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害人格权之获益返还——兼论《侵权责任法》第20条的适用

侵害他人人格权获得利润,本为现今之普遍现象。但是如何处置此种不当获益,乃民法上之重大课题。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0条对此设有较为周全之规定,但未言明该请求权之性质,对其适用恐嫌不妥。因此,以批判的观点检讨现行立法及学说的规定,认为其实质上是不法管理制度,并认为其适用范围仅限于人格权受侵害之财产损失,不及于精神损害。同时明确其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明确其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及权益侵害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关系,至为关键。     

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研究--兼评我国《票据法》第18条

利益返还请求权作为票据权利消灭后的补救措施,其目的在于寻求一个平衡点,以期既发挥票据功能,又避免债权人利益受到不合理的损失.研究利益返还请求权具有较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试从立法宗旨、性质、行使等方面分析之,并对我国<票据法>第18条提出修改建议.     

董事竞业禁止之探讨——以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09条为中心

董事为自己或他人为属于公司营业范围内之行为,应对股东会说明其行为之重要内容,并取得其许可。此即为我国台湾地区的“董事竞业禁止义务”,我国公司法在将来修改之时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及日本的立法经验,弥补我国关于董事竞业禁止的遗漏之处。     

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构建——以《合同法》第113条解释论为中心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对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英美法系国家对违反特殊类型的合同导致的精神损害给予赔偿,但该规则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逐渐显得苍白无力,法国法确定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则.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增强的今天,我国应该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比较借鉴它国的先进经验,通过对《合同法》第113条的扩张性法律解释,确立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一般规则的构成要件,同时对其赔偿范围进行限制,使受约人和违约人的风险和利益分配达到均衡.     

无过错责任中的过失相抵规则适用——以《民法典》第1173条的解释为中心

过失相抵规则适用的法律效果主要体现为行为人双方的责任分担,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之下,应当使过失相抵规则适用于无过错责任领域。但是,在立法对行为人规定极严格责任的情形下,可以就特定无过错责任类型作出过失相抵规则不予适用的特殊规定。我国裁判实务中对于过失相抵案件的审判已经出现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类型化区分,但对于过失相抵规则具体适用的责任分担尚缺乏足够共识。     

《民法典》第980条的债之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80条归属于"无因管理"一章,但却存在"管理人管理事务不属于前条规定的情形"这一表述.如何理解这一表述?是将"不属于前条规定的情形"理解为无因管理之债的特殊情况,还是将其理解为不属于无因管理的他种之债?若这一"情形"非无因管理,又如何将其归类?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80条的债之性...     

论我国民事欺诈制度的基本构成——以《民法典》第148、149条的解释为中心

民事欺诈是民法的基本制度,其旨在保障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自由,对贯彻私法自治的基本原理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我国民事欺诈制度历经无效的一元模式、无效与可撤销的二元模式,最终确立了可撤销的一元模式,但其构成要件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具体而言,应当确立欺诈的重大性要件、因果关系要件和违法性要件在欺诈认定中的构成要件地位。在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的场合,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理解应视不同的交易场景进行具体判断。在未成年人实施欺诈的场合,应视交易的具体场景和交易内容予以区别对待。     

论提前解约权——以《海商法》第255条为中心

当满足一定条件时,我国海上保险合同中的保险人具有提前解除合同的权利,即提前解约权。该特殊的制度赋予了保险人单方终止保险合同的特权,但实践中其往往会与被保险人的利益和特定权利相冲突,需要理论和实务界重新审视提前解约权存在的合理性。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运行困境及其破解——从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19条第2款切入

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机动侦查权功能定位在于“适时监督、个案正义、备而不用”。着眼未来,机动侦查权“引而不发,应用尽用”灵活地发挥作用才是其功能的发展方向。在近年司法实践中,由于审批程序过于严苛,“重大犯罪案件”“可以”等立法语言模糊,机动侦查权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应当以既有规范为基础,针对性破解机动侦查权的运行瓶颈,保证其法律监督及犯罪侦查的双重功能得以贯彻。     

“湖南畏罪自杀索赔案”评析——以《保险法》第六十七条为中心

“湖南畏罪自杀索赔案”引出了《保险法》第六十七条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司法实务中对该条中规定的“故意犯罪”和“导致”两词的理解存在争议，使《保险法》第六十七条的适用处于两难的境地，理论上对该问题的研究也陷入了“循环论证”的尴尬境地。单从技术层面或仅通过举证规则等手段试图突破这一困境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应从研究问题的方法论上寻求突破这一困境的途径。     

个人信息合理使用规则之形塑——以《民法典》第999条切入

在大数据+ AI的背景下,个人信息权益与价值的多元性,造就其需要在保护信息主体利益的前提下,保障信息合理合法的流通与使用.《民法典》第999条率先将合理使用原则引入人格权,且在第1036条提出个人信息使用的免责事由,但未能对该原则进行系统性规定.个人信息合理使用规则制定具有正当性、现行立法对于该原则规定存在缺憾,应当明确类型化条款与增加保障性检测规定.     

