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统治的要素和基础--关于政治合法性研究的一般理论

一个政权要实施对社会的有效管理和统治,权力和权威是必不可少的;而一个政权要实现长治久安,政治合法性又是必不可少的.文章依据政治学的一般理论,在分析权力、权威和政治合法性三者关系的基础上,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渊源,并从理论上探讨了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可能情况和后果,简要分析了克服危机的基本路径.     

论我国公共行政权力的异化与补救

一、社会契约论的公共权力观 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公共权力是公民个人权力让渡的产物.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政府与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基础上的.     

洛克：个人与社会制衡思想初探

个人权利与宗教权力、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的制衡关系是政治学说中重要的议题。社会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协调个人权利与社会整体利益统一要求之间的矛盾。洛克较早的论述了个人与社会制衡的思想。个人权力对宗教、政治、经济三方面因素产生制约和平衡 ,从而使整个社会与个人达成一种平衡态势。其中 ,个人权力的至上性和不可取消性不仅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 ,也是整个社会存在的根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的时代主题下 ,重温他的思想有重要的意义。     

试析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治理性化解

合法性是政治学和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合法性的建立来自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效能性以及社会公众的自觉认可。社会转型期是合法性的高危期,其根源在于原有合法性基础的衰退及自我更新能力的不足。重塑合法性基础的关键是从统治走向治理,形成符合转型期社会特点的公共管理模式。治理理论对社会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化解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发展中转型社会应立足具体实际,以政府转型带动社会转型,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与民间组织的关系,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以有效实现合法性危机的治理性化解。     

协商民主视角中的合法性研究

合法性是当今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个政治系统能否取得合法性,关系到自身的生死存亡,构建合法性的基础、积累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十分重要。合法性的基础建设向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前的合法性基础日渐萎缩之后,就必须进行重构。在构成合法性的基础中,协商民主程序是根本,如果社会成员都参与了政治意志的形成和争论,公民大众的交往权力就转化为决策权力和行政权力,转化为政治制度。协商民主本身要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分析工具,成为构建合法性的基础,需要公民社会的发展、协商民主对政治合法性的助推作用以及协商民主的建制化等条件预设。     

女治认同视域下的政务诚信建设

政治认同的关键是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认同，政务诚信建设的关键是公职人员的政治行为必须要以法律为准绳，做到大公无私。提升政治认同最重要的前提即是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在完善诚信制度、提高政务公信力的同时，积极营造诚信氛围推动政务诚信，使政府与社会在一个良性生态互动中提高政务诚信．提升政治认同。     

洛克政府理论解读——基于《政府论》下篇

作为现代政治的重要奠基人,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和政府理论对西方现代政治的发展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政府论》下篇中,洛克重点阐述了权力的来源、政府的建立与解体、权力配置、制度安排等政府理论的核心内容。洛克的政府理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并对西方的政治变革产生了直接性的影响。     

宪政视野下的诚信政府建设

宪政国家的标志是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用人民赋予的行政权力,严格履行职责,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维护公民和社会主体的利益;政府只有将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使行政权的行使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政府存在的合法性、正当性就是建立在人民或社会公众信任的基础上的,其整个活动也是以此为前提;诚信是政府的生命,政府的任何不诚信行为都会损害其合法性与正当性。     

行业组织的存在基础和权力来源——对温州商会的社会合法性考察

行业组织只有在获得各方面的认同,并因认同而获得权力时,才能稳定存在并有效运作;社会合法性是其存在基础和权力来源.具有典型意义的温州商会拥有各种社会合法性基础;在社会合法性的获得过程中,政府的支持和商会民间性以及聚集资源、使用资源服务于行业的能力都起了关键作用.但温州商会对政府仍有过强的依赖性,社会合法性存在明显的局限.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改善行业组织的社会合法性的途径不可能是单纯的"摆脱政府"或"依附行政",只能是两者之间的平衡;这也预示了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转型和市民社会发育的前景.     

