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执行不达预期的原因。研究发现,我国预算绩效改革嵌入既有预算管理系统,尚处于不成熟的“新兴场域”中,并未成为改革场域的主导制度逻辑,在双重制度逻辑及既有场域结构的约束下,行动者可挑选符合自身核心目标的响应策略,这是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执行不力的重要原因。文章通过案例分析构建的理论框架,试图与既有政策执行理论和西方制度复杂性理论对话,为推动市县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供方向。     

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户种粮状况分析——基于13个粮食主产区农户调查的数据

粮食主产区农户的种粮行为体现在劳动力配置、土地配置、粮食产出、粮食收入四个维度。通过对不种地农户、不种粮农户、农户粮食播种面积、农户种植结构、户均粮食产量、粮食单产水平、户均粮食出售价格、粮食收入在家庭经营收入中的比重、粮食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等指标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对策启示:第一,相对于非粮食主产区,13个粮食主产区的农户具有一定的同质性;第二,粮食主产区具有同质性,但差异性更应该得到关注;第三,粮食主产区农户家庭内部出现"工农二元结构"的兼业经营体系,家中青壮年外出务工,其余成员承担农业生产,不放弃土地成为普遍现象,这对粮食安全微观基础影响深远,值得高度重视;第四,农民种粮意愿成为粮食生产激励政策的首要着力点;第五,粮食主产区农户种粮行为有一定的"韧性",特别是在户均粮食播种面积上表现尤为明显;第六,重视各项激励政策在农户层面的落实。     

股权约束、债权约束与市场约束——我国上市公司约束机制分析

股权约束、债权约束、市场约束等三种约束方式各有特点。我国上市公司约束机制不健全,表现为:股权约束失衡、债权约束软化、市场约束乏力。应采取调整股权结构等多种措施改善上市公司约束机制。     

南部非洲大学联盟角色分析——高等教育一体化背景下

南部非洲大学联盟的建立作为南部非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它顺应全球高等教育一体化趋势,与南部非洲政治经济一体化相呼应,体现出区域高等教育机构谋求合作发展的共同诉求。联盟角色定位清晰,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定期召开会议并发布研究报告,为南部非洲高等教育一体化搭建平台,强化南部非洲地区身份认同感,并为政府和高校提供政策咨询。当然,联盟还应加强与各政府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沟通联系,深化与各大学的协同合作,积极寻求内外援助,唯此才能实现联盟设立的目的。     

高等教育规模性扩展背景下的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以广州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化为个案的研究

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轨，就业市场的供需矛盾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存在，解决就业难问题，实现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的出路就在于市场化。本文以广州市为个案，通过广州市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化过程中的探索与市场化就业体系的构筑，以期对建立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有所启示。     

成都市农户耕地经营方式选择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对28个涉农型社区的326个农户耕地经营方式选择进行列联表分析,并建立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耕地经营方式选择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农户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选择将耕地出租给企业或加入土地合作社的意愿越强;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农业劳动力越少和耕地经过统一整理,农户选择将耕地出租给企业或加入土地合作社的意愿越强;性别、受教育程度、务工人数、就业形式、耕地破碎度、耕地收益、耕地距离、耕地整理对农户耕地经营方式选择有正向影响;年龄、农业劳动力人数、耕地类型对农户耕地经营方式选择有负向影响。     

论生态型政府的逻辑困境与出路——基于技术约束和制度约束的分析

生态型政府在当代中国面临着严格的逻辑困境.这种困境首先由生产技术约束引起,并且由于制度约束而加剧,主要体现在生产方式的资本增殖性质、资本积累的原始性、社会追逐物质富足的迫切性、国际竞争的激烈状况等方面,最终表现为社会发展战略的进退维谷,政府生态责任的约束软化,政府生态管理出现系统弊病.我们认为,不打破这种逻辑困境,就不可能在中国建设生态型政府.     

