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变局下的国际法与国际法治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现行国际法与国际法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战后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现代国际法与国际法治从总体上讲是进步的,对战后世界和平及安全、国际合作与发展、人权尊重和保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现代国际法与国际法治并不完善,无论是国际法规则制度本身还是国际法治的运行,都存在深层次的问题,还有许多不公正、不合理、不符合国际格局演变大势的国际规则、国际机制需要改进。当代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体系,从学习者、追随者、受益者发展成为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在理念、原则、规则、制度等方面对现代国际法与国际法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要立足中国、胸怀天下,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善于运用国际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效应对挑战、防范风险,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协调推进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海洋法治要义

新时代海洋法治建设是我国实现海洋强国战略、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路径,它蕴含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之中,二者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作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海洋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海洋法治建设能够充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障国家海洋安全,推动海洋发展繁荣,实现全球海洋治理理念的伟大创新。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保障新时代海洋法治稳步推进的理论源泉,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中,谱写新时代海洋法治建设新篇章可从以下层面逐步进行：首先健全涉海法律体系、进而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协调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再通过积极参与制定全球海洋治理规则的方式、坚持以国际海洋法治为基础的全球海洋秩序构建,最终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促进全球海洋善治的实现,为全人类海洋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联合国在推动国际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联合国作为全球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在推动国际法治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联合国法治包括国际层面的法治、冲突与冲突后社会的法治和以发展作为长远框架的法治三个方面。在国际层面,联合国的法治行动和成就主要体现在:确认法治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价值和原则,确立联合国法治行动的国际法基础,推动国际法的编纂和发展,发动各国普遍参与多边条约,加强国际法的实施与执行,促进国际争端的司法解决。     

检察职能与涉外法治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工作。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与精髓所在。涉外法治工作与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密切相关，涉外法治建设对于我国国家整体利益具有重大、长远和战略意义。涉外法治建设进程离不开检察机关的参与和发挥作用。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助力实施全面依法治国方略，以务实国际检察交流与合作参与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涉外法治话语生成与实践逻辑——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视角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已成为当前指导中国开展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指针和发展方向。而"一带一路"建设正是这一话语生成的重要实践场所。从其发展演变来看,"一带一路"涉外法治实践不仅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规则意识、安全意识以及公平公正意识,而且亦形成了反制、竞争与合作的具体实践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治理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都揭示出新的国际法命题。因此,未来"一带一路"涉外法治实践应紧密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涉外法治战略布局,形成强有力的涉外法治保障体系,以期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重塑国际法治新秩序。     

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研究

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与国际性问题的有力思想工具,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创新发展的先进理论指导。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推动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加强国际法治工作等深刻思想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的丰富内容。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走上世界舞台中心的当下,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这些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未来法治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回答了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提出了加快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蓝图、路线图和施工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思想旗帜和理论灯塔.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中,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统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高立法工作质量效率,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深入推进政法领域改革,加快法治经济建设,加快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权力制约监督,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建设新型国际法治,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推动我国从法治大国走向法治强国.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维度

高水平对外开放离不开法治，这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积累的历史经验，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法治建设的外在需求，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当前从法治轨道上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需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从理论上厘清改革开放与法治建设的辩证关系，并在立足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基础上，从国际法治角度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响应；也需要在实践上对过去四十多年来法治从保障对外开放到引领对外开放的治理模式加以回顾和总结，并回应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建设提出新的需求。因此，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建设需要厘定相应的原则，在统筹推进中加强涉外立法，在深化改革中完善以国际商事法庭为重点的涉外商事审判工作，在开放包容中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务，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持续动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民商事司法协助:理论与实践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法治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法治保障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维度,从国际秩序调整和全球治理完善的角度提出的重要命题,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①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民商事司法协助,加强包括民商事司法协助在内的涉外法治工...     

习近平法治思想要义的法理解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谨、系统完备的科学思想体系,其核心要义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十一个坚持":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从商标权财产化角度论商标专用权人资格等相关问题

一、前言 商标权的性质本来就带有浓厚的财产性,但在历史上世界各国的立法例,都并非先由于其财产性而加以保护,反而是以保护社会公益的目的,如：借对商标的监督管理,以保障产品的质量、消费者的权益、企业的公平竞争等公益的角度率先立法,如126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项面包师强制标志法。根据该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