试论政治沟通是实现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任何政治力量登上政治统治的“宝座”后,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实现政治秩序的持久性和有效性。在政治学上,就涉及到政治合法性问题,即公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支持程度。政治权力要想持久并被人们自愿服从,就必须具有合法性基础,否则政权就会出现危机。而在当今社会,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合法性危机的萌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沟通不畅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研究此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解决的是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实际上,西方近代…     

转型时期行业协会的行政合法性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一个经济性社团组织只要具备相当程度的社会合法性,并依据法律登记注册后,即可在法律的监督和保护下获得其公开活动的自由和权利,也即成为一个真正自治意义上的民间组织.但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通过法规建设,对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社团提出了综合的合法性要求,即一个行业协会除了获取社会合法性、法律合法性甚至政治合法性以外,还必须获取其行政合法性.本文分析我国行业协会的行政合法性的含义及规定、行政合法性的特点,并从行政合法性角度对如何协调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非典”时期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研究

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使整个社会陷入了非常规的状态 ,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也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政治行为方式。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可 ,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 ,“非典”事件对巩固政治合法性产生了四方面的作用 :增强了政府的合法性 ;巩固了执政党的合法性 ;强化了主导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最终将有利于维护和巩固整个政治系统的合法性。     

赋能与均衡：算法权力秩序的合法性风险及其治理

作为数字时代活跃的生产要素,算法以其技术之秉性,在政治发展、经济生产、社会生活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并逐步浮现权力特征。具体表现为技术驱动性、场景虚拟性、数据资源性和动态扩散性等行为特征,在权力结构功能体系中塑造着基于算法的权力秩序。同时,算法权力秩序存在一系列合法性风险,制约其权力效能的发挥。即非对称权力格局下的算法垄断、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算法滥权以及功能性失衡下的伦理困境等。在技术、市场与政府三维理性审视下,统筹技术发展与安全、资本逐利与责任伦理以及算法监管与算法共治的均衡关系,是弥合算法鸿沟、规避算法共谋、避免算法滥权、塑造算法安全,促进数字经济社会安全发展的应有之义。     

政治发展重要变量分析

国家与社会、民主与宪政、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政治合法性与政府权威、政治危机与应对能力,是政治发展过程中涉及的几个重要变量.文章对上述变量进行了分析.     

跨国公司工业主权在东道国的综合效应分析——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社会影响及当地政府的对策

由于政府控制着整个社会的各项资源,并通过各项政策和行政行为影响社会各个方面,所以政府是东道国国家的核心部分,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跨国公司工业主权挑战国家主权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与发展中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跨国公司凭借巨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由此衍生的政治和文化权力对东道国社会各方面产生综合影响,这种综合效应从根本上增强或削弱发展中东道国政府行使国家主权的基础和能力.发展中东道国政府时此要做出回应.     

试析民主的形式与政治合法性认同

政府产生的方式是否民主是构成其政治合法性认同的重要因素.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选制民主被误导为政府政治合法性认同的唯一来源,成为影响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思想根源.本文分析了把普选制民主作为政治合法性认同唯一来源的荒谬性,指出普选制民主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是有条件的,普选制民主经常被西方国家当成实现自身战略利益的工具,并就培养和强化我国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政治合法性认同问题提出了若干政策性建议.     

拷问官员问责制：问题及对策

现代意义上的问责制来源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它是西方"责任政府"理念的特征表现,也是政府责任制度的重要实现途径.根据主权在民理论,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人,他们将权力授予政府的同时也对之课以相应的责任.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责任政府要求政府必须迅速、有效地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一切以民意为基础,对人民负责.     

以权力与权利的双重制约增强我党的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实质上体现了政治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当前中共政治合法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增强中共政治合法性，应重在实现权力制约权力与权利制约权力的双重制约。     

在“公私分明”与“大公无私”之间——评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

自由主义坚持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严格区分开来,而共和主义则认为,整个社会就是一个政治社会.哈贝马斯强调,既必须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区分开来,又必须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领域,并通过公共领域的自由讨论来影响政府决策,控制社会权力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才能保证自由和公正.而政治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也是在公共领域中进行的.     

试论“双规”的现实正当性

中国的政党制度与国外的政党制度存在很大的差异,体现在宪法上的规定也不同.党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有问题的党员采取"双规"措施的权力,从性质上讲应当是公权力."双规"措施也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对于"双规"措施应当运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