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人基本权与税文化——《纳税人基本权研究》序

中国税和西方税可谓形同而实异,两者都是一种基于权力的交付,带有强制性,但所承载的文化完全不同。中国税文化为收益型税文化,西方税文化为负担型税文化。其折射出来的政治差别是在收益型税文化中,收税人是主人;在负担型税文化中,纳税人是主人。近年来,纳税人权利研究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纳税人基本权研究》是这个研究的一个可贵的尝试。     

关于我国社会保障税的设立原则及设计思考

征收社会保障税是我国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途径 ,开征此税势在必行。在设计社会保障税时首先应当确定社会保障税的原则 ,它是设计社会保障税的前提。同时在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征税范围、税率、计税依据、征收管理等要素设计中 ,既要认真研究学习国外成功做法 ,又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力争制定出较为科学的社会保障税     

历代税赋改革的考察及启示

我国历史上 ,农业税赋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是封建政权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税赋制度的改革。综观历代税赋改革史 ,有三大规律贯穿其中。一是税赋轻重的周期性与封建王朝的兴衰基本一致。二是造成黄宗羲定律的根源在于封建国家机器的膨胀。三是从“税人”到“税地”再到“税商” ,是税赋制度发展的规律。现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尚处于“税地”阶段 ,不符合现代税收制度的要求 ,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进一步改革村提留管理方式 规范村级干部的报酬收入

１９９９年是农村税费改革进入实施阶段的第一年。改革以后乡统筹将改为税,但村提留部分仍将继续保留。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直接供养的村干部过多,而且村干部的收入从村提留中扣取,拿多少人为的因素很大,易于滋生腐败。那么,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如何管好村提留,规...     

数字税征收的正当性及其法律应对

数字税的征收是互联网数字经济发展催生的正当化产物,是国际税收制度变革的催化剂。无论在主体、客体、内容、目的以及结果上都体现出数字税征收是一定要征收的。目前国外多个国家已经着手推动数字税的征收,并且法国已经落实成法案,但是美国等国坚决地反对数字税的征收,美国认为数字税法案是针对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并且因此对法国展开实质性的报复。在数字税征收的浪潮的推动中,我国应当积极地做好准备,加快我国自身税收制度的改革。     

从《税收征管法》修订看税收管理改革的新趋势

《税收征管法》的修订已经进入实质阶段,这一法律的修订是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实施的,从税收管理理念的变革,信息管税作用的发挥,权利义务的统一,依法行政原则的运用等方面凸显了现代税收管理的趋势。     

十五期间税务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税理的核心是税的可持续性,主要有两条,一是税赋适当,二是税基宽厚.十五期间要寻找新的税源,进行税种优化、税率调整,改进税收手段与管理和做好税监与税教工作.     

生态税的可税性

生态税的可税性分析包括经济学上的可税性和法学上的可税性.经济学上的可税性分析为生态税解决合理性的问题,而法学上的可税性为生态税解决合法性的问题.因此,生态税的可税性分析其实质就是对生态税的经济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分析,实质意义与形式意义的分析.     

无奇不有的税目

洗脸税土耳其总统塞泽尔2007年5月批准了税法修改条例。根据该条例，土耳其人在打开水龙头洗脸的时候要缴三种税!首先是“环境清清税”，土耳其老百姓称其为“垃圾税”；第二种税叫“污水费”，由政府接自来水费50％的标准收取；第三种税是“增值税”，不论是家庭还是写字楼都要支付这个费用，按水费的18％收取。     

对制约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因素的思考

开征社会保障税是一种较好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方式 ,但是我国目前开征社会保障税存在许多制约因素。要顺利开征社会保障税必须完善开征该税的法制环境 ,均衡量能负担与公平原则 ,合理界定纳税人范围 ,提高就业水平和居民消费需求     

内容“述”形式（下篇）——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之源流

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在音乐、诗、绘画、戏剧、小说、电影等方面的流变,即所谓唯美主义倾向,是启蒙时代微妙精神的延伸.现代欧洲艺术放弃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形式与内容关系的传统理论一方面放弃了作为理念的形式,而把艺术活动必需的物质材料本身当作艺术和艺术欣赏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放弃了西方艺术传统根深蒂固的偏见,即所谓艺术的不同物质手段只是为了表达或表现感情、观念、外部世界的模特.现代西方不同艺术门类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古典艺术中的形而上学追求,从而把艺术活动中的所谓"内容"只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活动,甚至取消了内容与形式的界限.     