监视居住监督管理措施的法解释学分析——以《刑事诉讼法》第76条为中心

2012年《刑事诉讼法》新增第76条,对监视居住的监督管理措施方式所作出的规定缺乏操作性.本文拟通过法解释学方法,以第76条为中心,对监视居住监督管理措施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监督管理措施的电子监控与通信监控不属于技术侦查措施;(2)监督管理措施的适用目的是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而非变相侦查;(3)监督管理措施的决定主体为公安机关,适用对象仅为被监视居住人;(4)监督管理措施的启动方式为执行机关主动启动,且不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5)通信监控仅适用于侦查阶段;(6)干预隐私权以达到监督管理措施的适用目的为限;(7)需通过审查,对采取监视居住监督管理措施所获的事实材料进行证据意义的定性.     

论共同危险的免责事由——以《侵权责任法》第十条为中心

共同危险行为是现代侵权行为法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该制度的价值在于解决数人实施了能致人损害的危险行为、造成了损害结果而真正加害人又不能判明时的赔偿责任问题。在各国均优先保护无辜受害人利益的情况下,该制度一直面临着“无辜的行为人”与“无辜的受害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两难境遇,确立合理的免责事由规则,对于兼顾“无辜的行为人”与“无辜的受害人”双方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免责事由是共同危险行为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目前学术界存在着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学说,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了否定说。本文通过对肯定说和否定说的比较分析,进而认为肯定说才是符合法律公平公正精神的学说。     

论结婚登记瑕疵——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第828条第4项为分析对象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第828条第4项规定,"以伪造、变造、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是无效婚姻,该项规定存在表述方式突兀、涵义不明确等问题。以特定方式骗取结婚登记的行为实质是违反了婚姻的成立要件,规定其为无效婚姻不符合法理,也不利于保护被侵害民事主体的利益。结婚登记瑕疵对婚姻关系的影响,应从行为是否违反了婚姻的成立要件或生效要件进行判断。涉及婚姻成立与效力的实体问题纠纷应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论教唆犯刑事责任的边界——以《刑法》第29条第2款为中心的展开

确定教唆犯刑事责任边界的核心在于选择合理的共同犯罪体系,重点在于把握共同犯罪流程演化与因果关系变动。区分制与教唆犯从属性原则在教唆犯与实行正犯之间建立三重因果关系,确保了构成要件的定型性、违法的共同性与责任的个别化,是明确教唆犯刑事责任边界的前提。基于此,以《刑法》第29条第2款为主线,根据犯罪流程的演化及因果关系的变化可知:被教唆者的行为尚未进入预备阶段,不存在犯罪性问题,教唆者绝对不可罚;预备犯之教唆者相对可罚,为照应预备犯的处罚规则,应将《刑法》第29条第2款的处罚规则改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在被教唆者僭越共同犯罪合意的场合,应根据教唆之罪与被教唆者实行之罪在构成要件层面的关系来具体归责。     

住宅小区物业管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破解之策——以合肥市为例

加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可以有效提升住宅小区生活品质;可以有效激发住宅小区共治活力等。合肥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各方活力不足;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合力不足;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多元参与活跃度不足;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相关要素保障不到位等。这些困境的破解之策是：强化党组织协调各方的动员孵化力度;强化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联合监管合力;激发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多方参与活力;强化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要素保障机制等。     

紧急避险的民事责任承担探析——兼议《侵权责任法》第31条

《侵权责任法》基本沿袭了《民法通则》对紧急避险的民事责任承担的规定,笼统地规定紧急避险人应该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紧急避险进行分析后得出,防御性紧急避险和攻击性紧急避险中的紧急避险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是有所区别的,并且承担责任的类型也是有所不同的。     

清末道德教育的困境与应对——以《东方杂志》为中心

清末社会道德教育出现系列问题,社会积极向上的和谐局面：吞复存在,社会道德教育陷入困境。《东方杂志》对此给予关注,做出系列报道,从社会道德教育的困境入手,系统分析原因,认为必须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并给出了系列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