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律对艺术伪造行为的规制——兼与我国相关法律的比较

对艺术伪造的理解在德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艺术伪造包括艺术模仿、艺术篡改和艺术诈骗.狭义的艺术伪造则与广义的艺术伪造中的艺术诈骗是一致的,都与被署名人的作品无关.不过,从德国法律适用的角度看,艺术伪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被署名人作品无关的艺术伪造；另一类则是与被署名人作品有关的艺术伪造.对前者的认定不是依据德国著作权法,而是依据其他法律；对后者的认定则是依据德国著作权法,同时德国刑法有关规定对此亦可适用.与我国法相比,德国著作权法更强调以作品存在为前提来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另外,对与被署名人作品有关的艺术伪造的规制,德国法律严于我国.     

香港监禁刑罚执行制度研究——兼评对内地监狱的改革

我国香港地区根据刑罚体系的不同设计了不同的刑罚执行体系。惩教署是监禁刑罚的执行机构,其根据性别、年龄和保安等级的不同对惩教机构做了不同的分类,以适应不同的罪犯。同时,惩教署开展教育改造、劳动感化、心理服务、宗教服务、善后辅导、中途宿舍、太平绅士巡狱制度和社区参与等一系列的惩教措施来实现对罪犯的教育和改造。对比香港监禁刑罚的执行情况,值得内地监狱借鉴。     

对罗忠兰盗窃案的再反思——兼评侵占罪的立法不足与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财产关系越来越复杂,侵占个人财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由于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侵占罪,司法机关只好对少数情节严重又有必要作为犯罪处罚的侵占行为,类推比照有关盗窃罪的规定处罚。为了使公私财产得到更全面的刑法保护和适应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1997年新刑法增设了侵占罪。但由于旧有司法观念的影响和理论研究的不足,司法实践中很多难题有待解决。本文通过对罗忠兰盗窃一案的反思,并从自己的商榷意见入手,仅就侵占遗忘物罪的有关司法认定及立法完善问题予以探讨,以期有利于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深入。     

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的对合关系探究——兼论受贿罪不成立,能否单独处罚行贿人

司法实践中,对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之间的关系存在模糊的认识,特别是在受贿罪不成立的情况下,能否单独处罚行贿人,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其实,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之间只存在对合关系,但不是构成对合犯。因此,实践中在受贿罪不成立的情况下,对于行贿者一概不予处罚的做法有待商榷。在特定情况下,虽然受贿罪不成立,但是仍然可以对行贿行为单独定罪处罚。     

论绑架罪的修正构成的解释与适用——兼评修正案对绑架罪的修改

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对于绑架罪进行了部分修正,增设了"情节较轻"的减轻构成规定,这虽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一减轻构成的评价、理解与适用本身仍是问题。在对绑架罪的减轻构成从规定方式到下限选择作了评述之后,文章继而讨论了对于"情节较轻"的具体理解问题,特别指出在规定了绑架罪"情节较轻"的构成之后要避免的几种错误倾向。同时,修正案对于绑架罪的加重构成未作任何修改,这十分令人遗憾,而本着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初衷,必须对于现有的加重构成进行严格的限制解释。总体而言,修正案对于绑架罪的修改虽有进步但不彻底,可谓是"半截子的革命"。     

对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反思——兼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

“主客观相统一”是我国刑法中的基础性原则 ,而传统刑法理论对该原则的理解有失偏颇。事实上 ,这一原则是矛盾的统一体 ,是现代各国刑法的共有基础 ,与国外刑法理论中的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并不是必然对立的     

评人体器官与组织捐赠无偿性原则——兼对器官与组织捐赠有偿化改革的设想

人体器官、组织捐赠无偿性原则是联合国反复重申并被各国立法严格贯彻的医疗及法律准则 ,但该原则亦有贯彻“过度”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器官、组织捐赠有偿化及其限度的探讨。     

回归与修正:对公司本质的重新解读——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其应为股东所掌控,这已经成为各国学者的共识。在公司的法人性与公司为股东掌控两者之间,公司的法人性仅是公司外在的特征,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享有者,公司是股东投资的工具则是公司最为基础的本质。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对公司本质的理解存在偏差,将公司的本质仅定位于独立的法律实体,从而造成理论与实践中对公司法律制度的误读。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应当明确将公司的本质定位于“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享有者,公司是股东投资的工具”,这也是我们理解具体公司法律制度的前提与关键。     

对城市房屋拆迂安置中“公共利益”的思考——从具体案例出发兼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一体化建设如火如荼的开展。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城市房屋拆迁改造过程中的纠纷日益突出。本文试图对城市房屋拆迁改造中的“公共利益”问题进行阐释。     

公民健康权利与义务立法研究——兼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第2章

综观世界各国的立法实践,公民健康权利与义务大致呈现出单独式、专章或专节式、分散式三种立法模式。在立法内容上各国更为侧重确立和保护公民健康权利,对公民健康义务的规定则相对粗疏简略,除医疗服务获得权、知情同意权、隐私权与尊重医务人员及他人的义务、支付医疗费用的义务等部分权利、义务类型没有较大争议之外,各国均保有较大的差异性。我国应当系统整理现有医疗卫生立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将公民健康权利与义务协调规定在未来的民法典和"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之中,同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增设投诉权、病历查阅权和复制权以及爱惜健康、支付医疗费用、遵守医疗机构规章制度等权利与义务,并对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特别保护。     