内容“述”形式（上篇）——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之源流

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在音乐、诗、绘画、戏剧、小说、电影等方面的流变,即所谓唯美主义倾向,是启蒙时代微妙精神的延伸.现代欧洲艺术放弃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形式与内容关系的传统理论一方面放弃了作为理念的形式,而把艺术活动必需的物质材料本身当作形式和艺术欣赏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放弃了西方艺术传统根深蒂固的偏见,即所谓艺术的不同物质手段只是为了表达或表现感情、观念、外部世界的模特.现代西方不同艺术门类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古典艺术中的形而上学追求,从而把艺术活动中的所谓"内容"只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活动,甚至取消了内容与形式的界限.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探析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罪状中的“帮助”应予去掉;变造证据不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隐匿证据属于毁灭证据行为;教唆、指使他人帮助自己毁灭、伪造证据的,不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共犯。     

小型局域网组网方案

计算机网络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方便远程通信。作者在文中就小型局域网的几种常见的组网方案做了简要的介绍，比较各自的优缺点，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采用应对的方案。     

侦查运动中“己“与“彼“的比较研究

侦查运动中的"己"与"彼"比较研究侦查与犯罪是一种联动行为,侦查是与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手段,是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与犯罪和犯罪分子的一种较量,其斗争的双方是侦查机关、侦查人员--"己",和犯罪、犯罪分子--"彼"."已"与"彼"是互为对立的双方,从侦查角度来讲,对"己"与"彼"双方情况把握程度是决定侦查工作成败的首要因素和前提条件.     

信仰的悖论与理性的限度——克尔凯郭尔人神辩证法刍议

Religious experie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xistence philosophy of Kierkegaard. An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ltimate nature of the survival of the dialectics. Needless to say, the existence philosophy of Kierkegaard is theoretically aimed to create a prerequisite for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God created. Therefore, the question of how to define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hould be answered in the aspe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God. As the highest form of the philosophy of life, it is directly reflected in the dialectical movement between human and God.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观点可谓众说纷纭。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发展历程、改革的内容、改革的经验、改革中的问题以及深化改革的发展方向等方面。对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可为人事制度改革的学术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儿童证人问题的心理学分析

在心理认知科学发展的背景下,对儿童作证主体之适格性问题的争论已经转变为对儿童证言的可靠性的判断。儿童证人由于其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决定了其记忆信息的编码、贮存、和提取方面存在着不足,但不能因此否认儿童作证的适格性。相反,应根据儿童的身心特点,制订出相应可行的实践操作原则以提高儿童证人证言的可靠性。     

哲学的“未来”观念（上）

西方将哲学称作“形而上学 (metaphysics)”,“meta”和“physics”缺一不可。“形而上学”不能“形式化”,“时间”与“自由”进入“形而上学”,也不能“形式化”。“时间”不可分割,但“时间”与“自由”皆有“度”。“自由”有“你我他”,“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同时这也是“存在”的状态———“人自由者”的一种特殊“存在状态 (Dasein)”。“人”作为“Da sein”是“有死者会死者”,以“死”来划分“时间”的“维度”。“生死”这一过程,就是“自我”的“现时在世”。然而,“死”仍提示着“他者”。在“Dasein”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度”中,“未来”居于核心的地位。“人”作为“自由者”,是“创造者”。“自由”的“创造”,使“非存在”成为“存在”。“自由”之“创造”,使“未来”成为“希望”。“希望”又使传统哲学范畴的地位发生变化,“可能性现实性”如同“自由必然”一样在理解上有所推进。     

论民事诉讼中正义与效率的紧张关系--以和解为例,兼论我国和解制度的完善

构建和解制度是缓解诉讼正义与效率紧张关系,实现实质正义的重要方面.比较我国和国外和解制度,可以发现,我国关于和解制度的规定流于简单,在操作中较随意,以致对和解行为的监督和补救带来不便.为此,从法律的内生性资源中寻找解决民事诉讼中正义与效率的紧张关系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途径.