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政策的民众态度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出台后中国的生育水平先升后降,而今后是否应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目前受到学界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分析了中国民众对今后是否应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态度以及重点群体在政策态度上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民众总体上倾向于支持今后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其中,东部地区支持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比例要略高于中西部地区,而民众政策态度的城乡差异则相对较小。对于15至39岁生育旺盛期女性的分析发现,城市女性对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支持比例要低于农村女性,同时1990年之后出生女性的支持比例也要低于1990年之前出生的女性。而以上人口政策态度的不同反映了生育意愿的城乡和世代差异。     

中国县区级出生性别比治理的社会政策系统协调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政策系统协调性分析框架,对中国县区级出生性别比治理的社会政策系统协调性进行分析,揭示了目前县区级出生性别比治理相关社会政策系统中所存在的不协调问题。其中,系统内部不协调主要包括政策主体内部的不协调、政策客体内部的不协调以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不协调;系统外部不协调主要包括本社会政策系统与其他政策系统之间的不协调,以及本政策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不协调。     

制度关联性视角下的出生性别比治理制度环境分析

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治理与其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存在密切关联。文章借助制度关联视角,试图从制度入手系统识别出生性别比失衡治理所处的制度环境,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源和治理低效的主要原因,构建出生性别比治理与制度环境的关系模型,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制度环境中的具体制度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分析结果发现:现有出生性别比治理相关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存在着与出生性别比失衡治理相协调的制度,这些制度充分体现了社会性别平等的视角,因而能够促进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治理。而同时,更多的制度缺乏性别平等视角,甚至部分制度环境与出生性别比失衡治理制度产生严重的互斥,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治理整体的制度环境不尽人意并呈现低效的特征。     

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差异分析

本文把性别选择和生育政策作为影响出生性别比的两个主要因素,通过定量的方式分析了性别选择和生育政策各自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二胎成功性别选择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就越偏高,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绝对差值就越大,相对差值较稳定。当性别选择率一定时,出生性别比本身值越高,两种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绝对差值就越大,相对差值也较稳定。     

西南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调依法治理:实践、问题与建议

"依法治理"是西南民族地区在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调过程中的重要举措.在对西南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调依法治理背景、实践进行论述的基础上,主要分析和讨论了依法治理在立法、执法上存在的问题,最后就依法治理相关对策进行了思考.     

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思考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1994年以后有迅速攀升之势,农村明显高于城市,省际间很不平衡。由于传统生育观的驱动,农业生产对男性劳动力需求的偏向,监管乏力,《刑法》立法缺位和性别选择技术的应用与普及等原因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十分重要,必须以加强宣传教育、加强管理和监督、完善《刑法》立法、建立养老保障制度等举措进行治理。     

中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发展水平分析

出生性别比是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发展变化的自然基础。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中国人口问题面临的一个复杂、实际的深层次问题。依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由于农村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趋势仍未明显缓解。传统的生育文化是导致农村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及执行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关键因素,先进医疗技术的滥用甚至违法使用更加速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状态,另外农村社会保障薄弱以及计划生育户的奖励幅度过低也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     

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男孩偏好:基于治理的视角

本文基于1990、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1995、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了多层线性模型(HLM)方法,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男孩偏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有助于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绩效的实现,但受到男孩偏好强弱程度的影响。论文结尾分析了研究结论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政策启示,并指出了局限性和未来改进方向。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再认识

自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研究者们看到1989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92,出生性别比问题开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并逐渐成为人口学界研究和争论的热点问题。上世纪90年代对出生性别比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对出生与现行生育政策有关;出生性别比升高对未来婚姻市场挤压形成多少所谓的“光棍”等等。因此,如何科学认识出生性别比问题的性质、特点和基本规律,分离各种要素的影响和各种要素作用的大小,成为今后采取有效措施必不可少的环节。60今日中国论坛·2007年第1期总第25期对出生性别比问题性质与特点的再认识我国出生性…     

加强对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的治理

我国一直实行严格控制人口的战略，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20年来全国少出生人口3亿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成功的，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失调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得愈加严重。造成人口比例失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因此提出以下建议：     

关于出生性别比治理问题的思考

一、有关出生性别比的含义及现状所谓出生性别比 ,通常是为了便于观察与比较所定义的每出生百名女婴相对的出生男婴数。出生性别比对某一人口一定时期内出生的婴儿总数而言 ,可有人口出生性别比 ;相对孩次而言 ,可有分孩次出生性别比 ,如一孩性别比 ,二孩性别比等。所谓某人口出生性别比 ,是指该人口某一时期 (通常为一年 )内出生的男婴总数与女婴总数的比值 ,用每百名出生女婴数相对应的出生男婴数表示。在大多数国家 ,出生性别比约为每 1 0 0个女婴对应 1 0 5或 1 0 6个男婴。随着年龄的增长 ,性别比会因男女性别死亡和迁移模式的不同而发…     

