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在行政复议中的适用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51条规定的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是行政复议制度的一大创新。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产生主要基于对公民申请权的保护以及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的谦抑。基于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法理依据,应该注意该原则的适用;针对适用中可能会出现的难点问题,应该制定相应的应对方案。当原行政行为违反了国家的强制性规定而适用了错误的法律、法规或出现了紧急状态时可以不适用该原则,但同时应当对申请人进行必要的救济。     

在我国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的构想

针对目前我国行政复议法实施不尽人意的现状,有必要参照司法救济程序和域外的行政救济实践,在我国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行政复议中的不利变更禁止原则有其特定的含义、特征和适用规则;在行政复议程序中确立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并不违背现行宪法和政府组织法的立法宗旨,也不会冲击依法行政原则,相反,却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复议申请权和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     

论民事上诉中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

民事上诉中的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具有充足的法理依据和重要的法律意义,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对此应予采纳.     

专利禁止反悔原则比较

比较了专利法中专利审批历史禁止反悔、专利被许可人禁止反悔以及专利转让人禁止反悔这几种原则的区别以及各个规则的作用,指出对这几种不同规则适用的态度.提出就专利审批历史禁止反悔而言,应当得到普遍的适用,而对于专利被许可人禁止反悔以及专利转让人禁止反悔而言,则应当跳出合同法探讨其适用问题.     

美国法上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简述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不仅是一项被广泛接受的刑事司法原则，也是一项国际司法准则，各国均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美国法上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规定与其“三权分立”和独特的法律文化紧密相连，有许多独到之处。为此，本文拟从美国法上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内涵、使用范围、价值理念和例外情况入手，介绍分析美国法上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精彩之处，希望对我国确立该原则有所助益。     

专利诉讼中禁止反悔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一、禁止反悔原则的概念禁止反悔原则是英美法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一项原则,既有公法上的禁止反悔,也有合同法上的禁止反悔,同样也有合伙法上的禁止反悔等。但是,究竟何为禁止反悔原则,英美法中尚无定论。英国学者鲍尔给禁止反悔原则所下的定义为:“假如某人(声明人)以言语或行为向别人(受声明人)做声明, 又或声明人有义务说话或采取行为而不履行义务,因     

我国禁止反悔原则适用条件新发展——以中美禁止反悔原则制度对比为视角

专利权作为一种垄断权,是对公共利益的一种划分,在专利权利侵权诉讼中等同原则的适用不当会使得专利权的范围模糊不清,行政机关对专利确权的公信力也就随之丧失.本文对比中美禁止反悔原则,择其优更新我国禁止反悔原则适用的条件,即采用“可专利性”条件并赋予法官相应的裁量权.     

禁止反悔原则研究

专利申请人在专利申请过程中,为获得专利权目的,限制其相对广泛的权利要求,禁止反悔原则禁止专利权人重新获得放弃主题的保护。美国禁止反悔的相关经典案例说明美国禁止反悔理论越来越严格,从而可以使专利权利要求书的公示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完善。同时在法院判定禁止反悔的程序中,适用禁止反悔的理由主要包括与可专利性相关的修改,主动放弃权利要求和无法解释权利要求的修改三种情况。与此相对应,专利权人反驳适用禁止反悔的抗辩事由,主要包括不可预见的后发技术和表达性修改。我国禁止反悔的相关法律规定,应结合美国的禁止反悔理论,对我国禁止反悔理论进行补充完善。     

普通法与中国法关于仿冒制度的比较初探

在普通法国家,仿冒是一种可诉的侵权行为,其理论核心和目的是保护诚信经营者的商誉。在中国法中,规制仿冒行为主要体现于《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制定市场活动准则保护公共利益。通过对这两种法律体系在立法各方面的异同及其各自发展历程的比较,得出二者均共同致力于在经济市场中有效地实现公平和正义,揭示不同的法律体系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统一趋势。     

禁止重复授权原则解读

禁止重复授权原则是2008年12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新增加的内容。该原则最早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865年首创，此后成为专利制度中的一项金科玉律。各国专利法都是按照该原则而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我国《专利法》也不例外。但是，在《专利法》中明确写入“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被授予一项专利权”规定的国家或地区却为数不多。我国此次修改之前的《专利法》就没有作这样的规定。本文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对禁止重复授权原则作一分析见解。     

反向假冒商标行为之刑法思考

反向假冒商标问题近年来成为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中的热点问题,对其是否应当入罪争议较大。可从反向假冒商标行为的典型案例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考察反向假冒商标行为的概念、特征和国外的立法例,可将反向假冒行为进行分类。对反向假冒商标的社会危害性的厘定问题,应从企业、消费者和市场秩序三个角度出发进行分析。部分学者将反向假冒商标入罪的观点既不符合犯罪行为本身应当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要求,也不符合刑法的谦抑性价值目标。     

