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警务研究述评

社区警务是最基层、最基础的工作,积极推进以民生为核心的农村社区警务建设．是维护农村地区安全稳定的切实需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亦是农村警务改革的现实任务和崭新使命。因此,公安机关只有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社会管理,建立新型农村警务治理模式,才能为农村社区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提供安全保障。     

小城镇社区警务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小城镇社区是指具有一定人口规模、聚集在乡镇政府所在地、从事非农活动的人们社会生活共同体。小城镇社区警务是指与小城镇社区建设同步规划、联合办公、职能互补、运作协调、资源整合，共保平安的社区警务运作方式。这里笔者结合在小城镇推行社区警务工作的实践，就实施小城镇社区警务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具体运作方式及应处理好的关系等内容作一些探讨。一、小城镇推行社区警务的可行性与必要性１．小城镇的快速发展为推行社区警务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小城镇建设突飞猛进，尤其是大中城市周围地区，有的小城镇已经发展成为…     

宗族、国家与社会三重认同下的村治逻辑——兼论乡村治理研究的经验本位性

从宗族、自然村和村“两委”三个层面来看,赣中农村地区展现的农民的宗族、社区和国家认同较强,此村庄社会基础塑造了其特定的乡村治理逻辑。对研究者而言,只有将经验置于本体性地位的前提下,获得农村生活内部性视角,方可能理解其治理逻辑,避免对经验的切割与想象。真正深入经验,研究经验,而非将经验当作一种附庸风雅的装饰,是目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警事治理:国家警事社会化的新理解

在国内外警务战略模式变革中成为潮流的"国家警事社会化"战略,是指在警察机关专业警务活动的同时,动员社会组织和社区公众共同参与防控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活动的过程(趋势)。显然,"国家警事社会化"寻求的是警察与社会组织的互动、警察与社区居民的合作,以增进公共安全、提升警务效益。而这正对应了治理理论在政治学层面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认识思路:国家和市民社会相互"型塑"达至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善治"。这使我们可以用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国家警事社会化"的框架,并将其定义为"警事治理"。     

南方民族地区山村的村民自治与宗族意识——以湖北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为例

1996～2000年作者四次率课题组在鄂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对当地宗族文化和村民自治的情况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认为该地区农村1999年进行的第四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仅是实施村民自治工作的第一步。当地宗族意识一定程度上的复苏既是对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小家庭式的较落后的生产和耕作方式的一种回应，也是对当前农村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中存在缺陷的一种自发弥补，在当地农村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经济和文化相对较落后，村委会干部的群体素质不高，村民委员会在当地农村社会生活中多数只发挥了部分职能。要使其应有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文化教育组织和社会控制的职能得到全面有效地发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论社区警务与社区治理

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和丰富多样的社会需要,政府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显然难以适应,公共权力资源的配置应适当向社会和社区转移。社区警务战略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这使得社区内的各种团体、组织和个人成为社区警务更为广泛的力量。对社区警务而言,在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下,政府仍在整个网络内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政府权威和社会自治团体分享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权力时,必须重视相互之间的合作,各治理主体要通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机制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最终实现社区警务的各项目标。     

“交番”与“邻里警岗”──日本、新加坡的社区警务

近年来，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犯罪问题，很多国家警方将目光投向社区警务运动。社区警务运动即以警方为主体，组织、发动社区公众。共同预防犯罪。目前开展社区警务运动，走预防犯罪的道路，走预防犯罪的道路，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和接受，成为近几年来世界警务发展的新潮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新加坡根据本国国情，汲取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相继建立了“交番”及“邻里警岗”社区警务制度，在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两国的经济腾飞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的“交番”在日本语中“交番”（Koban）的本意是“设在交叉道口的警察岗…     

警务合作网络:类型及关系联结——基于A市两个街道的实证研究

社区警务源于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的警务改革,是在对传统的快速反应与强力控制警务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警务模式.[1]这种模式体现出警察与社区在维护社区安全与稳定、预防犯罪的新型合作关系,在社区警务诸多主体中,社区起到核心的作用,[2]从而一改警察在社区治安秩序供给方面的独一地位,勾画出不同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图景.我国社区警务的建构方式主要是政府组织、警察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等社区警务网络的行动者,在治安行动中强调资源与信息的共享、相互合作与相互依赖,建立起横向与纵向关系相互交错的网络状社区治安模式.     

论社会治理视角下社区警务的发展路径

在当前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社会治理创新的宏观格局下,谋划我国社区警务的发展进路是现实形势发展的要求。现代社区警务与社会治理理念高度契合。当前我国社区警务建设存在社会治理理念有待加强,社区警务观念有待更新;社区警务机制僵化,基层警员工作积极性不高;信息化建设不平衡,依托信息技术治理存在短板等问题。为此,需要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加强顶层设计,需要以信息化手段提升社区警务的治理技术;需要强化公安机关与社会的密切合作,协同治理,从而提高社区警务工作的整体效能。     

