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法论角度看中国美学的研究现状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中国美学从建国到现在正沿着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道路前行。其间,我们的美学研究接受着来自各方的影响,既表现了自己的特色,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应在立足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础上,融汇东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     

从清代视角看中国传统司法的“不确定性”

以西方近现代的法的“确定性”观念为标准,以清代司法为例,从适用法律规定是否具有确定性、事实认定是否具有确定性和法律推理过程是否具有确定性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司法进行考察,得出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的结论。     

论“私了”——从非正式制度到正式制度

任何法律制度只有根植于一定的文化土壤才有生命力,纠纷解决机制也不例外,它必须既具法制手段又有文化基础.通过现代契约制度、程序制度使中国的"私了"传统与西方法治原则相契合,中国可以在正式制度上构建一种解决纠纷的"私了"制度,以达到利用和改造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私了"非正式制度之目的.这一制度不仅应兼具中国传统与现代法治特色,而且应能接受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益分析和博弈论的验证.具体而言,中国可将"私了"实体制度纳入到民法之契约法中,同时在民法中规定"私了"程序制度.     

“中国问题”的法哲学解读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引发的"中国问题"讨论,只有对其作整体性的解读,才能切入当代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内在命脉."中国问题"在根本上也就是中国人应该如何生活以及什么样的生活秩序、法律秩序是更可欲、更正当的这样一个问题,也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探讨一个现代中国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必须认真清理传统中国的秩序构成及其困境.     

刑事和解的中国语境——从“枫桥经验”说开去

刑事和解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一直传承下来，但却在重视正规化法制建设的今天受到了冷落。“枫桥经验”作为解放后政法战线的一个典型曾被推广，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但是仍有一些传统观念与现行体制阻碍了刑事和解的进一步发展。因而需通过考察域外的刑事和解来反思中国的刑事和解，并且置身于中国语境之中来加以进一步完善。     

中国传统文化应对“风险社会”的优势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风险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风险社会＂的出现正在从制度上和文化上影响和改变着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将矛头指向资本扩张的贪婪本质和割裂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冷冰冰的工具理性。虽然资本逻辑对于中国的影响决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非但没能远离风险社会,可能在应对风险社会上还会遇到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艰难的问题。但是,＂避风险、求和谐＂是中国人数千年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中国传统思想中应运而生的除了＂爱人＂还有＂爱自然＂,注重人文关怀,讲求天人和谐等,由此我们相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于治理风险社会、防御现代性风险具有积极作用。     

“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观”：美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文献述评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在美国学术界，围绕中国明清尤其是近代历史的评价问题，出现了“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观”的不同观点。“西方中心论”认为，世界发展的中心在欧洲，中国社会则长期以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来突破传统框架并向近代社会演进。“中国中心观”则主张在中国发现中国的历史，认为至少在18世纪以前，人类发展的中心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美国学术界形成的这两个针锋相对观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学术研究的时代环境条件的变化所致；二是学者占有文献资料的侧重点不同或各人理解问题的     

释“干照”——从“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宋代田宅诉讼说起

宋代社会,契约文书伴随着土地私有制的深化及土地权利的分离,广泛地应用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与此同时,“干照”作为“田宅诉讼”中各类契约文书的通称,也因其具有示信、客观真实的证据作用而成为宋代司法判词的常用语。“干照”是宋代社会及司法活动中的固有词汇,它真实地反映着唐宋的社会变革,把它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语言符号置于宋代社会结构的网络中,其背后反映的是宋代司法结构的变化与司法传统的转型。     

中国法治建设的“两大时期,六个阶段”

<正>新中国建立65年的历史,从法治建设的角度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点,可以分为前后两大时期;前一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后一个时期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两大时期、六个阶段。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1949年—1956年是新中国法制初创阶段。     

从“人治与法治”的角度看中国政治模式的转变

一个国家政治模式的优劣决定着本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而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且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的抉择。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模式，总体上来说，应该是一种“人治”的社会模式，而现代中国则更注重“法”的规范和强制作用，力图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本文从“人治与法治”的角度，通过对这两种模式进行比较，从三方面来谈中国政治模式的转变。     

从厦门远华案看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黑色力量”

远华一案,震惊中外,其中所暴露的腐败问题又一次警醒人们,反腐败的工作要朝纵深方向发展,必须从源头上找问题,标本兼治。     

安全化他者——从安全化理论解读“中国威胁论”

从安全化角度对＂中国威胁论＂加以解读,可以说明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是一种对他者的安全化。美国对中国的安全化存在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安全化理论的解读说明威胁可以只是语言上的存在,因而＂中国威胁＂其实是一种被刻意构建但却有着现实意义的政治神话。     

“现代中国”观念的再建构(上)——“现代中国”的兴起及其与“传统中国”的连续性问题

基于学者们关于现代中国的兴起的研究,论述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思想与政治的连续性问题,应扣住新旧世界观的交替与思想连续性的创制、新旧政制的交替与国家连续性的创制两个重点,进而明确现代中国的特殊性要义根本就在于其与传统中国的连续性。显然这不是仅用来自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概念就能够准确阐释的。     

社会与自然相友好的共同体——从西方传统到马克思学说的中国化

在西方文化传统内部,自然在文明共同体中的地位历经变迁。对于当代的生态危机,西方传统尚未能给出有力的解决方案。马克思在1845年到1846年间提出的实践原理,有助于社会和自然联结成为实践的共同体。需要注意到的是,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中,存在继承西方传统与解构西方传统两种不同的思路。我们应当在中国的具体处境中,善用不同的理论资源,造就社会与自然相友好的共同体。     

“中国道路”的四重根基——关于习近平“中国道路”论述的理论解读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国道路问题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既有历史维度上对"中国道路"历史渊源的追溯,又有理论维度上对"中国道路"理论根基的阐释,同时亦有对"中国道路"价值诉求上的人民主体性及社会实践上之坚实基础的清晰揭示。习近平深刻阐明,"中国道路"来源于历史,来源于真理,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开启法治中国新征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维护宪法权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总体要求。文章就法治中国的目标以及如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进行了诠释。     

中国特色与民族主义——“中国特色”的文化解读之一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特色”自然与中国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主义内在地包含着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族团结和民族繁荣的合理内核。反思的民族主义,由于摆脱了朴素的民族主义局限性,可以提升为爱国主义,成为实现中国繁荣富强、创造中国模式道路、培育中华民族个性和体现中国特色的巨大精神法宝。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特色”就是“中华民族特色”。     

创造真正意义的“当代中国哲学”——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化”，更不是单一向度的“传统化”，而是真正意义的“中国化”，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真正意义的“当代中国哲学”。     

身体哲学：中国古代哲学的再生性书写——张再林教授访谈录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身体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逐渐升温，前不久张再林教授推出的《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一书可以看作是他关于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又一力作，将“身体哲学”的研究推向又一个高度，尤为特出之处在于，它辟出了一条通往传统文化的甬道，掘发出的是一片别开生面的天地。当然，别有洞天不是原始容貌的再现，而是原始生命力的再生，这得益于开拓者合情人理的恰切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