当前人口问题的难点所在

政策背景：目前我国社会进入快速转型期，人口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为此，中央提出要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不断完善流动人管理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     

越少就会越好吗?——婚姻市场性别失衡对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影响

持续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会导致婚龄阶段性别失衡,然而女性数量的稀缺并不意味着女性必然会获得更高的婚姻和家庭地位。文章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婚龄期性别比偏高地区的妇女将更有可能遭遇家庭暴力的伤害,进一步分析发现,性别失衡加剧女性遭受不同类型的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的风险。文章对性别失衡对家庭暴力影响的作用机制作出进一步探究,发现性别失衡会导致婚姻匹配失衡,以夫妻间阶层差、年龄差为主要体现形式的异质婚姻可能是加剧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之一。研究还对提高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缓解性别比失衡对降低女性遭遇家庭暴力风险的相关政策进行了讨论。     

湖北省地区经济差异评价及协调对策

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地区间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当前,湖北省的地区差异之明显,因此,湖北省在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应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坚持“适度倾斜、总体协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同时,政府必须为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政策支持;重点塑造三大城市经济圈,增强其经济实力和辐射能力;提高落后地区自身发展的能力;坚持城乡网络化发展,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     

关于“普遍二孩”政策的认识与思考

我国人口问题逐渐突出,表现在: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总和生育率保持低水平,劳动人口明显供不应求以及高位的出生性别比等,我国政府近年来逐步调整原有的独生子女的生育政策,而"普遍二孩"政策的实施正是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选择,为使政策达到较好的实施效果,各地区需尽快制定生育细则;需不断充实公共服务,迎接将来的人口高峰;同时还要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对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有一定的倾斜和照顾。     

民族地区农村男性婚姻挤压及其治理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畸高。随着这些人口渐次进入婚龄，男性婚姻挤压就是必然结果。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女性受婚姻收益最大化的驱动，在向发达地区劳务迁移的同时，实现了婚姻迁移，而民族地区农村男性在劳务迁入地婚姻市场缺乏竞争力，只能回乡择偶。这一新变化打破了本地婚姻市场性别结构平衡，导致男性的婚姻挤压尤其严重。民族地区农村男性婚姻挤压具有扰乱婚姻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和加重养老负担等社会后果和潜在风险。多措并举校正出生性别比失衡、提高民族地区农村男性的婚姻竞争力、探索对他们的关爱帮扶措施，是治理民族地区农村男性婚姻挤压的主要举措。     

政治

<正>蔡英文声望降至37.6%民意支持续写颓势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台湾民意基金会3月20日发表最新民调,蔡英文声望(赞不赞同她处理台湾大事的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与政策)为37.6%、不赞同程度为42.5%,赞同程度较上月下降3.8%,仅高于2017年1月。蔡英文2月声望枯木逢春,摆脱民意支持度一路下滑的长期困境,     

社会政策认知、行动逻辑与生存策略——基于长沙市农民工的实证研究

在当前我国逐步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的背景下,对政策直接客体——农民工的社会政策认知与行为选择的研究尤为重要。本文基于长沙市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对不同推广程度和执行程度的社会政策的认知状况不尽相同,在各种基本情况上呈现一定的差异性,总体认知水平较低,且对社会政策的合法性缺乏清晰的认识;农民工的社会政策认知能力、对社会政策的关注程度及社会政策认知渠道影响和制约了其对社会政策内容及效果的认知程度;农民工对不同类型社会政策的认知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行为方式,且其行为选择表现出有限理性和模糊理性的逻辑;农民工在不同类型社会政策背景下的生存策略呈现出明显的特点与趋向。     

乡村场域、惯习下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认知——基于河北省T镇的调查

农民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制趋向正向评价;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认知与国家政策存在较大差距,农民更希望农村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并希望实行农村土地的私有化政策;有近一半的农民表示赞同"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新政策;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积极探求非农就业途径、并且每年有一亿多农民涌向城市就业的背景下,农民仍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通过借助场域与惯习的概念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认知进行深度分析可知,正是乡村场域和乡村惯习共同塑造了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认知。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及应对方略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且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违背了生理规律和自然平衡法则,给未来人口发展和经济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形成性别偏好并导致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政策等多方面原因,必须通过倡导新型生育文化、努力提高妇女地位,加强管理监督、严格生育管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法律保障,完善利益导向、形成长效机制等措施统筹应对,方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