侵权诉讼中专利权正当行使与滥用的实证研究——兼评专利法第三次修改的部分条款

专利权滥用在专利诉讼领域有增多的趋势，但对专利权滥用问题，人们认识尚不一致，司法审判中实际做法也并不统一。通过选取几件典型案例，并从实证角度进行类型化分析，以期认识问题的本质，并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提出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的再认识——兼评我国新《公司法》相关规定之进步与不足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包括股权的内部转让和外部转让制度。股权的内部转让立法模式有三种:绝对自由模式、相对自由模式和限制模式,新《公司法》依然采用旧《公司法》的绝对自由模式。股权的外部转让因选择同意权或优先购买权而形成了四种立法模式,新《公司法》程序上虽有所改变,但仍然既规定同意权又规定优先购买权,过于严苛。新《公司法》虽然补充了股权的继承、强制执行以及回购制度,但均存在一定缺陷,影响操作,而对于特殊主体如公司董事、职工等的股权转让问题尚未涉及,亟待完善。     

律师从事证券业务对第三者的民事法律责任研究——兼与注册会计师比较

近几年来,由于证券市场的风起云涌,人们对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日益凸现.中国证监会等证券市场监督机构也加大了对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处罚力度,但对于市场中介机构,尤其是与证券市场发展息息相关的会计师事务所与律师事务所应该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特别是对于第三者,主要是证券投资者的民事法律责任却缺乏明确的规范,尽管其行政责任已经很明确[1].本文拟从股票发行上市及交易的角度,对律师对第三者(主要是指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民事法律责任制度(以下简称"律师对于第三者的责任")作出初步的研究.     

民事再审程序的修订:问题与探索——兼评《修正案(草案)》对再审程序的修订

抗诉的事由与申请再审的事由不宜完全同构化.在申请再审与请求抗诉问题上,应实行法院优先原则.由上一级法院管辖再审申请有利有弊,原审法院管辖加上诉或许是更优的方案;对再审申请,可从申请期间与除斥期间两方面作出限制.当法院决定再审时,撤销原裁判比中止原裁判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对伪证、枉法裁判,将来应通过先行程序确认后才允许申请再审.检察机关的调阅案卷权,宜在法律中明确规定.     

动产抵押制度的再思考——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对动产抵押与让与担保制度之规定

本文在对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动产抵押制度的态度、理论及实施效果进行考证的基础上 ,认为动产抵押制度与让与担保制度在功能、设立方法、公示方法和公示效力等方面是完全相同的 ,动产抵押制度本身就是由让与担保制度演变而来的 ,它不过是让与担保的变态形式。动产抵押制度的创设 ,不仅未能完全取代让与担保 ,反而造成了抵押权理论的混乱 ,破坏了民法物权编体系的完整性。因此 ,作者主张 ,在我国未来的立法中 ,应当废除动产抵押制度 ,完全用让与担保制度取而代之。在我国 ,动产抵押与让与担保既没有共存的空间 ,也没有共存的必要 ,更没有共存的平台     

论房产纠纷行政与民事交叉案件之审理对策——兼评《物权法》实施对民事行政关联诉讼审判之影响

目前房产纠纷行政与民事诉讼交叉案件的审判存在很大缺陷,不仅诉讼时间冗长,且难以正确处理二者之间关系,不能有效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应当在《物权法》立法精神和原则的指导下,以行政与民事程序"二审合一"审判模式一并审理解决行政与民事关联诉讼的难题,重构房产纠纷行政与民事交叉诉讼的审判对策。     

我国劳动法学研究应当摆脱极端——兼评刘诚《论〈劳动合同法〉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在我国的劳动法学研究,尤其是围绕《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大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即虚假表述在这场大讨论中竟然成为流行元素,在一系列失真与夸大的基础上,在学者中拼凑出了一场劳资斗争;学者间争论的各种命题也都被打上了劳资的烙印,学术争鸣成为道德评价。极端的手段有时可能是为了实现极端思想。而极端的思维一旦进入立法或公共政策层面,文明与野蛮的界限将被模糊;一旦进入国际事务的处理,我们就可能分不清敌友。我国劳动法学研究应当摆脱这种极端现象。     

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适用情形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兼评《著作权法》(草案)第72条

随着知识产权侵权的增多,司法实践中适用知识产权法定赔偿进行裁判的比例也在提高,但对于何种情形下才能适用法定赔偿,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直没有形成统一定论。《著作权法》(草案)第72条第2款对法定赔偿适用条件进行了新的限定,但其可操作性不强。应当依据知识产权法定赔偿的适用原理,并以权利保护为中心,将其界分为一般适用情形、当事人约定适用情形、并列适用情形和不适用情形,并从实践运用时的司法困境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有的放矢地对四种情形分别进行重构。     

从宪法条约看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兼评法、荷对宪法条约的否决以及欧盟的意义

为了解《建立欧洲宪法的条约》中对于成员国与欧盟机构之间的权力分配,本文从:欧盟权限的范围、欧盟如何在其授权范围内进行立法决策、欧盟法的效力等三个角度对该条约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出,宪法在对欧盟进行广泛授权的同时,仍然从根本上维护了成员国的主权,宪法条约并没有从根本上推进原有的条约体系已经达到的一体化的程度。但兼顾了一体化和各民族特征的欧盟本身正是二十世纪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创新性成果,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