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型法的学理探析———以美国《拜杜法案》为切入点

法律的激励功能与惩戒功能、组织管理功能一起构成法律的三大基本功能.遗憾的是,法律的激励功能却很少为法理学所关注,由此功能外化而形成的激励型法,也较少为人所提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激励型法对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从古至今它始终是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以激励型法的典型样本——美国《拜杜法案》为切入点,通过解读该法案的背景、内容,挖掘该法案所折射出的激励型法的学理基础与一般特征,可从中得出对我国激励型法运作的启示.     

法与法律的概念辨析

作为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法是以一种社会观念的形态出现的,表现为社会主体的诸种社会权利欲求;法律则是一种体现国家意志的制度化的、实在的规范体系,国家权力是其后盾。把握法和法律概念上的区别与联系,既是学理上的需要,也具有现实意义。     

在规则秩序与自由裁量权之间——评《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

毫无疑问,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中,如果自由裁量权受到法律的过度控制,社会问题将难以解决。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在其《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中,提出了＂回应型法＂的概念,旨在放松法律规则对自由裁量权的束缚和限制。他们主张：为了回应变化着的现实世界,包括程序在内的法律形式主义能够被放弃。文章认为,这将必然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应在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维持平衡。     

法与法律概念之逻辑分析

分析法与法律概念 ,在理论上有利于对其他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研究的深入与展开 ,在实践上有利于避免法与现实生活的相脱离 ,从而促进我国法治建设的健康发展。     

“社会结构理论”与回应型民间法——兼评“社会三元结构理论”对民间法研究的意义与局限

社会结构理论对于民间法研究具有意义。社会的三元结构理论试图突破国家与社会二分的传统理论框架,其目的是为民间法的生成和社会自治创设空间。但从本质上看,社会的三元结构理论并没有走出国家与社会的二分结构,因而其对民间法的意义就具有局限性。当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社会结构多元决定着国家控制型和自治型民间法与我们渐行渐远。既具有内在的独立品格、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回应型民间法是社会结构多元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内部行政证据概念之证成及意义

内部行政证据是指在公务员的管理中,证明与政府机关和公务员双方主张有关的事实存在与否的根据。它在存在场域、价值取向、证明对象、主体地位、认定依据、审查重点与举证责任分配等方面与法证据不同,是一种新型证据。内部行政证据概念的提出,有利于大证据学的体系构建、客观公正原则的具体实现和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     

“回应型法”视阈下用能权交易监管法律制度之检视与突破

用能权交易制度兼具公法内核的国家管控和经济诱因的市场激励这二维功能。为克服市场失灵,实现用能权交易的公益属性,政府适度的介入和引导不仅必要而且正当。然而,我国用能权交易刚刚起步,其监管制度构建中还存在着立法内容缺失、逻辑自洽性不足等障碍,亟需从理论层面对用能配额这一复合性财产利益的交易监管展开系统性的解释。于此,本文运用回应型法的理论,以强调监管法律目的及监管主体行为模式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并通过实践层面的检视,提出生态安全理念下第三方监管、双峰联动协同、公众弹性参与等互动共进的用能权交易监管制度完善的法治进路。     

政府促进就业的法哲学思考——从法律责任的视角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我国实行“公民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就业促进法》第一次将一系列积极的就业政策法制化，从法律上确立政府促进就业的政策体系、制度保障和长效机制，明确了政府在促进就业中民事、行政及刑事法律责任。这是国家的恩赐，抑或政府应尽的职责？从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消极权利到积极权利的变化、权利救济的现实性以及公平正义的分配原则等方面来剖析现代政府承担就业促进法律责任的法理逻辑．亦是一条思考问题的路径。     

社会诚信的法律促进浅探

通过法律促进社会诚信必须协调法的自治性和开放性,认识到法的普适性不能和普适性不宜。针对当前中国,立法过程必须坚持利益沟通,执法过程应坚持执法者的先行诚信义务和高诚信标准,司法过程中注重法律正义和自然正义的协调。     

"法哲学"概念的逻辑分析

目前,我国学界对法哲学的理解很不一致,一部分人认为法哲学就是法理学,或法哲学是关于理论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或法哲学是法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究其原因,就在于对法哲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文章运用概念分析法对法哲学内涵进行解剖,明晰了我国当前法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从而逻辑地确立了法哲学的学科性质和地位。     

通讯监听证据立法之探讨

通讯监听是被我国司法实践所适用的一项技术侦查手段,但我国相关的可操作生立法却仍然阙如。本文拟从通讯监听的概念出发,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对我国通讯监听证据立法的初步构想,以期使通讯监听技术侦查手段的实行真正实现合法化,并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就业促进法》立法的理性思考

