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思索海南发展

如何立足省情，因地制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海南又好又快发展？本文通过对海“小与大”、“远与近”、“冷和热”、“慢和快”、“穷与富”、“多与少”、“分与合”、“难与易”、“特与普”、“今与明”十个方面的解读，力求辩证认识省情和立体思索海南发展，其观点予人诸多联想与启示。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必须处理好几个关系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首先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做到廉洁自律，就必须处理好“内因”与“外因”、“做人”与“做官”、“权力”与“责任”、“自律”与“他律”、“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系。领导干部做到廉洁自律，就能带动每个公民自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     

以公安信息化推动实现公安工作现代化的认识与思考

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快速推进公安信息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各级公安机关要充分运用辩证思维，科学把握发展规律，深入研究“科技进步”与“犯罪发展”的博弈对抗、“技术引领”与“业务引领”的内在关系、“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段”的有机融合、“注重建设”与“注重应用”的重心倾斜、“网络强大”与“安全脆弱”的双刃矛盾、“有功同奖”与“有过追责”的结果应用等“六个关系”，努力以公安信息化推动实现公安工作现代化。     

中国人为何把“春风”叫“东风”“秋风”叫“西风”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东”与“西”这两个方位词，总是与“眷”与“秋”这两个季节词联系在一起的。在唐诗宋词中，“春风”总是被说成是“东风”，“秋风”又总与“西风”相关。如李白的诗句：“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清代的纳兰性德的诗：“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毛泽东诗词中“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都与古诗词并无二致。     

旅团党委科学统筹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实行军旅营体制后，旅团党委作为“一线指挥部”，地位和作用突出，负担的任务比较繁重，这就需要旅团党委搞好科学统筹，正确处理好“一般性工作”与“中心工作”、“机关帮建”与“基层自建”、“创特色”与“打基础”的关系，实现部队又好又快发展。     

“小人”小视不得

“小人”一词人们并不陌生。早在我国古代春秋初期，就把统治阶级称为“君子”，将被统治的劳动生产者称为“小人”。到了春秋末年，“君子”与“小人”逐渐成为“有德者”与“无德者”的称谓。从此，“小人”一词流传至今。“小人”矣，个头不一定小，但却心眼小，气量小...     

再论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

“豪民”与“富民”是中国古代不同时期极为重要的社会群体和阶层，他们在汉唐及唐宋时代的经济行为与社会活动，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时代特征。汉唐“豪民”与唐宋“富民”既有关联性，也有差异性。商品经济发展、社会流动加快，是“富民”兴起的前提和基础，也决定了“富民”与“豪民”的差别及其走向。两税法确定了“富民”拥有土地财产的合法性，他们与国家之间结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两税法是“富民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     

“真理”与“价值”关系问题的理论辨正

在哲学上，“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属于传统哲学的论题，而非马克思主义的论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题，是基于实践论基础上提出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的辩证统一问题。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往往把前者混淆并等同于后者，这是误解。这种误解发端于苏联教科书，也构成中国理论界的一种范式和理论立场并反映在教科书中。其实，唯物史观不是在“真理”与“价值”这两个范畴的直观视野上直接讨论二者的关系，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讲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即唯物史观没有“真理”与“价值”的关系论题，“真理观”与“价值观”的辩证统一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论题。     

“孔颜之乐”辨说

“孔颜之乐”是儒者所独有之乐，也是圣贤所独有之乐。此“乐”，由“仁”得，包括“仁义礼智信”与“七情”在内的精神体验。“乐”从总体上说是“浑然与物同体”、“视元一物非已”的情怀，这是一个总纲；“敬谨”、“顺适”以至“七情”等则是总纲下的细则。总纲是贯穿于所有细则的精神核心，总纲与细则共同构建起“孔颜之乐”。     

何处是岸：当代青年“上岸”思潮建构与自我生平实践反思

“上岸”作为当代青年在“内卷式奋斗”与“佛系式躺平”之间寻求暂时平衡与稳定的权宜之计，是青年在文凭通胀、就业难和个体发展路径不确定性激增的背景下，走向成年个体、探索自我生平的“悬浮”之旅，也是在生命事件“夹缝”中形成自我身份认同与成年社会角色的“两难”之旅。青年在社会时间表与制度结构中，发挥自主性与反思性建构个人生命历程，探索生活方式，寻找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面对“岸”的想象和现实困境，社会应当给予青年试错与探索的机会，营造包容友好的社会氛围，帮助青年寻找“生活之趣”，拓宽“人生之岸”。     