双重封锁下的马其顿

斯科普里专电 1991年11月20日脱离原南斯拉夫联邦宣布独立的马其顿共和国,如今处境艰难,受到世人的关注。我们于5月中旬专程到马其顿采访,了解个中情况。 地处巴尔干半岛中南部的马其顿,历史上曾烜赫一时,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建立过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14世纪马其顿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吞并。15世纪末,马其顿被希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以及后来的南斯拉夫)瓜分。其一半以上的土地在希腊境内。出于此原因,希腊历来不承认马其顿为一个民族,甚至不承认马其顿人为其境内的少数民族。直至现在希腊仍视其为“讲斯拉夫语的希腊人”。1991年11月20日马其顿共和国成立并要求其他国家承认,希腊提出,马其顿必须更改国     

约束就是保护——领导干部要在有约束的条件下奋发有为

<正>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讲政治,就要明是非、知进退、有约束。在词源学的意义上,"约"本指将丝线缠绕起来的动作,"束"指缠好的丝线。可见,"约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束缚、限制,而是为了保护丝线不散掉。在许多     

双重效应下中国政府改革进程的宏观分析

本文从西方政府改革的示范效应和WTO的规范效应出发来分析中国政府在这种双重效应背景下的改革走向。在分析示范效应时,文章列举了西方政府的私有化改革方案,改革传统官僚行政方案,执行机构改革方案,转变公共服务角色方案,政府“掌舵”职能方案;在分析WTO的规范效应时,文章提出了透明、开放政府、法治政府、高效政府、廉洁政府、政府杜会共同治理以及亲市场政府等六种效应。列举了上述效应后,文章用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从总体上把握了中国政府改革进程的走向,即在双重效应输入的基础上做出结构功能上的调整(输出),同时在对双重效应反馈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政府改革的个性化路径。     

双重利益下的广东事件——基于中德双方态度变化的探讨

1933—1936年是中德关系的蜜月期,双方在易货贸易和军事顾问团工作方面的合作最为重要。但这一时期发生的广东事件使中德关系出现裂痕,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南京国民政府与德国方面围绕这一事件进行了多次交涉,事件包含南京政府与广东地方政权的矛盾,又有德国军方和外交部关于对华外交的分歧。事件的复杂性及最终解决对于此时期的中德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德双方在事件中态度的演变体现了德国对华政策的实质以及中国对德外交的需求性。     

以双重革命构建新型现代国家——基于中国共产党使命的分析

自秦以降,中国即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种国家延续了漫长的岁月。不过,在“长期统一”的传统国家形态之下,中国传统社会与国家之间却保持着“长期疏离”,地方社会封闭的“小统治者”实际上控制着基层社会的运行和秩序。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革命,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在此基础上,新国家对旧有社会结构进行社会革命,以政权的力量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包含改革社会结构、培育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进而建立长期稳定的执政根基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构现代国家的双重革命,源于党建立国家政权与推进社会变革发展的双重使命。这种通过双重革命进行的现代国家建构,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超越：它既超越了传统国家的社会历史形态,也超越了西方理论的现代国家建构逻辑,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建构实践,具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国家建设的特点。     

贫困农户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分析——基于精准扶贫视角

在精准扶贫的进程中,贫困农户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减贫可行能力欠缺,成为脱贫攻坚亟待解决的难题。"扶贫先扶智",要充分发挥教育扶贫的作用,构建合理有效的成本补偿机制,减少贫困农户教育投资的支出,降低农户教育投资的风险;要提升贫困地区教育质量,补齐教育资源的短板,满足贫困农户高度异质性的教育投资需求,改变贫困文化的影响;要鼓励引导贫困农户增加教育投资,累积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更多劳动报酬,同时通过教育机制阻断代际贫困传递,提升贫困农户的减贫能力与脱贫质量。     

基于不同老龄观下的老龄工作策略选择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变动的客观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与其说是来自老年人群的规模扩大和高龄化这种结构性演变的趋势,不如说是老龄观及其下的社会体制和相关制度安排是否恰当的问题。阐述了老年歧视主义、老年资源主义、老年发展主义三种老年观,以及相对应的＂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和谐老龄化＂三种老龄工作策略分析。     

中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非对称效应——基于流动性约束视角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除了需要科学抉择政策取向之外,政策力度和节奏的把握也非常关键。本文在Tagkalakis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中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非对称性效应研究的理论框架,然后建立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经济计量分析模型,利用1999—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估计了政府消费冲击、税收冲击以及预期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流动性约束在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产生非对称性影响中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政策冲击在好与坏两个时期之间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非对称性凯恩斯效应。其中在坏的时期,政府消费冲击与税收冲击对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的绝对幅度相对较大。虽然国外理论界认为非对称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复杂,本文认为在我国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产生非对称性效应的原因中,流动性约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预期可支配收入因是否面临流动性约束而对不同类型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影响发生方向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