经济体制的转型,引起了社会差距扩大,社会分化严重等问题,导致就业歧视现象的凸现,增加了国家和社会的压力。本文基于已有的学术观点,从理论层面针对实现平等就业的相关问题进行评述,着重介绍了平等就业与意思自治的关系,公权力介入及就业歧视的限度等问题。     

津贴志愿者概念及其论证

津贴志愿者是指补贴志愿者或志愿者组织在志愿服务和提供公共服务(产品)过程中的必要成本,以维持其正常运转,并将这种补助作为承认其社会价值的一种方式的激励机制。津贴志愿者概念与志愿者概念在志愿服务精神上是一致的。这种机制的建立与推广,对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论破产立法中的经济法理念

我国的破产法是同时兼有民商法和经济法双重性质的法律.在新的破产立法中,要充分体现公正调整债务关系的私法精神,尤其是要保护债权人利益,坚决摒除错误的国家行政干预.同时也应体现出经济法的理念,注重通过国家的正确介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合理调节当事人利益间的平衡.在新破产法中将建立预防企业破产最为积极有效的重整制度,包括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即职权重整制度.郑百文公司重组的案例不仅表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破产重整制度,而且表明应在重整制度中强调国家适当介入的必要性.     

论行政立法的概念和性质

行政立法的名称和概念相当繁杂,争议颇多。“行政立法”的名称应当得到肯定。最狭义的形式意义的行政立法概念是行政法学研究应当采用的概念,它在外延上排除了权力机关所立的行政法律、行政机关的决定、命令、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解释和行政机关的法律提案。行政立法具有行政和立法双重性质,对其性质的研究不能仅仅从应然或者实然出发,应当既把应然和实然区别开来,又结合起来。不应以观点裁剪事实,走向片面和极端,不应一概而论,而应当既有整体认识,又要具体分析。行政立法研究的目标不是否定或抬高,而是完善、规范和控制行政立法。     

测谎结论成为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之证成

测谎结论在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已实质性地发挥证据的作用,但学界对其证据能力的争议依然存在。实际上,这种争议在纯理论上是完全不必要的,无论从纯证据理论角度或民事诉讼运行特点,还是从我国诉讼环境进行考察,引入测谎结论作为证据是非常有益的,相关的制度不足可通过建立证据规则进行完善。     

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为民——一个凌架于最高标准之上的标准

司法为民是最高法院提出的运作和衡量司法活动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值得质疑的是它并不是从司法程序的内部结构、规律与立法的精神方面考虑问题。司法为民只能是司法公正的下位概念,即在一般的国家集体公共利益与百姓利益发生对立时,在司法公正缺乏法律和理论依据时,以为民的价值倾向作为公正的标准,并以此设计制度和具体操作才是正确的。     

论统一的诉讼举证责任概念

举证责任的概念在三大诉讼法中应当是统一的 ,其含义为 :法律事先为各方当事人配置提供证据的义务 ,如果当事人不能履行该义务 ,则要承担由此引起的不利后果的责任。因此举证责任不是一种单一的责任 ,而是多种责任的综合体。举证责任作为一种诉讼裁判机制 ,它的功能有二 :一是在诉讼开始时促使当事人积极提供证据 ,以便裁判者查明案件事实 ;二是在审判结束而事实真相仍不明确时 ,使裁判者作出明确的判决。这两方面的结合 ,才是举证责任的本质     

刑事证明责任倒置相关概念辨析

刑事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刑事证明责任的正置与倒置等相关概念之间的正确区分是分析我国刑事案件证明责任倒置问题的前提。举证责任是证明责任的第一重含义,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证明责任倒置本属于民事法律的规定,但在刑事法律中存在着证明责任正置与倒置的情况。     

刑事证据立法与犯罪侦查观念

从理想的角度出发 ,我国最好采取制定统一证据法典的立法模式 ;但是考虑到司法实务和立法技术等具体问题 ,分别制定刑事证据法和民事证据法也不失为一种比较现实的“次佳”选择。我国的刑事证据立法应该坚持以“法定证明”为主、以“自由证明”为辅的思路。刑事证据法的内容应该包括一般原则和具体规则两大部分。根据刑事证据立法的趋势 ,犯罪侦查观念应做如下转变 :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 ;从侦查中心的司法观转向审判中心的司法观 ;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 ;从倚赖人证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物证的证明观 ;从偏重证明力的证据观转向强调可采性的证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