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条款的法理反思与制度回应

公共利益是我国征收集体土地必备的条件。在集体土地征收制度中,我国公共利益条款存在法律规定粗疏、概念内涵模糊和认定规则虚无的制度缺失,其根源主要在于理念偏差、权力异化和监督制度残缺三个方面。就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环境而言,集体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中的公共利益条款宜采正面列举典型的公益事业类型,反面排除典型的非公益事业类型,并设置兜底条款的折中规范模式;在认定权力的配置上实行分权,由立法机关确定公共利益条款的法定内容,行政机关在实践中具体执行认定权力,司法机关对公共利益的认定争议进行个案判断;对行政机关界定公共利益的权力应实行多元化监督制度体系,其中以行政的外部监督为主,以行政的内部监督为辅,并为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监督方式提供可行的途径。     

论我国公益征收中公共利益的规范

公共利益是公益征收的合法性基础,我国应汲取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从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对公益征收法律制度中的公共利益进行规范。     

论我国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规范

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的合法性基础，我国应汲取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从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等方面对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进行规范。     

从"农民被上楼"反思启动行政征收的"公共利益"

在"农民被上楼"现象中,行政权扮演了关键角色."公共利益"成为行政权启动的最有力的口号.然而这个本应规范行政权的"不确定"概念,竟成为了侵犯公民财产权的"利刃".从相关法律规定出发进行分析,应当否定此种现象是行政征收.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除了立法的技术改进外更需要公民的出场和司法审查的介入.     

土地征收中公益控制的司法途径

公共利益规制失范是当前我国征地权滥用的核心问题，突出表现在规范的模糊性与司法审查权无保障。法国、美国土地征收的公用目的性司法规制实践值得借鉴。目前中国土地征收立法仍无改观情形下，较为可行的方法是中国法院在被动受案之下积极发挥司法能动性，介入土地征收公益审查，以实现征地秩序的合法、效用的安全目标。     

行政征收中公共利益判断的正当化问题

公共利益需要是行政征收制度的核心,也是行政征收行为的目的。公共利益的有无是衡量行政征收合法性、正当性的要件。然而法律规定对公共利益的模糊界定为实践带来了诸多问题。本文从公共利益自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出发,对受益对象和利益内容分别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公共利益判断过程中应考量的理念和价值,并提出应提升公民个人自主性,扩大公民参与度,推动公共利益判断向程序化的界定模式转变的可行性思考。     

宪法视野下的公共利益研究

宪法条文中对"公共利益"条款的规定体现了宪法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权,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表述也体现为公共利益。在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中需要坚持宪法上公共利益的理解与适用,司法判断也需要以此为审查依据,对宪法条文的具体应用不能具有随意性。宪法中对公共利益的规定具有原则性和概括性的特点,需要委托立法者进行立法作为义务,但现行法律多是照搬宪法的条文,并没有具体的公共利益如何适用于征用征收情况以及程序的规定,这也对宪法中此条款的适用带来威胁。宪法中对征收征用的公共利益条件设定是否具有合理性,与个人利益冲突如何调节,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如何判断、如何适用等一系列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此条款的适用。     

公共利益的不确定与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

制定中的物权法对私人财产权利保护的强调使得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界定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但通过对公共利益概念的分析,可以知道它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任何一部法律都无法通过简单的条文对其加以明确的界定。在此前提下,公共利益实现过程中,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仍然可以借助物权法的明确规定、对行政自由裁量的控制、对公共利益的司法审查、征收征用法的制定以及行政救济的加强等措施得以实现。     

论法官中立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以行政法的视角分析

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一样,都是实现公共目的的工具。司法应当独立、法官应当中立和司法应代表、维护和分配公共利益是完全相容的。从司法权及司法活动的本质目标分析,法官应当维护公共利益;从法官所造之法的本质与功能分析,法官应当维护公共利益;我国行政诉讼的主要功能应当是维护公共利益。     

试论对行政行为合理性进行司法审查的可行性

就行政行为而言 ,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其重要的判断标准。合法性要求行政行为应当符合各种相关行政法规 ,也即要求行政主体在法律的范围和框架内行事 ;然而由于行政自由裁量权和其被滥用的可能性的存在 ,使得行政行为合理性的问题随之出现 ,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所以 ,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 ,不仅要包括合法性审查 ,更应当有合理性审查。就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而言 ,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司法审查还不具有完备的条件。但我们应当在了解对行政行为合理性进行司法审查的发展趋势和认清现实情况的基础上 ,调动人民群众、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学术界的积极性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使得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和审查更为全面、彻底、有效。     

“理管”初探

在中国的大环境逐步进入法制化的时候,应当明确“理”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管”。“理”在企业不同管理层次包含不同内容,只有实行“理管”,并辅之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达到“管理”目的。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浅析免与官当

免与官当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两种适用于官吏犯罪的规定,它们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然而,两者在性质、适用范围、具体操作、法律后果上均有共同点和差异之处,笔者在此予以浅析。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哈耶克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正名”

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理性和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笛卡尔主义的代名词,哈耶克不满"理性"和"理性主义"长期以来被其独享和滥用的局面,尝试和寻求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正名。通过对理性的重新表述和在理性主义之前加修饰语的办法,从逻辑层面上将这两个术语加以提升,区分出滥用理性的"建构理性(主义)"和有效利用理性的"进化理性(主义)",为自发生成的进化理性的社会制度进行辩护,提防个体自由遭受源于建构理性的计划和极权主义的侵蚀。     

“贫”与“富”的辩证思考

贫困与富裕是一对古老的矛盾,贫困与富裕的矛盾处理得好,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处理得不好,危机四伏,民怨四起。我国目前的区域贫困和部分贫困,已构成了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瓶颈,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充分认识"贫"与"富"的辩证关系,全方位建立由"贫"到"富"的长效机制。     

“文明共享”与可能的法律移植

从文明共享的角度来看待法律移植问题,是一条有益的途径。但是如果不理清文明共享的“认同”、“认异”问题,则不可能对法律精神有深入的理解,亦不可能对法律是否可以移植以及如何移植的问题做出合理阐释。在法治中国的今天,探讨这一问题深具意义。     

“熟人”与“陌生人”的人际关系比较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伴随着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建立在亲缘、地缘基础上的自由的稀薄的人际关系,以习俗型信任为特征。工业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以及受到契约、物和物化了的社会设置所中介了的间断式人际关系,它以契约型信任为特征。后工业社会也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但是,由于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人际关系将是一种自由稠密的人际关系,在这种人际关系中,所包含的是合作型信任。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跨越工业社会的人际关系模式,自觉地促进后工业社会人际关系的生成。     

电子政务的"位"与"为"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进程中存在着"电子"与"政务"定位不合理的问题,这必将导致电子政务的职能和作用不能充分体现出来。正确理解电子政务的本质,摆正"电子"与"政务"的关系,改革政府机构的管理模式,将是现阶段发展电子政务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