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和谐文化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和谐文化源远流妊、蹲大精深。关于“和”与“谐”，距今1900多年的《说文解字》解释“和”，是“相应也。从口，禾声。”形声字。《广韵》进一步解释“相应”是“声相应”，与声音和语言有关；《说文解字》解释“谐”，是“从言，皆声”，也是形声字，与声音和语言有关；《广雅》和《玉篇》对“和谐”二字的解释一致，都可以同义互文，都与声音和语言有关。     

实践关系视野中的“他者”

“他者”意识一直贯穿于马克思实践哲学发展的始终，基于实践关系可以消解“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当代西方哲学所推崇的“他者”，要么诉诸上帝来解释，要么仍局限于二元对立。离开了实践中的社会关系，“我”就只能是纯自然物，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有通过实践，“我”才能借用“他者”的力量显示“我”的存在。“我”在实践中与“他者”相遇，被实践关系所规定，只有与“他者”达成共识，才能实现共同发展。     

“大多数”重于“平均数”

“平均数”和“大多数”是我们在工作中常用的概念。“平均数”是指经济指标的人口平均值，如人均收入等：“大多数”是指大部分人民群众。应当看到，“平均数”与“大多数”所反映的实际情形有很大不同，必须区别对待。在有些情况下，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无关紧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则必须将“平均数”与“大多数”区分清楚，决不能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当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各级党委政府要务实、求实，     

浅论“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读《管锥篇·太平广记》札记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太平广记》中特拈出“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两条“艺事要言”，发人之所未发，于谈艺赏文之道大有裨益。本文分析了“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的内涵，说明了“想像”和“视觉”两个因素在“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审美鉴赏中的重要作用，最后论述了“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的美学意义。     

如何提高民主测评质量

“职位”与“作为”，这是领导干部应认真考虑的问题。既然要在这个“位”，就要有所“为”；有“位”而无“为”，等于白占着位子，只有用正确的态度去理解“位”，用求实的精神去创造“为”，才能树立起良好的形象，作出应有贡献。共产党人的地位观应该是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坚持四个统一；即，坚持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个人地位与集体地位相统一；个人能力素质与岗位需要相统一；职位与责     

关于“报告”与“请示”的几个问题

长期以来，在实际工作中，混淆使用“报告”与“请示”的现象屡禁不止，本文通过综述“报告”与“请示”的演变，辨析二者的差异，以及阐述为确保正确使用“报告”与“请示”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旨在提请公文制作者和审核者的重视，规范公文处理工作，充分发挥公文作用，以促进公文处理工作的严肃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高校“课程思政”共同体构建研究

在“课程思政”建设中，“课程”工具理性与“思政”价值理性的二元对立使“育才”与“育人”呈现脱节状态，影响着“课程思政”工作目标的实现。构建高校“课程思政”共同体旨在打破“育才”与“育人”的壁垒局面，汇聚成立德树人的整体合力。围绕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需要以强化政治引领，增进价值认同为根本；以落实主体责任，完善育人格局为抓手；以创新协作机制，促进协同发展为动力；以统筹各类资源，落实激励保障为依托，科学构建高校“课程思政”共同体，形成“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共同赋能、立德树人工程的圈层效应，全面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王弼的圣人观

王弼的圣人观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圣人体无”与“圣人有情”。“体无”突出了圣人的玄性，“有情”则彰显了圣人的人间性。“无”为体，“情”为用，“无”是“自然”，“情”亦是“自然”，体与用的圆融，恰在于此。在王弼的圣人观中，体现的是魏晋士人将文化正统与价值追求融合的努力。外儒内道所导致的结果是，对圣人的关注由外在转到内涵，“圣人”不再是只有公共意义的摆设，而是活生生的有情有性的个体。这是王弼的独创，也是时势使然。     

惠民县的“三下乡”

山东省惠民县扎扎实实开展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突出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送”与“用”，“送”与“建”相结合的原则，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极大地促进了农村两个文明建设。     

论“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与“法治浙江”建设

作为“法治浙江”建设的一面旗帜与特色经验，全省各级各部门都十分重视“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值此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之际，从厘清“枫桥经验”与“法治浙江”这两个概念性前提出发，明确“法治浙江”建设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前提与保障，肯定“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丰富了“法治浙江”建设的内涵，这对于深入思考如何进一步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为建设“法治浙江”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谏题和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