对假冒专利罪的澄清

《专利法》对假冒他人专利行为与侵犯专利实施权的行为作了严格区分 ,然而有关假冒专利罪的刑法学通说割裂了《刑法》与《专利法》之间的联系 ,混淆了假冒他人专利行为与侵犯专利实施权的行为的界线 ,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对假冒专利罪应当采用系统解释方法 ,根据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在《专利法》中的固有含义予以解释。     

论商标功能的实现途径与反向假冒的危害

商标是商品的标记,集来源识别、质量保证、市场开拓、形象塑造、商誉积累诸功能于一体。商标赖商品而存在,商品假商标以流通,商标功能的价值化凸显使商标超越了纯粹的标记性符号而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财产形态。具有战略眼光的经营者不仅重视现实的经营利益,更关注潜在的竞争优势,因此驰名商标的培育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其经营战略的重要内容。反向假冒行为蛮横地割断了商品与商标的联系,盗用了他人商品的信誉,阻碍了他人驰名商标战略的实施,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背离了诚实信用的商业道德准则,理应被商标法禁止。     

欧洲人权法院视野下的司法令状原则

司法令状是司法审查原则的重要形式,与两大法系国家的司法令状制度相比,欧洲人权法院的审查机制和审查标准独具特色,欧洲人权法院关于强制侦查司法审查的相关判例本身已经预示着欧洲主要国家令状制度的发展方向。此外,其司法审查标准对其它国家的司法令状制度的变革和令状程序的运行实践均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问题研究

中国的司法改革涉及到司法制度方面的体制改革与司法机关内部的治理整顿两个方面，由司法机关推行的司法改革，根本不是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因为制度的变革需要立法的确认。面对当前“司法信任危机”的局面，司法机关推动的司法改革首先应当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本身入手，寻求司法公正的合法途径，通过重塑司法公信，重新赢得民泉封司法活动的信赖与尊重，树立良好的司法公正形象，以此来推动司法改革，这才是当前司法改革首先需要着手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中国司法建设三十年的成就、经验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司法经过三十年建设,基本形成了健全的司法制度,树立了科学的司法理念,取得了良好的司法效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司法建设的未来是现代司法、中国传统和社会主义司法三大元素合理配置的过程。未来中国的司法建设将以现代司法元素的扩张为主要方向,兼顾中国传统和社会主义司法两大元素中的优势,不断整合,最终迈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司法制度。     

徘徊在限权与放权之间——社会转型时期对司法理念的探索

为应对转型时期社会对司法的需求,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能动司法"理念,各级人民法院积极践行,取得了成效,并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能动司法实践中,司法权无序扩张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但能动司法依然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现实选择。我们应当客观评价能动司法理念,承认能动司法的限度,防止能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探寻新的司法理念,以继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适应社会发展。     

司法调解的保密原则

调解保密原则的诠释,从形式上而言,调解程序保持封闭状态,即不公开进行;从实质上而言,调解程序中产生的信息将被禁止随意披露,即使是在诉讼程序中。这种诠释部分缺失于我国现有的司法调解中。司法调解保密原则的确立在于保障调解程序的安定性和诉讼的公正。但是,考虑到调解程序的安定性和诉讼程序的稳定性,司法调解的信息将被划分为“事实”信息和“行为”信息。前者被允许披露于诉讼程序中;只有后者,即调解程序中人们基于对调解的信任以自己的意愿追求某种法律效果产生的信息,将始终处于保密的范畴。     

论我国司法信任的养成

司法信任是人们基于相信司法机关能够公正、高效处理案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心理预期,依照法律规则的指引积极利用和参与司法,并对法官、司法程序、司法裁判及司法制度表示充分的认同与遵从。司法信任的有无与多寡将决定公正、高效、权威司法制度建设的兴衰成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转型对原有信任环境及信任基础的破坏、司法亲和力的下降、职业法官专家系统尚未建立、对司法有限性的认识不足、对司法程序的参与度不够,是我国司法信任缺失的主要原因。要增进我国的司法信任,最终建立高度的司法信任,必须坚持增进司法信任与促进公正、高效、权威相统一,推动人格信任向系统信任延伸,促进交往信任向普遍信任拓展,激励依存性信任向主体性信任转化。     

我国古代判例制度及其特征

我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比较重视成文法的制定工作,逐步形成了以律典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然而,由于成文法立法的不足及其与司法实践活动的不适应,各朝又创造了例等法律形式作为制定法的补充。研究这些判例制度及其特征,有助于我国今天的判例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