农村地区实施社区警务战略的思考

文章探讨了农村与城市实施社区警务建设的共同点和不同之处,分析了农村地区实施 社区警务面临的难点和问题,并就新形势下农村地区实施社区警务的对策作了较深入的思考。     

试论我国农村新型治理结构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变迁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也催生了村民自治这一新型的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架构下,一种基于治理理念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可能,即以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制度为核心,以村务公开为制度保障,通过培育具有自主治理性质的乡村社团组织,发掘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将制度创新与本土资源的发掘结合起来。     

论行政人员的自主性人格

在工业社会的整个治理体系中,行政人员通常处于一种被动的受控制状态。但在后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中,服务型社会治理特征突显,这不仅否定了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祛除行政人员自主性人格的做法,而且要求行政人员拥有自主性人格,并在社会制度设计中充分体现行政人员的人格特征。行政人员不能仅仅满足于把独立思考和自主行动作为一种义务来承当,而需要其在行政活动中,对自己的独立判断和自主行动有着充分的自觉,将之与命令执行、依法行政有机地统一起来,不畏强权,敢作敢当,超越盲从与依附,担负公共行政的职业使命,回应公众的服务期望。     

新时代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互进研究

家风是传统农业时代维系乡土社会的内生秩序,基于传统社会结构显示独特的伦理约束与治理优化功能.进入新时代,乡村社会生态、主客体等发生结构性变迁,乡村治理模式亟须适应性调整与革新,家风及家风建设也需现代化转型与重构.这种现实情境下,湖州南浔区通过"最美家风+"建设,链接并作用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过程等乡村治理体系的基...     

社会转型与中国乡村权力结构研究--传统文化、乡镇企业和乡政村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的改革促进了乡村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的复兴、乡镇企业的崛起、乡政村治的建立等等导致了乡村权力结构中包含的具有各自利益需求和交换关系的主体--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乡镇企业、村民等等--不同身份特征的获得,并决定了他们有可能占有的资源及其相互的利益关联.对11省14个村庄的调查和比较,再现了转型期乡村权力结构的调整和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转型及其意涵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由传统向现代过渡,反映这种社会关系转型轨迹的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会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侗族合款”研究

"侗族合款"是古代侗族社会独特的社会组织制度和组织形式,是维系侗族社会运转的重要机制,具有规范个体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变迁,形式完整的侗款已经消失,但是"款"作为一种"活"的文化,并没有完全消亡,只是其表现形式发生了演变。对侗族款制度的变迁进行合理的分析和揭示,有利于深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土治理资源和治理方式的认知,有助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内生性脱贫视角下的农村妇女与合作组织——以山西PH与河南HN两个农民合作社为例

精准脱贫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激发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防止返贫现象发生。当前在农村大量男性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很多农村妇女已成为乡村家庭及其社区的中坚力量,也成为农村脱贫工作中的重要群体。如何激发农村妇女的内生动力成为当前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以内生性脱贫的视角对山西省永济市和河南省灵宝市两个由当地农村妇女主导创办的合作组织进行观察后发现:合作组织的形式可以有效地激发农村妇女的内生动力。自发形成的妇女合作组织更倾向于以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为工作抓手,重塑乡村社区公共文化空间,以此为基础形成可持续、生态化的乡村产业与就业创新模式。可以看到,农村妇女身上蕴藏着的智慧与力量,经过合作组织的形式激发,成为村庄脱贫和社区良性治理的内生动力,这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路径。     

中央群团改革视域下地方妇联购买服务的实践逻辑及其理论扩展--基于对上海H区的经验观察

作为党密切联系群众、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抓手,各级妇联组织在中央群团改革精神指引下展开了一系列改革实践。本文以上海市H区妇联的改革实践为例,在对既有理论加以反思的基础上,立足群团组织的核心属性尝试构建一种以"中间领域治理"为核心特点的分析框架,以揭示H区妇联改革实践的行动逻辑与实践策略。研究发现,在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践中,H区妇联通过规范化制度、专业化方法、多主体联动、长效化机制等行动举措,推动了妇联传统服务模式的转变、组织属性的重塑以及服务群众能力的提升,形成了一种"群团借道社会"的实践逻辑,通过联同社会力量促进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组织通道的再造。本案例对当下深化群团组织改革具有实践价值与参考意义,既是对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的构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共同体的积极响应,也提供了一种深化群社协同共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策略机制。     

城市民族工作社会化与多元复合型社会管理体制的构建

面对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压力,中国各大城市在发挥社区组织、民族社团协调族际关系、有效整合社会政治资源方面创造出许多宝贵经验,这些制度创新可被简单归结为"多元复合型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联动模式有利于复杂民族事务的管理,符合现代城市治理的发展趋势。     

对妇联组织变革动因及其途径的探讨

党的执政方式与政府职能转变带来的组织约束机制和资源获取方式的变化,全球化下国际妇女组织运作模式的影响,民间妇女团体大量涌现引发的组织竞争合作格局的改变,妇女群体利益需求多元化的挑战以及组织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与强烈的变革愿望是妇联寻求组织变革的直接动因。实现这一变革的途径包括重新调整和发展妇联组织与党和政府的关系熏拓展妇联组织的职能熏实施资源开发战略熏对妇联组织的组织结构、组织制度和组织功能进行渐进式变革熏使妇联组织在主动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迁中获得不断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